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静悄悄的危机
在以前的奥运会比赛中,美国队很少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现在看来,美国人应该逐渐适应这种情况了。
    ——摘自2004年8 月17日美联社发自雅典奥运会的评论文章,题目是《美国男篮以微弱优势战胜希腊》
中国人现在对我们国家处在衰退态势中深表同情。很多中国朋友向我提及了他们的谚语:“富不过三代”,他们难以理解美国为何变得如此的无秩序、无理智和无节制。“莱温斯基丑闻”在他们眼中是一种难以理喻的时间浪费,他们过去的皇帝可以有成千个妃嫔。中国人同样惊叹美国人允许自己借贷泛滥,让公立学校赤字运行,而媒体只对喂食管、影片《十戒》和如何做到多吃不胖感兴趣。
    ——美国商业协会中国理事会前主席詹姆斯。麦克。格雷高(以前是一个驻华记者,现在在中国经商)在2005年7 月31日《华盛顿邮报》如此写道。

    现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正在和美国展开激烈的竞争,而这种竞争与其他国家男子篮球队同美国男篮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已不相上下的场面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众多NBA 明星组成的美国男篮,在输给波多黎各、立陶宛和阿根廷后,只拿到铜牌,垂头丧气地打道回府。在此之前,美国男篮在现代奥运会历史上只输过一场比赛。曾记否,美国当年指派全美高等院校体育协会的学生球员参加奥运会篮球比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学生球员足可以摆平其他国家的全部参赛队伍。再往现后,挑战出现了,我们开始派出职业球队出征,而职业球队也逐渐受到挑战。
    因为其他国家的球队在不断地学习,知识技术的传播越来越快。其他国家球队的教练可以从因特网上下载美国球队的训练方法,并通过卫星电视在自己的起居室里收看NBA 比赛。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可以通过ESPN体育台观看精彩场面的录像。
    由于导致世界变得平坦的因素相互交织,大量的初露锋芒的篮球天才从世界各地来到了NBA 的赛场,这其中包括许多来自中国、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的球员。当奥运会开始时,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用他们在美国磨练出来的技术为国家队效力。所以,20年前美国在奥运会篮球赛场上的优越感现在已经荡然无存。NBA 的技术水平正日益变成香草冰激凌。如果美国想继续在奥运会篮球比赛中保持统治地位,我们必须在技术上再上层楼。过去的标准已经成为历史。如同IBM 的乔尔。
    考利对我说的:“球员一个个单挑,来自立陶宛或波多黎各的篮球队员还不能与美国队队员相抗衡,但是当他们团结在一起整体作战时,当他们之间配合的比美国队更流畅时,其对美国队是极具威胁性的。”
    2004年8 月26日,体育专栏作家约翰。范因斯坦在美国在线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美国男篮的表现是其他国家篮球队水平提高和美国篮球水平下降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篮球水平的下降又是两种长期趋势发展所导致的。
    第一个趋势是篮球基本技术的退化。美国的孩子们只是想通过投三分球或者扣篮得分——这些场面你可以从ESPN体育台的精彩场面回放中看到——而不是踏踏实实地学习如何精确地传球、如何找到空档在拉扯中跳投或者摆脱大块头上篮。这些技术需要经过大量艰苦的训练才能学会。范因斯坦说,今天这一代美国球员崇尚的是玩的精彩,而不是技术的基本功,他们变得越来越急功近利。“当世界其他国家的球员逐渐进步的时候,越来越多的NBA 球员对参加奥运会比赛提不起精神来,”范因斯坦说,“自1984年以来,我们已经有了很大改进,当时鲍勃。奈特告诉查尔斯。巴克利,他出现在奥林匹克训练营时体重不能超过265 磅(1 磅=0.373千克),而巴克利最终的体重是280 磅(1 磅=0.373千克),奈特把他刷了下来。现在组建奥运会男篮队伍的教练甚至不会检查‘巴克利’们的体重,他会派一辆大型高级轿车到机场去接球员,如果球员要求的话,他们还可以在去宾馆的途中在唐肯快餐连锁店逗留……世界变了,美国篮球界发生的变化却不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约翰。范因斯坦的话放在美国工程技术领域同样适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至今天的美国让我想起了一句老话——富不过三代。
    第一代人是艰苦的创业者,通过创新发家致富;第二代人守住了所有的财富;第三代人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变得肥胖、木讷和懒惰,慢慢地挥霍着祖辈留下来的遗产。我知道这种话太尖刻,而且过于泛泛,但是不管怎样,确实多多少少有些道理在里面。美国社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变得飘飘然起来,那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代人成长起来的时候。因特网带来的繁荣给很多人留下了一个印象——不必通过繁重的劳动一样可以致富。你只需拿到MBA 学位、快速实现首次发售股票或者签一份NBA 合同,就可以一劳永逸,不用再担心以后的生活。但是当我们正在欣赏自己创造出来的平坦世界的时候,大量的印度人、中国人和东欧人正在盘算着如何利用平坦世界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是唯一没有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经济体,因为在过去40年里,我们没有经历过严酷的竞争。这使我们在各个方面成为世界领头羊的同时,也让我们滋生了自满情绪,想当然地认为一切都应该是美国的。近几年,这种状况甚至发展成为一种趋势——吹捧消费者而不重视辛勤劳动、投资和战略思考。当我们遭到恐怖袭击以后,对于总统来说,这是一次号召人民更多地关注国家财政、能源、科学和教育等我们一直疏于重视的方面的绝好机会,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内,这种机会很难得。然而我们的总统没有像当年肯尼迪那样做,相反,他号召我们去消费。
    在前几章,我指出了为什么古典的经济理论和美国经济内在的强大实力使我相信:如果我们挽起袖子,做好迎接竞争的准备;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仔细思考如何提高自己的技能和更多地接受教育;如果我们持续不断地对技术革新进行投资,那么美国人就用不着担心世界平坦化的到来。这一章是分析为什么我们没有做这些事情,以及如果我们不改变现在的状况,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将会有什么事发生。
    事实是,我们现在正处在危机之中。但是这场危机发展得十分缓慢,十分平静。
    “这是一场静悄悄的危机。”雪莉。安。杰克逊说。雪莉。安。杰克逊是2004年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同时她还自1999年起至今一直担任斯利尔理工大学的校长(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科技大学,建于1824年)。这场静悄悄的危机正在逐渐地侵蚀美国的科学和技术工程基础,而这些正是美国人得以不断创新并提高生活水平的来源。
    “天还没有塌下来,一时半会儿不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事情,”杰克逊说。这位受过物理学训练的科学家仔细地斟酌着她的用词:“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技术革新的领头羊。美国开设有最好的研究生课程,有最好的科学基础设施以及把知识转化为利润的资本市场。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美国的科技界,一场平静的危机正在酝酿。我们要把自己放在全球的环境中,要看到所有与美国竞争的国家不仅头脑清醒,同时还在与我们进行着马拉松比赛,可我们只是短跑成绩优秀。”
    雪莉。安。杰克逊知道她在说什么,因为如同其他人一样,她能够以其职业生涯做例子证明为什么美国在过去50年里如此繁荣,以及为什么在下一个50年里,美国的辉煌将不复出现。杰克逊是一名非洲裔女性,1946年出生于华盛顿特区。
    她在一所种族隔离的公立小学接受了启蒙教育,后来由于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控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中的裁决,她又成为公立小学中第一批受益于反种族歧视政策的黑人孩子。
    当她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能够得到更好的学校去读书的时候,前苏联于1957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于是美国政府全心致力于把美国年轻的一代培养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这种趋势在肯尼迪总统宣布实施载人航天计划后变得更为强烈。当肯尼迪总统谈到要把人类送上月球时,雪莉。安。杰克逊是正在聆听总统演讲的千百万美国青年之一。她回忆说:“总统的话,鼓舞了我,帮助并推动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成长为科学家、工程师和数学家。”而他们在这些领域所做的突破和创新已经远远超过了载人空间计划的原先要求。“空间竞赛实际上是一场科学竞赛。”
