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当我们的目光掠过中国地图时,或许忽略了这样一块图形:它像一片树叶,绽开些许春意,又像一轮帆船,勃发些许英姿———这块版图,它落在我们视野的下面,只有移动目光才能仔细端详。这块署名“江西”的土地,他的历史会让我们心潮澎湃,但似乎一些目光不会在这绿叶、这帆船停留太久。
    那么,谈起这块土地上的文学,更确切地说是诗歌,或许更多的是空白的回忆,是并不淡淡的失意——“江西诗歌”,同不少西部、中部等省份的一样,被划入“外省诗歌”的标版。留给人们的,就仿佛某个夜晚的一场梦,梦中的确有过激情,有过深刻,有过悲壮……但当早晨拍打窗棂时,似乎什么也不曾留在记忆中。
    ——难道,这就是中国诗版图中的“江西”?
    1949年至2003年,那就让我们试图从这54年的光阴中,去追寻那本该属于“江西”的荣耀——不过,也许夹杂着失落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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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50年代:红色歌谣旗飘飘

    新中国成立的前十年,江西的新诗创作同全国绝大部分省区一样,几乎是空白。留在我们记忆中的是《江西山歌》、《红色歌谣》(上、下卷)等几本歌谣集。
    这一时期,郭龙桂、巫承镇、杨人东、曾子贞、徐嘉琪等农民诗人写出了不少民歌体的新诗,其中郭龙桂的成绩最为突出。他的短诗《毛主席的光辉永远亮》轰动一时,该诗发表后,被许多作曲家谱曲并被电影《护士日记》选为插曲。不仅如此,该诗还被苏联、朝鲜、印度、阿尔巴尼亚等国外报刊纷纷转载。

    红色歌谣是江西等革命土地上特殊时期的特有产物。1927年至1934年,是红色歌谣蓬勃兴起、鼎盛发展的时期。建国初期,《星火》文学月刊开辟“红色歌谣”专栏予以大力推介;由郭沫若、周扬编选的《红色歌谣》选入了6首江西民歌,这都标志着当时江西民歌的成绩与地位。
    在50年代,全国诗歌创作都弥漫着单调、空洞等风气,江西诗歌也逃离不了这种气流的席卷。但是,红色歌谣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文化之魂,而诗歌力求追崇真诚,摒弃虚假,从这点看,红色歌谣对当代诗人的启迪仍不无意义。

    二、60年代:纵情讴歌踏步行

    建国初期,由于时代发生巨变,从战争年代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因此诗的题材、主题以及艺术表现形式都发生了相应转变。这一时期的诗歌,主题思想十分明确,多以歌颂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人民解放军和人民为主。缘于先天性的地域优势,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江西诗坛,环绕着革命历史题材这一重要主题纵情讴歌。在蔚为大观的诗歌队伍中,文莽彦、郭韦球、吕云松、周劭馨、李音湘、徐太行、万里浪、陈良运、朱昌勤、孙海浪、徐万明、陈菲、苏辑黎、李一痕、王一民、梅长英、唐山樵等较有影响。

    文莽彦善于撷取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虚实结合。他的《春满井冈山》、《井冈山谣》以及诗集《井冈山诗钞》、《井冈山颂》等都有广泛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请茶歌》,该诗被谱曲后广为流传,并一直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保留节目。李音湘,以其反映矿工生活的短诗而闻名。他对大庚岭这块土地怀着深深的眷恋,其诗格调清新明快,诗句平实流畅。
    吕云松、朱昌勤和孙海浪则在表达历史意识时注入强烈的现实心理。吕云松,他是写散文和抒情诗的多面手,而他的诗歌更多地蕴含中国古典诗词与民歌的“基因”。他的《兰花吟》入选建国后出版的第一部《朗诵诗选》。朱昌勤创作颇丰,并且擅于驾驭重大题材。他出版了抒情诗集《多彩的土地》、叙事长诗《方志敏之歌》和《安源山》等多部著作。长诗《方志敏之歌》出版后,其主要章节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选播。孙海浪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儿童文学方面。他出版了两部诗集、一部长诗。他的《井冈山下种南瓜》尤受欢迎。

    在60年代江西诗坛的多部声合唱中,李定坤、张涛也贡献了热情奔放的诗歌。此外,吴灌、姚辉云、郑伯权、何以、熊健荪、邓节芳、胡天生、敖自勇、王安雄、刘茂盛、肖宾、肖万件、马铃等,也在江西诗坛上留下他们的足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其思维框架基本是今昔对比,并且大都形成“战歌”和“颂歌”两种诗歌模式。由于时代的巨大变化带给人民无限的喜悦,因此,该时期的诗歌呈现出积极乐观、明朗澄明的艺术气象。但是,如果从诗歌审美价值上判断,该时期的诗歌还远未达到理想的高度。不过,具有时代意义的是,它们为当代江西诗歌确定了新的美学规范,并决定此后的艺术走向。在江西诗歌向前发展的道路上,它们插上了指示牌。

