重拳出击-周恩来在9•13事件之后

    接下来，一个更为关键性人物的身影日夜徘徊在周恩来的脑海之中。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而后又被林彪的“一号命令”逐出中南海到江西新建拖拉机厂进行“劳动监护”的邓小平。

    然而，邓小平不同于一般“靠边站”的老干部。“揪出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直被当作“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加以宣传。要“解放”邓小平，客观上就意味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而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当时是毛泽东所不可能允许的。

    因此，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确实是一个敏感又敏感的问题。必须寻找恰当的时机，使其“水到渠成”。

    最重要的是要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不过，周恩来也清楚：邓小平虽然被“打倒”，但毛泽东对邓小平在政治上还是有所保留，寄予希望的。

    在打倒邓小平的时候，毛泽东几次讲过：要把邓小平与刘少奇区别开来，要把刘、邓拆开来。

    毛泽东甚至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邓小平出来。

    现在，林彪覆亡了，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邓小平。从林彪灭亡后毛泽东的一些谈话看，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机不会太远了。这些，周恩来都是很清楚的。

    在接见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毛泽东说：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彪、陈伯达他们搞的。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指着叶剑英对代表们说：“你们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那个王、关、戚，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

    这表明，经历了林彪事件后的毛泽东对过去被打倒的一些老干部的看法已开始出现了变化。

    1972年1月6日，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一伙攻击、陷害的陈毅元帅在北京溘然长逝，到1月10日下午陈毅的追悼会即将开始之际，毛泽东突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这次追悼会上，一个更为重要的信息是，毛泽东动情地拉住陈毅夫人张茜的手，不仅高度评价“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是立了功劳的”，而且还提到邓小平，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把“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问题说成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毛泽东在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上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

    周恩来在一片低沉的哀乐声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他期待已久的信号。他当场暗示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传出去，为邓尽早“复出”先造舆论。

    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传出去，扩大这一谈话造成的影响。

    1月24日，周恩来和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北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等人的面赞扬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林彪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

    周恩来还指出：听说有的地方还在讲“二月逆流”，现在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这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听到那些违背中央指示的话，为什么不批驳？在一旁的江青脸上火辣辣的。

    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周恩来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介绍邓小平：“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邓小平听到了周恩来埋藏在心底多年的话：“张春桥是叛徒，主席不让说。”

    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在新建拖拉机厂全厂职工大会上默默地听完了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兴奋地说：“林彪不死，天理难容”。随后，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批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罪行，同时也表示：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

    毛泽东批阅了邓小平的来信。

    但是，就毛泽东来说，要让邓小平马上重新出来工作，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首先，邓小平是作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的，要重新启用邓小平，就必须对此有个交代和解释。其次，林彪虽然覆亡了，但中央文革的人对邓小平出来工作也是极力反对的，而毛泽东要贯彻他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还要依靠中央文革这些人。对此，毛泽东也不得不有所考虑。

    对毛泽东的这种两难处境，周恩来是最清楚不过了。周恩来能够做的，就是看准毛泽东的意思，积极推动，并加以落实。但这个弯还不能转得太急，急了反而不利。要等待时机。

    1972年8月1日，在江西新建拖拉机厂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传达后，邓小平又一次提笔给毛泽东写信。

    邓小平在信中揭发和批判了林彪集团的罪行，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再次明确提出了出来工作的请求。信中写道：“在去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5年多快6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敬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