    感谢种族歧视的废除,杰克逊的灵感和理解力得到了发掘,她最终成为第一个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非洲裔美国女性(她的专业是基础粒子物理理论)。从那时起,她在AT&T的贝尔实验室工作了很多年,并在1995年被克林顿总统任命为核管制委员会主席。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杰克逊开始发现对像登月竞赛这种国家面临的挑战感兴趣的年轻美国人越来越少,很少有人在对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着迷。在大学里,她注意到,学习理工专业的学生人数一直增长了几十年,并在1993年达到顶峰,尽管最近有些进展,但今天的人数仍然低于十年前的水平。所以在杰克逊这一代之后,相对于国家的需求来说,理工人才后备力量变得越来越薄弱。到杰克逊开始担任斯利尔理工大学校长,并把其全部身心扑在重振理工专业队伍上时,她意识到,一场完美风暴即将来临,这场风暴将对美国经济健康产生长期危害,于是,只要有机会,她就会尽自己所能就这个问题大声疾呼。
    “‘完美风暴’这个词来源于1991年10月的一次气象灾害,”杰克逊在2004年5 月的一次谈话中说,“当时一股强大的风暴蓄积了大量的能量,蹂躏了大西洋地区,造成了巨大的人员死亡和财产损失。这个事件后来被写成一本书,继而被拍成电影。
    尽管负责观察这种现象的气象工作者强调,多种因素汇合在一起形成巨大破坏里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但与此相似而且更糟糕的情况就在眼前,它很可能会阻碍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这种‘风暴’的作用力是多重的、综合的,来自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社会方面。“每一个方面的作用力都有相当的负面作用,而当所有作用力结合在一起,它们会具有极强的破坏性。”100 年以来,美国将第一次发现它在科学探索、技术革新和经济发展方面落在了其他国家的后面。“知识总是很重要的,在当今时代知识更是举足轻重。正如经济学家杰弗里。
    萨克斯指出:17世纪科技革命开始之前,任何地方任何人实际上都为生计奔波。
    但随着300 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温饱早已不是生活的标准。蒸汽动力、机器、电力和现在的计算机和因特网已经使得个人进行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因此,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现在正让位于精英时代。趋于平坦的世界把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工具带到更多地方和带给更多人种。随着工具的商品化和普及化,对于国家和企业来说“唯一的求生之道”是其人民和雇佣者的才能和企业家精神。商业战略家约翰。黑格尔如此说道。
    经济活动总是可以双赢,但是最大赢家会是那些最善于以最快速度吸纳精英的人。
    以上就是我一再坚持的,在平坦化世界里具备下面三个基本要素的国家才能急剧积累财富:和平坦世界高效快速连接的基础设施;为了其人民从事创新和高附加值工作所需要的良好教育计划和知识技能培训体系;良好的政府治理结构(正确的税收政策,恰当的投资贸易法律法规,对研究的有力支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最重要的是有感召力的领导——能够游刃有余地带领人民应对平坦化世界中的潮起潮落)。
    不幸的是,美国在所有这些领域的发展都存在严重的不足。在冷战时期,导致美国忧心忡忡最深的根源是所谓的美苏之间的导弹数量差距。这种差距从外部威胁着美国。今天,我们则对美国在基础设施和教育方面与别国的差距表示忧虑。
    在平坦世界里,这些差距对美国是一种来自内部的威胁,这是美国讳莫如深的秘密。如果我们继续忽略这些事实,危机就已经不再是平静的了,杰克逊说:“它将成为真正的麦科伊。”
    讳莫如深的秘密之一:数字的差距数字的差距是第一个秘密。受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威胁和肯尼迪总统的鼓舞而投身于自然科学研究的那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接近退休的年龄,如果美国仍然想保持其首屈一指的经济地位,那么将难以找到足够的合格的后备力量来填补这些人员退休后空出的岗位。根据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一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40多岁了,而且平均年龄还在稳步上升。
    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为例。2004年3 月21日,《今日佛罗里达》报对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档案(其中包括美国肯尼迪空间中心)进行了分析,发现以下事实:国家航空航天局的18146 人里,几乎40% 的人达到或超过50岁。这些在政府公务部门工作了20年的人员有资格提前退休。22% 的工作人员达到或超过55岁。超过60岁的工作人员人数与小于30岁的人员的人数之比是3 :1.只有4%的工作人员小于30岁。
    考虑到国家安全的因素,该部门中的很多工作岗位只招纳美国公民。然而,一份2003年的GAO 研究结果显示,国家航空航天局很难雇用到符合其要求的工作人员,越来越多的人不具备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中所需要的扎实的自然科学、工程学和信息技术等知识。国家航空航天局管理者肖恩。奥基夫于2002年在国会证实:“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我们了解和保护地球、探索宇宙以及寻找外星生命的使命不得不中止。”
    由前宇航员和参议员约翰。格伦主持的面向21世纪国家数学和自然科学教育委员会发现,在美国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教学队伍中,有2/3 的人将于2010年退休。
    从传统上来讲,我们主要通过在国内加强教育和从国外引进人才两种方式来弥补国家在工程师和科学技术人才的短缺。但是最近,这两种渠道都出现了干涸的迹象。
    每两年,国家科学委员会都会对有关美国科学技术发展动向的一组广泛的数据进行监管,这些数据被当作美国自然科学与工程学发展的指示器。在分析了2004年的数据后,国家科学委员会发现:“我们观察到,身为美国公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在下降,而需要这种专业背景的工作岗位却持续增长,这种现象令人担忧。”这种趋势会威胁到国家经济福利和安全。国家科学委员会还补充说,如果这种趋势还将继续的话,有三种情况将会连锁发生:“需要具有理工专业知识背景的工作数量将上升;能够胜任这种工作的美国公民的数量最多与现在持平;对其他国家相关人才的利用率将下降,其原因或者是由于考虑到国家安全因素对他们进入美国采取限制措施,或者是由于全球各国对这种人才的争夺使我们难以得手。”
    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报告还发现,美国18岁到24岁的青年人中,接受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教育的人数已经跌落到世界第17位,而30年前,我们在世界上的排名是第3.报告指出,2003年,在全世界授予的280 万个理科和工科学士学位中,有120 万个被在亚洲各大学学习的亚裔学生获得,83万个给欧洲人获得,美国的年轻人只得到其中的40万个。特别是在工程学专业,亚洲各大学现在每年培养的本科毕业生数量是美国的8 倍。
    “而且,如果与有些国家相比较,上述的比例差距会更大。”雪莉。安。杰克逊说。在中国,每年理工类专业学士学位的颁发数量占其颁发的所有学士学位数量的60% ,在韩国这个比例是33% ,中国台湾地区的比例是41% . 相比之下,美国的这个比例还保持在大约31% 的水平。国家科学委员会说:“美国一直以来依靠其人民的发明与创新来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具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知识背景的劳动力的充足供给是保持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但是,即使我们立刻采取措施改变当前的不良趋势,也只能在10年至20年之后看到效果。”2004年毕业的获得理工专业学位的劳动力应该在14年前,当他上中学时,就选修必要的数学课程,这样才能为其今后的专业学习奠定基础。所以,今天一些中学生如果作出相同的选择,至少要到2018年或2020年,才能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如果现在不改变这个发展趋势,到2020年我们会发现,美国研究与教育机构的革新能力已经受到损害,失去了相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领先地位。”国家科学委员会说。
    “更糟糕的是,这种人才短缺发生在世界趋向平坦的过程中。美国国内需求具有理工知识背景人才的工作岗位每年的增长率是5%,”国家科学委员会说,“相比之下,其他工作岗位供给量年均增长仅1%多一点。”2001年“9.11事件”
    以前,劳动统计局指出,需要理工技术的职业增长速度是其他所有职业增长速度的3 倍。不幸的是,根据国家科学委员会的报告,现有理工技术人员的平均年龄正在上升。
    “许多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些人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6~1964年间美国生育高峰时期)进入科技劳动力大军的人们预计将在未来20年内退休,然而在这些人的孩子们当中,选择像他们父母们一样专业的人数却远不如几十年前那么多。”国家科学委员会说,“此外,选择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女性比例从1993年至1999年下降了4 个百分点。”国家科学委员会2002年的数据分析还显示,美国授予的理工专业博士学位从1998年的29000 个下降到1999年的27000个。美国工科专业的大学生总人数在20世纪80年代到1998年之间下降了12个百分点。
    然而,美国理工专业的劳动力大军人数的增长率还是比理工科学位的增长率要高一些。原因是很多国外出生的理工专业毕业生移民到了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出生的学生在美国大学理工专业学生中的比例持续稳步地上升。同样的趋势也可以在工作领域体现出来,国家科学委员会说,从总体上看,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4% ,随后的10年里,拥有学士学位的国外学生在美国理工类工作岗位中占的比例从11% 上升到17% ,如果是硕士学位,这个比例从19% 上升到29%,而对于博士学位,则是从24% 上升到38% . 通过把国外出生并在国外接受教育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吸引到美国,我们不仅可以保持美国理工类劳动力的增长,同时还不必承担为此支付的长期教育成本。
    与此相反的另一种趋势是,由于世界变得平坦,世界各地彼此连接的更加紧密,即使外国人不移民到美国,也可以为美国从事革新工作。他们可以为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公司干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工作,在得到体面的收入的同时还不必离开自己的家。
    “所谓全球化就是在他们的家乡为其创造工作岗位,”国际教育协会会长艾伦。古得曼说,“所以他们会说,‘我还是觉得自己的家乡好,我在自己的家乡生活比在纽约更舒服。’以前,他们的家乡没有实验室,不能连接到因特网,而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他们在家里就可以把工作搞定。这种趋势甚至在‘九一一事件’导致的签证困难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大约在2000年,人才外流取代了人才流入。”
    国家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他国家增加了对理工专业教育领域和理工类人力资源的投资,而且其增长率要高于美国。1993年至1997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包含有40个高度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国家需求理工类专业人才的研究工作岗位增长了23% ,是美国11% 的2 倍还多。”另外,该研究还表明,自“9.11”恐怖袭击以来,由于国内增加的安全限制和国外申请者数量的下降,美国为国外留学生和理工类人才发放签证的速度更慢了。
    2001年,美国政府为外国留学生发放签证的数量比2000年减少了20% ,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个比例还在增加。当各个大学校长们告诉我,2004年的情况有所好转,美国国家安全部正在试图为外国留学生和科学家加速并简化办理签证的程序时,大量的损失已经无可挽回,无论外国留学生和科学家在哪个领域工作,都会牵涉到国家安全因素,这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一块心病。难怪《纽约时报》教育专栏作者萨姆。狄龙在报道中说:“今年美国研究生院接收到的外国留学生申请下降了28% . 研究生院中外国留学生的实际注册数量下降了6%. 今年秋天发布的一年一度的调查显示,30年来,在美国攻读本科、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所有外国留学生的注册人数首次下降。与此同时,英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学注册人数在快速增长。今年中国申请攻读美国研究生的人数下降了45% ,而一些欧洲国家则宣布中国留学生的注册人数猛增(2004年12月21日)”。
    一些分析家认为单纯地比较印度、中国和美国的理工科毕业生总数可能会是极大的误导,因为不尽准确的统计难以获得,而且忽略了工科学位在不同国家中“含金量”
    的不同。比如,2005年12月杜克大学理工学科管理项目的研究,以“工程技术人力资源外部替代的框架性研究:将美国置于与中国和印度同一游戏场”为题。
    该报告指出印度和中国的数据经常包括没有受过严格训练的两年或者三年专科毕业生,而美国的数据仅仅是特指训练严格的四年制学士毕业生。杜克大学的研究还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理工科毕业生:创造型工程师和操作型工程师。创造型工程师是那些能够进行抽象思维和利用科学知识高水准解决问题的个人。这些工程师通常经过至少4 年的理工学科教育计划的严格培养,他们的工作不容易从外部获得可替代的人力资源。而操作型工程师通常是接受同事、技术人员的教导,或是文凭式教育而不是严格的学士学位教育。他们可能具有理工科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却没有经验和能力利用这些知识解决更大的问题,他们的工作很容易找到可替代的人力资源。杜克大学的研究结论认为,美国相比印度和中国,仍然培养较高比例的创造型工程师和电脑专家,因此,仍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
    但是,我仍然要给这个研究的结果中加入以下忠告。首先,美国的大学里工科学位不仅授予美国居民,还有很多的外国学生,他们将回到各自的祖国。其次,的确,中国和印度理工科学位的平均水平可能没有美国四年制正规培养的毕业生水平高,但是应该认识到:有更多的印度人和中国人(比例比美国高出很多很多)
    正在本国或美国大学学习自然科学、计算机和工程学。在平坦化世界中,先进的知识传播总是很快。
    因此,我毫不怀疑在未来20年中,中国和印度理工学科本科学位的平均水平会紧紧跟上美国的水准。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趋势的发展,而不仅是今天的片断。
    讳莫如深的秘密之二:教育的差距——来自高层导致数字差距的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我们在教育方面的差距。我们没有给我们的孩子们提供良好的教育,或者说,没有对为孩子们提供关于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等方面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
    看看一年一度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学大奖赛,大约40个国家每年通过大赛组委会设在本地的分支机构提名参赛人员。根据英特尔公司的统计,2004年这个赛事吸引了大约50000 名美国孩子参加。而当我在一次访问中国期间,询问英特尔中国区总裁陈伟锭关于中国的参赛情况时,他告诉我:“中国现在国内进行大赛的选拔赛,几乎每一个省都会派学生参加选拔。在中国,有600 万孩子参与竞争,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入到最后的决赛……”中国人对这个比赛非常重视。
    那些被选中参加最后阶段国际比赛的孩子被允许免试进入大学学习,而且可以随便挑选进入国内的一流大学。在2004年的比赛中,中国共获得了35个奖项,比其他任何一个亚洲国家获得的奖项都多。这些奖项中包括三个全球最高奖中的一个。
    难怪美国各地所有的教师都要阅读的杂志《教育周刊》刊登了一篇题目为《移民儿童的数学和自然科学成绩名列前茅》(2004年7 月28日)的文章。这篇文章写道:“美国政策国家基金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自然科学成绩最优秀学生中的60% 和数学成绩最好的学生中的65% 来自于新移民到美国的家庭。这份调查所依据的数据是:最近3 年各个学校竞赛中获奖者的名单,英特尔公司的科学人才调查,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大赛以及物理比赛的美国代表队成员组成。”这项研究的作者把移民家庭学生“的成功部分地归功于其父母要求孩子科学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许多移民家庭的父母鼓励自己的孩子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他们坚信掌握了这些知识会增加孩子们将来在职场上的竞争力,从而避免偏见和缺乏人际关系对他们的影响……
    接受调查的很多学生的家长是持向职业技术人员发放的H-1B签证来到美国的。
    “这项研究的作者斯图尔特。安德森是基金的执行董事,他认为美国政府制定的过分限制移民流入的政策是有风险的,有可能导致科学技术人才持续稳定流入美国的停滞。文章举了安德烈。蒙泰亚努的例子:安德烈。蒙泰亚努的父母5 年前从罗马尼亚移民到美国,他从7 年级开始接受美国教育。当时安德烈。蒙泰亚努发现,美国7 年级课本中的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时曾相识,原来,他在罗马尼亚读4 年级时就已经学过了同样的内容……
    每隔4 年,美国都要参加国际数学和自然科学发展趋势的研究。这个研究把所有学生分成3 组:4 年级、8 年级和12年级。最近的研究设计了大约50万名学生,涵盖了41个国家,使用了30种语言,这使其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和最广泛的关于教育水平的国际研究。
    2004年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关测试是在2003年做的),美国学生的成绩只比2000年有略微提高,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美国的劳动力在科技方面的竞争力要弱于紧盯着它的对手国家。2004年12月4 日,美联社报道说,美国8 年级学生的自然科学与数学成绩自1995年第一次测试以来已经得到提高,但是这些提高主要来自于1995年至1999年之间,也就是说,最近几年的提高微乎其微。当然,这4 年的提高使美国获得了相对于其他国家更高的排位。可令人担心的是,美国4 年级学生的成绩却从1995年起停滞不前,既不上升也不下降。结果,相对于取得进步的国家来说,美国的排名反而落后了。负责组织这次研究的波士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联席主任艾娜。穆利斯告诉美联社说:“亚洲国家在高级阶段的自然科学和数学教育方面稳步前进。”例如,测试结果表明,44% 的新加坡8 年级学生的数学水平达到高级阶段,中国台湾地区的比例是38% ,而美国的这个比例仅为7%.另一个旨在对学生素质进行评价的国际教育测试也于2004年12月得出结论:15岁美国学生应用数学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2005年,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院和美国医学科学院的一份题为《风口浪尖上》的报告,可以部分解释上述现象。研究表明,在1999年只有41% 的8 年级学生接受毕业于数学专业的数学老师的指导,大大低于77% 的世界平均水平。尤其在美国高中的教育中,看上去似乎像一个黑洞,无情地打击着年轻人的兴趣发展,尤其是对想选择自然科学的女学生。
    2005年10月,我和我妻子去纽黑文参加耶鲁大学家长周末会,和女儿、女儿的室友和其中一个室友的男友一起吃比萨午餐。我坐在那位男士的对面,他叫艾瑞克。斯特,24岁,在耶鲁攻读纳米生物工程博士学位。艾瑞克正是美国教育体系所应该大量培养的年轻人。他的祖父是一个手表工程师,他父亲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博士和教授,他很小的时候就对自然科学产生兴趣,尤其是他看到了父亲的实验室并曾和祖父一起制造零件。他上高中的时候,是西屋(Westinghouse )
    科学大赛的决赛选手,在耶鲁获得学士学位,随后进了研究生院。目前,他在一个政府资助的项目中运用纳米技术监测空气中的毒素成分,这在应对恐怖活动中将会有广泛运用的前景。我和斯特很快谈到了关于美国当代自然科学的教育。
    他一开始便提及在座的5 位耶鲁大学本科女生,“看看在座的各位,我和这些聪慧的女生一起吃比萨饼,可惜她们并没有一人与我一样从事自然科学。”5位女生都是学人文学科的,为什么?我问斯特。他认为这涉及很多原因。首先,“人们愿意做有乐趣的事情。但是像代数或背诵乘法规则表完全是没有意思的事情,但这些基础知识是大一新生的必修课,这些东西简直是无聊透顶而且好像毫无用处。其实,只有到了高年级,你才能得到所谓的乐趣,但是前提是掌握这些无聊的基础知识。而现在的文化就是直接奔乐趣。”
    提及耶鲁,斯特告诉我:“我喜欢耶鲁,但我的朋友中甚至没有人对我做的东西感兴趣,如果我要和他们交流我做的事情,我不得不把它讲得很有趣。耶鲁的工作是‘制造’总统,而不‘生产’科学家。而且总统们并没有认识到科学的价值,没有比布什更好的典型了。最近我参加一个婚礼,我大学时所有伙伴现在都是投资银行家,他们讨论他们挣了多少钱。我也开始算计我挣了多少,结果是:一周工作80小时,而1 小时报酬为3 美元。但是,我从来没有让金钱左右我的思维方式。”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想成为律师的年轻人人数开始超过想成为工程师的年轻人。接着,随着因特网的繁荣,在90年代,那些想就读于商业学校获得MBA 证书的年轻人数量以压倒优势盖过了想成为工程师和律师的人数。
    斯特认为虽然其他国家致力于数学基础设施建设并从教育系统更具创造性的教育方法中受益,但美国的文化还是培养了一些最具创造力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斯特强调说,这正是为什么美国小孩必须改善他们在数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基本技巧,同样,我们也必须加强自然科学的基础教育,从而保持和激发孩子们的创造性。他认为公立学校取消艺术和音乐课程简直是疯狂之举。“我生活中所获得的创造性思维和工作理念,很重要的一个渊源就是音乐。我是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基于这点,我领悟到的是努力独自做好自己的工作,而不是像一个体育团队那样。这同时也引导你运用新的方法阐释你的计划和灵感。”感谢美国的社会能够“生产”出像艾瑞克。斯特这样的年轻人,但是我们不能存有幻想:他和他的同事仅是越来越小的一个少数派。斯特补充道:在当今的美国,很多人最大的希望是成为一个医生、律师或银行家,而不是工程师或科学家。他担心的是创新的根基从何而来?
    “我们出口的是自己的优势要素,还是中国的优势要素?”他问道,“我想确信的是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贸易产品。”他又重新强调自然科学基础的重要性,“科学和工程技术许多是有关敬业精神的——不仅愿意掌握所有的基础知识,同时还要继续坚持一个哪怕已经失败了20次的实验。”留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亚洲的学生和美国最优秀“当一个中国的研究生在实验室遇上我并对我说,学生的敬业精神。‘你怎么这么努力’,这是我想得到的最大的恭维。”
    我希望更多美国的年轻人能够有这番感慨,但数据统计却恰恰相反,美国的教育问题不仅仅在数学和自然科学,美国学生简单的阅读和写作能力也在退步。
    2005年12月16日,《纽约时报》报道了美国大学毕业生英语读写能力的调查结果:大学毕业生在过去十年读写能力平均水平是明显下滑的。这是大学毕业生——而不是那些半途退学的家伙。2003年教育部进行的全美成年人读写能力测评,是考察美国成年人写作能力的最重要测试。《纽约时报》指出,“该测试还发现美国人在英语读写中的语法水平大幅下降,而黑色人种和亚裔却有明显提高。1992年进行的该项测试显示,40% 的美国大学毕业生读写能力是精通水平,可以阅读长篇复杂的英语文献和进行高难度的推理。在2003年的测试中,只有31% 的毕业生是精通水平,而毕业生总数为2640万……”格罗佛。J.白贝斯是教育部一个研究所的主任,他负责监测此次测评。
    他认为大学毕业生的读写能力是下降的,因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大量业余时间花在看电视和上网,“他们的阅读兴趣正在减退,而阅读正是能提高读写能力的有效途径。”
    讳莫如深的秘密之三:进取心的差距我们对电视、视频和网上游戏的喜爱有助于揭示第三个秘密——这是几个美国公司的杰出首席执行官悄悄地告诉我的:“当他们把工作转移到海外,公司不仅节省了75% 的工资成本,同时还得到了100%的生产增长率。”其中的一些原因是容易理解的。
    当你把一个在美国地位比较低、收入比较少的工作,如呼叫中心的接线员,转移到印度后,同样的工作就变成了高工资、高社会地位的岗位——公司的支付减少了,可是工人的干劲却比在美国更足了。一家总部在英国的跨国公司的美国籍首席执行官告诉我,“离岸外包不仅可以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同时生产质量和生产力的提高也是巨大的。”除了工资的支出压缩外,一个班加罗尔的印度工人经过再培训后,可以做2~3 个欧洲人的工作量,而且这些班加罗尔的雇员不享受10周的休假。“如果你认为离岸外包只是降低工资支出的问题,”他补充说,“你不会感到惊讶,但事实是,这些工人工作的太努力了,勤奋的让人害怕。”
    从印度回来后不久,一个年轻人在机场接我,他想和我谈论一下我写的关于印度的那些文字。我们聊得很开心,于是我要了他的名片,随后,我们通过电子邮件不断交往。他的名字叫迈克。阿尔盖洛,住在圣安东尼奥,是一名IT系统设计师。由于他从事的是高端的IT系统设计工作,所以并没有感到来自国外竞争的威胁。从事设计师的同时,他还教书。当我问他,我们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才能把竞争优势保持住,他给我发来了这个电子邮件:我在当地一所大学教书。看到许多学生不思进取地混日子。我感到非常沮丧。我已经教过他们6 个学期的课程,但只会考虑雇用其中的两个人为我帮忙。因为其他的学生缺乏创造力、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学习的热情。你非常清楚,印度人相对于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的最大优势就是他们讲英语。但是如果认为最高水平的印度开发人员比美国同行工作做得更好就错了。印度人的有利条件是他们可以对一个问题投入大量的人力。我曾经在工作中合作过的印度人都是最优秀的。他们同样都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并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这些人数量众多,如果你跟随我参加一天中的各种会议,你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一天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印度人打交道。大部分管理人员还留有这样一个印象,即所有印度人从事的全部是软件开发中的低端工作——软件各组成部分的汇总。但是一些像Linux 的技术的应用,已经可以使他们开始从事较高端的系统设计方面的工作了,而以前,这些设计方面的工作完全被美国人垄断。这些印度人掌握了沿着。技术链。往上爬的方法,并渐渐地达到了与美国人同样的高度。现在,智能与智能的对抗开始了,印度人咄咄逼人的态势令人敬畏。
    从技术的角度看,世界将变得越来越平坦(如果有可能)。我只在两个领域还没有看到印度人的身影,它们分别是网络设计师和系统设计师,但我心里清楚,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印度人是非常聪明的,在与系统设计师的交流中,在讨论IT方面的各种难题如何解决与协调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快速地学到他们想得到的知识。如果国会通过立法组织雇用印度的劳动力,那么一些大型软件系统将出现无人会操作运行的局面。不幸的是,在IT界,许多管理位臵上坐着的并不是技术型管理者,他们或许还意识不到这种局面的严重性。我只是一名信息系统方面的专家,不是经济学家,但我知道,一个高收入的工作岗位需要工人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经济体系中存在着高端工作岗位和低端工作岗位,但是许多人已经不具备从事高端工作的能力了。不求上进,不愿接受更高的教育,结果只能从事些低端的工作,收入自然不会高。这个道理再清楚明白不过了,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却执迷不悟。很多美国人想不出来,那些高收入的工作不由美国人来做,那么还有谁有这个资格呢?我把这种想法称作。美国人的幻想……
    西蒙〃考埃尔曾经对一些应聘的竞争者说他们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那些应聘者却不相信——不知你是否看到过那样的场面。我只求有一天,自己不要被那样不留情面却千真万确的话惊醒。
    但是如果没有更早的话,问题从高中就开始了。2005年夏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华盛顿州一个高中老师Malcolm Davidson的信。内容如下:亲爱的弗里德曼先生,我在华盛顿州塔克马市的一所私立高中教授五年级的阅读和社会课程。尽管许多学生来自不同的种族,受到良好的教育,大多数孩子还是来自白人、中上阶级的美国家庭。我最近刚刚看完了您的新书《世界是平的》。其中有两章的内容。三重汇合。和。静悄悄的危机。我在您写出来之前,就已经经历过了。读到这些让我意识到世界真的是平的。真得很希望在您写这两章之前就能与您分享我的想法。开家长会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工作,但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也会是一个文化的学习过程。两年前我开的两个家长会让我经历了世界的平坦化过程。一个会议是与Deven 和Swati Vora(猜猜Vora家是从什么地方移民过来的?)当讨论到他们的女儿Sonia 时,他们告诉我,他们认为学校没有留足够的家庭作业,而且也不够难。过了几天,我又与另外一个从西欧移民过来的家长Irena Mikeladze 会面,她想知道为什么她的儿子汤姆斯没有任何自然科学书,而且要学这么垃圾的科学课程。在连自然科学书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有竞争力呢?这两个家庭家长的态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国家特性,让我思索良久。不幸的是,很多白种的中产阶级的美国人却说,五年级的课程对于他们的孩子来说太难了,孩子们不可能做完作业,没有时间做一个真正的。孩子……足球、体操、音乐课程和晚餐挤占了他们的学习时间。一些家长甚至要求我和我的同事减轻这些孩子的负担。这些担忧过渡的家长们对他们的孩子设定的期望值很低,并且干预教学;他们认为万事皆好,从不要求更多。
    只要他们孩子做得还可以,并且能够得到乐趣,就算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们学校完全符合11/9的思维模式。作为一所学校,我们要与邻街或者邻镇的学校竞争。
    如果家长相信我们比其他的公立、教会、私立学校好,他们就会满意。但是正如您所写,我从这两个家长会中意识到,真正的竞争已不再是来自邻镇或邻州的学校。您是对的,很多时候我们读在自己欺骗自己。从理论上说,我们已经不再愤怒(除了在拉拉队,踢足球和彩票没中的时候)。我们洋洋自得,并且不断地惹麻烦。不幸的是,国家领导人还在想怎样才能让我们的孩子落在后面。堪萨斯和乔治亚州甚至像去掉达尔文课程,增加智能设计!如果某人将耳朵贴近平坦的地球,他就可以很清楚地听到来自海外的竞争。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们的目标将不能止于做当地最好的学校,而应该做全地球最好的学校。
    本质上,在世界开始变平坦化之前,整个美国就是一个孤立的小岛——一个鼓励创新、安全和收入不断增长的小岛。然后,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磁铁,吸引全世界的资本的智能源源不断地想其流去。而当你的货币变成世界货币,每一个人都在挖空心思想要在你家门口工作时,你就会开始将一切当成理所当然的了。
    亚洲国家不具备这些有利条件。2004年的冬天,我在东京与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喝茶。我和辜检测了一下我提出的“平坦系数”:所谓平坦系数是指这样一个概念——一个国家自身越平坦,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越少,那么这个国家在平坦世界中的处境就越好。在平坦的世界里,一个理想的国家是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因为没有自然资源的国家无依无靠,所以倾向于挖掘自身的潜力,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这些国家会设法调动起全体国民的干劲、创业精神、创造力和学习知识的热情,而不是热衷于挖油井。中国台湾地区在自然条件上,是一个位于台风频发海域的贫瘠海岛,除了当地人民的干劲、进取心和才华,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
    但是今天,它却拥有着世界排名第四位的外汇储备。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成功也都能够用同样地理由来解释。
    “我是美国籍中国台湾人,我的父亲是中国台湾人,母亲是日本人,”辜朝明告诉我,“我生于日本,并在日本接受了小学教育,随后移居到美国。中国有句俗语:学到手的和吃到肚子里的东西,别人是拿不走的。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老师就告诉了我这句话。我们永远不能像美国人和加拿大人那样生活,因为我们的自然资源十分贫乏。所以我们必须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并大量出口产品换回外汇。”
    随后,我读到一篇由《华盛顿邮报》的财经专栏作家兼记者史蒂文。皮尔斯坦从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发出的报道,该文章的名字是《欧洲的资本主义幕布》(2004年7 月23日),皮尔斯坦写道:“一块幕布从欧洲上空拉了下来,把欧洲分成两半。幕布的一边是希望、乐观、自由和对更好生活的憧憬,另一边则是惶恐不安、悲观主义、令人窒息的政府管制以及几种今不如昔的感觉。”皮尔斯坦说,“这个幕布区分了东欧与西欧,前者正在拥抱资本主义,后者则急切盼望摆脱掉东欧这个与自己分食的竞争者。”
    “然而,这一次,很可能是东方会赢。”他接着说,“你可以感觉到那里的能量和对胜利的期盼。资本和公司大量地进入到这个地区——不仅仅是一些大牌公司像庞把迪、西门子、惠普、丰田汽车和沃尔沃公司,还包括围绕这些公司形成的供给商网络。
    起初,大部分新的工作都是对技术要求不高的半熟练型工种。现在东欧的工人已经可以从事工程设计等方面的工作了,而这些工作主要是由该地区供应充足的大学毕业生队伍完成的……大公司到这里投资不仅可以降低工资支出成本,而且还因为这里的工人有向上的工作态度,愿意做一切必要的工作,即使某些工作的外包会减少工作岗位,即使需要工人在周末加班甚至改变休假安排——在西欧,所有这些毫无疑问会导致长达数月的抗议和谈判。西欧的那些人还没有明白,如果要保住他们现有的利益,需要做多少改变,西欧人面临的危险是巨大的。他们不知道情况变化的有多快。 .与其说是对财富的梦想,不如说是愿意努力工作的决心,愿意做一切必要牺牲的决心,和要改变所有需要改变的做法以缩小与西方差距的决心激励着弗罗茨瓦夫的人们勤奋工作。弗罗茨瓦夫的市长拉法尔。杜特凯维奇说:“荣誉感和坚定的信念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幕布另一边那个有限的社会对我们的进步感到如此恐慌。‘”
    讳莫如深的秘密之四:教育的差距——来自基层当你回顾20世纪前30多年的美国,你就会发现我们先进公共教育体系的根源,而在这个系统在平坦的世界中早已过时。20世纪早期,美国决定通过将权力和责任下放到当地教育委员会来搭建美国的教育体系。我们允许各个社区组织自己的教育子系统,决定其教学、课本等方面,还有自己的薪酬结构——而不是像大部分国家那样实行教育体系全国化或像德国那样实行州际化。“这一方式的影响是,全国的教育系统是由各地教育理事会拼凑起来的一个系统”,国家经济与教育中心主席马拉。塔克指出,这样,相对富裕的人们就可能组织一个“自税”区,将富人们自己联合起来,在交纳相对低的税率时,仍然可以使学校每个学生的平均预算水平较高。反之,相对收入较低的人们,则要交纳较高的税率,而花费在每个学生身上的预算却很低。
    同时,在这样的贫穷社区中,社会不稳定,很难对教育成果有较高的期待。
    塔克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高速公路建设补贴和房屋抵押贷款补贴创造了市郊卫星城。20世纪60年代学校中事实上还存在种族隔离,因为白人家庭大多摒弃了大城市移到郊外,留下的是种族隔离更加明显的城市(由于种族和阶层)。
    在所有这些战后发展起来的美国大都市周围,卫星城由于种族和阶级力量得到了“很好”规划,同时具备了相匹配的学校区。
    毫无疑问,最富有的学校区吸引了最好的教师、校长和课程设计者,以及教育需求最强的父母,而最穷的城区和校区相对应的是最差的教师、校长,还有穷困的必须从事三份工作才能养家糊口的家长(他们几乎没有时间辅导孩子的功课)。
    与此相比,其他工业国家是根据学校提供的标准课程来提供经费的,而这些经费是从国家财政预算中拨付。
    美国总是愿意并希望公立学校成为改变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媒介,贫困人群希望通过在公立学校学习提升自己,使自己有机会进入社会更高的层次。然而,因为经费筹集的不均衡性,现在美国许多地区早已今非昔比,公立学校很多时候得不到经费了。
    塔克补充道:“美国能够维持这个教育系统如此之长在于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大批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的确,我们在制造某些东西上效率十分高,我们那时教育着一批又一批可以从事大批量生产的劳动力,并向那些具有创造性的精英人才注入大量的资金。因此,如果你到一个私立经营学校或富人区的公立学校,你接受的教育更有利于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挖掘和培养,然而最差的公立高中仅仅提供给孩子们得到‘面包和黄油’的技能。如果现在也有很多能提供‘面包和黄油’的大批量生产的工作职位,支付不错的报酬,并且等在高中大门外,所有人过得也不会太差。”
    不幸的是,世界趋于平坦化,那些大规模生产的工作已经大量被自动化机器或外来人力资源所取代,对于没有知识的人而言,体面工作越来越少。比如,30年前,在许多美国城市,制造企业是最大雇主,而今变成了医药或技术研发中心。
    因此经费不畅、人员贫乏的高中学校走的都是死亡之路。“那里不再有未来,”
    塔克分析道,“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个能以更高水平教育我们年轻人的方法。
    如果你不提高他们的技能,那么低技能工人竞争的唯一途径就是降低他们的工资。“
    讳莫如深的秘密之五:教育资金投入的差距到现在为止,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仍然在大学阶段教授理工专业方面和建立大学研究基地方面占有优势。“但是,随着中国通过其不断改善的中学和大学教育体系把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培养成材,”巴雷特说,“10年后,中国会达到与美国相同的水平。我们不是在标划体积的刻度,我们在教育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尽头,对于各种各样的新思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所以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应平坦世界的要求,要么听凭对自然科学的投资下降。”
    英特尔公司董事长克雷格。巴雷特说:“如果美国的科技在将来还能够保持领先地位,不断创新并提供工作岗位,那么政府就应该对基础研究的投资负起责任来。”
    根据一个工作组2004年提供的关于美国技术创新对未来影响的研究报告,不幸的是,联邦政府拨给支撑GDP 的物理学、数学和工程学研究的资金在1970年到2004年之间下降了37% .2004 年11月,美国共和党主导的国会通过了2005年年度财政预算。
    其中为国家科学基金会编制的预算被削减了1.9%或1.05亿美元,而这个部门在联邦政府中的职责却是促进科学研究和资助更多更好的自然科学教育。当美国应该为国家科学基金会增加预算的时候,国会竟然砍掉了对科学研究的资助,历史会证明给我们看,那些人犯下了极为愚蠢的错误。2006年度财政预算在这方面的进展是细微的——2.4%的增长。能源部科技办公室——美国物理学研究最重要的资助者,在2005年只得到2.9%的预算增幅,在2005年仅增长0.9%,在扣除通货膨胀之后,实际上是一个“粗暴”的预算缩减。
    2006年1 月,全国总工会发布消息说,总统发誓要努力改变教育研究预算减少的局面,我们拭目以待。我们该做什么?2005年10月,国家科学院和美国医学科学院发布题为《在风口浪尖上》的报告,这是由科学家和企业家组成的专门小组调查研究后得出的报告。该报告认为,为了21世纪美国的发展,在未来7 年,美国联邦在研究领域的投资每年必须增长10% . 它同时还推荐了几个新的研究补贴项目(每个项目在未来5 年中每年获得50万美元的补贴),以资助大约200 个最杰出的年轻研究人员。
    在小布什上任之初以及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决定削减2005年国家科学基金会预算时,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维恩。埃勒斯在众人的附和声中提出了异议,他做出如下声明:“我理解在紧缩财政的前提下,做出这种选择是很艰难的。但我还是认为削减科学研究基金的做法很不明智。事实是2005年,需要自主的项目还在增多,这方面的支出还会增长。所以在保持财政约束的基础上,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拨款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不仅没有使我们的拨款增长率跟上通货膨胀的速度,而且还作出了南辕北辙的决定。这个决定忽视了国家的未来发展,是很危险的。我对政府选择做出这种决定的时机十分惊讶——此时此刻,其他国家的学生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比赛中不断地超过我们的学生,各国政府都在不断地增加对基础科学研究的经费——因而也很担心。如果没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我们是不能指望在国际竞争中夺回曾经失去的饭碗的。”
    维恩。埃勒斯说得不错。削减经费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了。根据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统计,自1992年以来,美国人撰写的科技论文在世界论文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下降了10% . 美国人在世界一流物理学杂志《物理评论》中发表的论文占刊登的所有论文的比重,从1983年的61% 下降到现在的29% . 现在,人们开始注意到大量的技术专利被亚洲人获得。1980年到2003年之间,日本在世界工业专利中的份额从12% 上升到21% ,中国台湾地区从0 上升到3%,相比之下,美国则从60%下降到52% . 国会议员为了得到支持,在各地高速公路项目大肆花钱已经有很长一段的历史,从今往后,让我们将钱用在试管项目上吧!以防美国在国家竞争中落后。
    讳莫如深的秘密之六:基础设施的差距一位在日本的美国前外交官托马斯。
    布莱赫,在2005年5~6 月期的《外交》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开头如此写道:在布什执政的前3 年,美国在宽频因特网使用上的全球排名从第4 位下落到第13位。现在,大部分美国家庭只有“基本”宽频设备,在发达国家中这是最慢、最贵而最不稳定的网络接入方式。
    在手机接入因特网模式上,美国落后的更多。这一境况无疑是布什政府在发展网络工程上的失职,实际上,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明确国家宽频发展政策的发达国家。自2001年布什执政以来,其政府认定的主要优先项目是:减税、导弹防御系统和反恐—而不是让美国在因特网创新上保持领先。实际上,布莱赫写了那篇文章以来,根据2004年的统计,情况已经变得更糟糕了。根据国际电讯联盟2005年4 月的数据,美国的宽频普及率从第13位下滑至第16位。国际电信联盟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12月31日,美国每100 个居民中有11.4个宽频用户,这还不到韩国的一半——韩国的宽频使用率是世界最高的,每100 个居民中有24.9个宽频用户。
    挪威、以色列和芬兰首次超过了美国的宽频普及水平。2005年4 月25日《国家期刊》报道,法国广泛运用宽频技术几乎让美国的名次进一步下滑。高速因特网在法国的普及率上升了1 倍,从2003年的每100 个居民5.61个宽频用户到2004年的11.2个用户,居于第17位,仅仅比美国的水平差1 位。
    在布什的前3 年任期中,布莱赫认为,布什总统仅仅提及宽频两次,而且仅仅是一笔带过。美国进步研究中心的马克。赖特在《发展报告》(2004年10月7日)中写道:“不仅如此,美国衡量宽频服务的指标还是200Kbps (Kbps,每秒千字节数,网络接入速率单位),早就不能跟上世界其他地方的水平了。”比如,在日本大概一个月支付10美元就能获得一个相当于200Kbps 的40倍速度的网络接入服务。在世界上,最聪明的国家和城市提供给它们居民的宽频服务不仅是最快的,而且是最低价格。
    为什么美国要小心?
    宽频技术和信息技术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们是全球最大的一个产业,而且它们对经济的每一个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和创新都是至关重要的。以简单而又可承受的方式与平坦世界受教育的人们联系越多,你能自动获取的知识就越多,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创新。而创新越多,生产出用于促进平坦世界发展的东西就越多。这将会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一个我们梦寐以求的发展促进方式。
    平坦的世界使得创新和生产更加具有效率,但是如果人们没有相关的基础设施或教育方法已获得知识,不能利用平坦化的优势和好处,微软首席技术官克瑞格。芒迪说,“那么,被打垮就会是迟早的事情。”
    底线当我问比尔。盖茨关于很多人认为的美国教育优势——强调创造力而不是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时,他对这种看法表现出全然蔑视的态度。按照他的观点,那些认为强调死记硬背学习方法的中国和日本培养不出来有创造力人才的观点是错误的,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人一样能够和美国人竞争。
    “创造力是通过接受测验激发出来的,”
    盖茨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不会使用乘法的软件开发者。 .谁设计了世界上最有想象力的电子游戏,是日本人。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他们是靠死记硬背的技能工作的人……在为我工作的最优秀的软件开发人员中,就有日本人。你必须首先要记住原有的知识,才能在其基础上拓展到更广阔的领域。”
    永远记住:来自年轻的中国人、印度人和波兰人的竞争不是把我们赶下悬崖,而是迫使我们上升到更高层次。他们并不想为我们工作,甚至他们根本就不想抢我们的饭碗。从创立公司的角度来说,他们是想统治我们,想要在未来建立公司,让全世界的人们都羡慕并争先恐后地为他们服务。他们决不会满足目前自己已经取得的进展。
    我曾经与一位美国籍的中国人聊天,他在微软公司工作,曾经陪同盖茨访问过中国。
    他告诉我,盖茨在中国的时候,强烈地感觉到了那些年轻人体内蕴藏的能量。
    人们扒着窗户、从票贩子手里购买高价票仅仅是为了听他的一席话。同样的情况,杨致远也遇到过,他是雅虎公司的创始人,在中国,人们对他的狂热就像对待摇滚歌星。
    在今天的中国,比尔。盖茨的人气超过了“小甜甜”——布兰妮。斯皮尔斯。
    在今天的美国,只有布兰妮。斯皮尔斯才是人们真正崇拜的偶像——这正是令人担忧的地方之一。
    难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比尔。布罗迪对我说:“我们学校自然科学专业的学生中,60% 来自外国,其中大部分又来自亚洲。4 年前的某段时间里,所有数学专业的学生都来自中国。然而,直到学校让这些学生担任助教时,我才了解到这些情况,因为他们中有一些人英语讲得不够好。”一名该校大学生的父母写信给布罗迪抱怨他们的儿子听不懂微积分学教授的课,因为那个老师的英语发音实在太差,并操着一口浓重的中国口音。
    不管美国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教育是如何缺乏,但人们似乎相信,只要能通过鼓励最好的学生发挥创造性思维就可以“弥补”。情况似乎如此。中国人会告诉你现在他们已经擅长制造下一代新产品、拷贝下一代新技术,但在想象下一代新事物方面还存在不足。可是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中国人现在充满信心地认为,他们最好的高三学生可以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超过美国学生,而且现在中国关注的是如何更多地激发年轻人的创造性、创新能力和活力。
    2005年10月,我访问北京,并拜访了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教育部大楼是北京最新和最漂亮的政府办公大楼,我和她在其办公室一起喝茶。她告诉我:“虽然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但是我们知识产权所有量却很少,中国过去的四大发明令我们非常自豪: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但是在其后我们并没有跟上发明创新的步伐,中国人有能力发明创新——而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到?我们需要回过头去反思。”
    吴副部长补充道:“今天我们正在关注的是如何培养创造性思维和企业家精神。”
    当然,行动难于言辞。培养创造性思维和企业家精神可能会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顺从”相抵触,但是文化是会变的,而且中国正在经历改变,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在美国和欧洲接受教育。
    “从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就已经选送一大批教师、学者和教授出国学习深造。
    他们经历了一个进化和变革的过程,而今他们在课堂上将这些变革的细节传授给学生们。
    现在我们看到世界正在改变,因特网让世界日新月异。 .我认为艺术将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艺术和科学统一起来,以让人们具有创造性和独立性的思维……在艺术和科学的融合方面,我们的许多教师并没有得到很好训练。“她给我的感觉像是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威尼。克劳校长。正是这点感觉,让我确信中国现在正致力于克服自身的弱势而开拓创造性思维,以跟上美国的步伐。
    可能实际的过程会比中国自己认为的要长很多。但是,当看到中国在一些领域的顶尖表现,我毫不怀疑中国可以到达它想去的任何地方。让我带你到微软亚洲研究院看看,这是比尔。盖茨在北京建立的研发中心。微软公司在全世界有4个研究中心:一个在英国剑桥,一个在他的总部所在地华盛顿的雷德蒙,一个在北京以及最近刚刚在班加罗尔建成的第4 个。比尔。盖茨告诉我:“如果以创意的质量为标准,微软北京研究院(现微软亚洲研究院)自1998年创立以来硕果累累,成为微软公司研究体系中最富有成效的股肱。”
    中国的大学开始排列座次,为了在顶尖的大学校园里占有一席之地,人们之间的竞争是十分残酷的。那些数学和自然科学成绩优秀的人能够在一流大学接受教育,或被外国公司雇佣。对于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说,能够在微软公司设立在北京的研究院工作是一件令人向往的事情,而微软公司的职员是这样看待北京研究院的:“记住,在中国,即使你有幸抓住百万分之一的机会脱颖而出,那么还会有1300个人同样做到这一点。”
    这种人才储备太庞大了,目前微软公司在北京的研究院正是以百万分之一的比例挑选人才。
    李开复是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并按盖茨的指示亲自创建了微软北京研究院。
    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通过什么方法招募研究人员呢?”李开复告诉我,他的团队奔赴中国各个大学,然后对具备博士水平的学生和职业科研人员进行数学、智商和编程测试。
    “第一年,我们先测试了2000人,”他说,“然后再利用更多的测试从这2000人中挑出400 人,接着是150 人,最后,我们雇用了其中的20人。”公司与他们每个人签订了两年的工作合同,并告诉他们,当两年的期限到期时,公司将根据他们以往完成工作的质量决定是否再与他们续签一份更长期的合同或由微软亚洲研究院颁发博士后研究证明。是的,你没有看错。中国政府确实授予微软公司建立博士后工作站的资格。最初雇用的20个人,有12个最终留了下来。第二年,几乎有4000人参加了测试。再往后,李开复说:“我们停止了测试工作。因为那时,我们的公司已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岗位,所有计算机和数学精英都想加盟……我们开始结识各大高校中的教授,这些教授会把他们认为最棒的人才介绍给我们,公司对这些教授十分信任,因为如果他们推荐过来的人不能胜任工作,他们自己也会丢面子。现在,顶尖大学里的顶尖教授不断地向我们推荐顶尖的学生。其中很多学生想去斯坦福大学或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但他们还是决定先在微软公司做两年实习生,因为这样微软公司会为他们提供推荐信,证明他们是麻省理工学院需要的人才。”
    李开复说,“他们把在微软工作看作是一生中难得的获得高收入的机会。这些青年人看到自己的父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他们曾经认为所能争取的最好前途就是当一名大学教授,做一些关于计算机方面的课题研究。教授的收入还是很可观的。现在,他们可以到微软公司工作,利用大量的计算机和其他资源专心进行研究。
    我们为他们专门安排管理人员,所有杂七杂八的事情由专人负责,这令他们难以置信。
    这些人每天志愿工作15到18小时,周末还主动加班,不休节假日。因为微软是他们的梦想。“李开复在来到微软公司以前,曾经在美国其它高科技公司里工作。他说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实验室中充满着如此的工作热情,仿佛这家公司还处在刚刚创业阶段。
    今天微软在中国的实验室里有200 名全职研究员。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沈向洋坚信只要有适宜的环境,中国人可以做出任何创新。在2005年计算机图形与交互技术国际会议上,来自全世界各高校院所、研究机构的98篇论文结集出版,而其中的9 篇来自北京,超过了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
    沈向洋说:“在1999年,我们只有1 篇论文,2003年有3 篇,2004年是5 篇,今年我们非常幸运有9 篇。”你看到了他们发展的态势了吧?
    另外,微软亚洲研究院已经为微软的产品贡献了100 多个新技术,从Xbox到视窗操作系统。近7 年来,微软亚洲研究院经历了一个跨越,但是,在微软的大门之外,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位中国记者问我,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中国落后多少?我开玩笑说:如果你不考虑创造性,中美高新技术的差距是3 个月。当我20年前读书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美国发生什么事情;现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小子们不管在什么时候往因特网传东西,中国的学生3 个月就能消化它们。但是在中国能创造这些东西吗?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主要是学习如何正确地做研究。在你有任何创造之前,你应该理解现有的东西。只要你具有这些基础,创造性便是可培养的。中国正要构建这一基础,因此,10年或20年你就会看到中国人写的高水平研究文章如潮水般涌来。
    如果希望有更多原创思想在这里产生,中国将还需要更多的风险资本和法律法规将其市场化。沈向洋说:“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并不鼓励独立思维。”
    “但是,当风险资本进入中国,毫无疑问会成就新一代中国企业家。明年我将会在清华大学教授一门如何为高科技风险融资的课程。在中国的大学里有的是知识,但是人们不知道如何将其市场化。”
    沈向洋手下的一些中国年轻的研究人员向我展示了许多新的研究模型。我注意到一些研究人员的桌案上几乎没有大部头的资料,我问一个书架上只有七八本书的员工,“哪些是什么?”她回答说这些书上记录了研究人员已经获得专利的创新技术,每当一项技术产生,微软就会给其发明者颁发相关认证。
    谁说中国造不出法拉利?
    2004年12月15日,竞争委员会在华盛顿里根大楼举行了一个全国创新大会议公布其长期创新发展报告——《美国的创新:在变革和挑战中前行》。这是美国顶级技术人员和工业家联合主持的一个详尽的调查,致力于通过更多的研究、教育、创新为美国的竞争优势和竞争力“加油”。
    报告出来之后的几个月,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便联系了竞争委员会,说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将访问他们,并邀请委员会的成员共进午餐。德博拉。温斯。史密斯,竞争委员会精力充沛的主席,告诉我她的同事们都非常高兴能与中国的客人分享这个报告。
    虽然还有其他国外代表团表达了拜访的意愿,但他们认为那没有多大必要。
    “竞争委员会已经采取行动与其他国家分享报告。他(中国科技部副部长)
    说他们已经将报告翻译成中文,并将之整合进一个20年的科技发展计划。“温斯。
    史密斯说,“中国人紧跟我们,我们并没有紧跟他们。中国早已盯着委员会在其网络上发布的工作报告。”温斯。史密斯最近非常担忧:“要么我们实施‘美国创新报告’,要么中国实施并超越我们的计划。”
    不要不在乎!当美国创新报告在华盛顿发布那天,作者们,那些很有权势的美国教育家和商界领袖,祈求白宫请布什总统参加报告发布会,他们期待利用布什使报告引起全国性关注。布什的手下拒绝了这个要求,显然他们认为这没有太大的新闻价值。
    知道布什当天在哪里发表讲话吗?他恰恰在报告发布大厅的楼下,在同一座里根大厦,与报告会举行的时间恰恰吻合。他当时作了什么更重要的事情?他正在主持自己的“经济峰会”,对几个选定的观众和许多共和党捐献者们推销最终还是失败的社会保障私有化计划。布什在印有“保障我们经济的未来”的幕布前发表讲话。同样在报告会大厅下面,是由IBM 首席执行官萨姆。帕米萨诺和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威尼。克劳校长联合主持的国家创新峰会。布什甚至不能为此抽出5 分钟时间,而中国人却马上将报告翻译成中文。这些并不是我胡言编造。
    其后不久,我和英特尔公司董事长克雷格。巴雷特交流。他似乎非常气恼:“华盛顿包括两个政党,都似乎没有看到这场静悄悄的危机的到来,至少没有意识到应有的紧迫感。”
    巴雷厮担?#8220;虽然美国学校毕业了许多优秀的学生,但我们会雇用任何地方的天才。”英特尔在高技术方面投资的地点包括:俄罗斯、中国、印度,还有较低程度的马来西亚和以色列。这些地区和许多新兴市场是英特尔销售芯片越来越多的地方。
    巴雷特认为平坦的世界的确给英特尔带来了变化,然而受到冲击的是许多美国人。
    他说,英特尔作为一个公司是可以兴旺发达的,“即使我们不雇用美国人。
    当然这完全不是英特尔的取向和意图,“他马上补充道,”虽然我们实际上还雇用很多美国人,但现今我们能够在世界范围内雇用精英并以此获得很大的成功。“
    英特尔不得不到处寻找IQ、CQ和PQ高的精英,因为它的竞争者也正在这样做。
    英特尔公司事务部主任特拉西。库恩说:“请记住,英特尔的芯片仅用两种原料——沙子(硅来自于沙子)和脑子——此时此刻,问题出在脑子上。”如果我们想雇佣更多的人才,并把他们留在美国,就需要政府制定更有效的国家发展的移民制度,否则我们只能走出去,到这些人才所在的地方寻找他们。如何取舍呢?我可不是在谈论数据程序员或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而是在谈论专门领域的高级工程师。这远不是建立个转接中心的问题。我们刚刚在俄罗斯建立了一整套工程机构,那里的工程师受到了极好的训练,还不断地担心会失业。
    这就是雪莉。安。杰克逊的“完美风暴”,我们如果像以前那样严格限制天才从海外入境,那对于我们最好的公司来说,未来的商业机会更多的来自国外市场,而我们没有通过良好的教育让我们的孩子弥补上这个差距。如果这样的风暴来袭,像英特尔这个美国公司将会象火箭一样离开美国的土地。我们将认为它们是美国公司,因为它们还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之中,还有邮政信箱,但实际上它们已经是平坦世界的公司了。创新在那里发生的确事关重大,因为那意味着最好的工作降落在什么地方,并由此带来了更好和更体面工作的机会。微软的总部在华盛顿州雷德蒙德,Google的总部在加州旧金山,这些地点都意义重大,如果有一天它们不在了,麻烦就大了。
    “劳动力获得的附加值的平均水平和生活的标准相关,”巴雷特说,“而附加值又和平均教育水平相关,如果你的雇员平均教育水平下降了,则你的竞争力、生活标准必然是下降。”
    再看国会高度关心的是什么?是全美棒球联盟各队的类固醇问题,而不是美国各棒球队所在城市的自然科学教育危机。国会在对各棒球队的类固醇问题做出反应的时间是多少呢?几乎是在丑闻爆发的那个时刻。而自然科学的教育危机呢?
    没有政治好处的事国会才不着急做呢,而总统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巴雷特说,“正像我妻子告诉我的,当你研究一下历史,看看每一个文明的兴衰,他们总会留下一个历史遗迹——一座位于他们首都中心的大型运动场。”
    要想培养科学家或高级工程师,需要花费15年的时间——从孩子们在小学对自然科学和数学感兴趣时开始,到最终能够培养出大批人才以避免这场静悄悄的危机。
    我们应该在10年前开始实施加强理工专业教育和就业的国民计划。为了防止这场我们深陷其中的危机转化为杰克逊所说的“真正的麦科伊”,彻底地降低我们的生活标准,我们应该做好所有准备,毫不迟疑,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立即启动加强理工专业教育的紧急措施。那种认为这样做是杞人忧天的想法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科学家和工程师不能一夜之间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他们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培养。
    我们对此没有什么具体措施才是一个真正的危机。这可能是一场不知不觉地静悄悄的危机,但是它的确是真实地而又在眼前,正如斯坦福经济学家保罗。罗默的警告:恐怖的危机迫在眉睫,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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