    三、70年代:地火中点亮盏盏灯

    20世纪60年代前期,党的经济政策和文艺政策等方面都进行了重要调整,诗与政治的关系相对变得宽松。但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诗歌又被迅速纳入到服务当前政治的轨道。不少诗歌成了图解政治、图解生活的空洞之物。到了“文革”期间,江西同全国其他省份一样,几乎所有的诗人都被剥夺了歌唱的权利,诗歌成了墙头的标语。但是,这种困境并未摧毁诗人的信心和对未来的憧憬。这沉寂的地火,让诗人们在默默地酝酿江西诗歌的转型。

    一般地,人们把“四人帮”的倒台看作80年代诗歌的上限,而程光炜等诗评家认为,1976年和1977年只能看作是五六十年代诗歌向新时期诗歌转移的一个短暂过渡期。这是因为,虽然当时不少庆祝打倒“四人帮”的诗作含有批判成分,但其思维和写作模式仍是在政治诗的旧有轨道上滑行的。在此,观察者也以后一种划分来阐述。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国家政治目标的重大调整和重新确立,迎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20世纪70年代后期诗歌创作,进入重建尊严的时期。诗歌的核心逐渐回归到“人”,标榜个性自由和个人解放,诗歌不再把“歌颂”作为惟一的创作基调,而是走向丰富的内心田园,并与多彩的外部世界结合起来。与此同时,诗人们大胆地进行多种多样的艺术探索。从该时期的诗人构成看,大都在文化部门或报刊编辑部门工作,比如徐万明、洪亮、苏辑黎、杨学贵、陈运和、帅珠扬等。而他们在这一时期步入中年。在70年代后期,徐万明、洪亮、苏辑黎、杨学贵、陈运和、刘国藏、帅珠扬、吴林抒、胡一笙、徐真柏、张铁崖、陈安安、左一兵、刘国治等诗人以不同于以往的创作姿态出现在江西诗坛的田野。

    徐万明和吴林抒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对脚下的土地无比热爱。井冈山之于徐万明,就如抚河之于吴林抒。徐万明的诗集《梅雨集》和吴林抒的诗集《我是抚河水》都表达了他们对诗歌创作母体的感激和依恋。徐万明的代表作《高的和矮的槲树》影响广泛。吴林抒后来创作了不少科学诗,出版了《海洋之歌》、《生命诗史》等诗集,并参与编选《中国科学诗人作品选》。
    苏辑黎和杨学贵的诗风互为映衬。苏辑黎的诗多以农村景物入诗,质朴纯真、轻松明快。他的《闪亮的眼睛》、《故乡情》、《飘香的土地》、《野花的梦》等诗集,都充满较为浓郁的生活气息。而杨学贵的诗,不管是《铁窗情歌》、《刑场上的诗朗诵》等纪念革命志士的作品,还是《牛》、《磨》等乡村题材作品,都透露出一种厚重感。
    陈运和的诗歌取材广泛,情真意切。与陈运和有些相似的是,一直努力实践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胡一笙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寻找诗眼,《燃烧》、《圆明圆》等短诗质朴纯真又不乏凝重深沉。
    洪亮以一首千行长诗《长江之歌》奠定了创作地位。其抒情诗常从山川湖海、历史古迹出发,并以现代意识审视历史的空间。既写旧体诗,又写新诗的刘国藏,其作品交织着历史的沉重感和现实的时代感,尤其是他的政治抒情诗。

    一些诗人兼为“传播者”和“实践者”的双重身份,帅珠扬便是其中之一。他在电台主持“赣江文学”节目期间,大力传播江西诗歌。相比于他不少的吟咏祖国山水的诗作,他的入木三分的讽刺诗更为瞩目,比如《在圆的世界里》、《0的演变》。陈安安以短诗闻名,作品富有灵气,诗意盎然。他善于从日常生活小事撷取诗歌的果实,比如《箫》、《琥珀中的蜜蜂》、《流星赋》等篇章。

    从70年代江西诗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诚如郭韦球评价的那样:“(他们的)创作观念已发生根本变化,创作基调开始从颂歌转向深沉的思索,他们不再满足于吹奏生活的牧歌,而对复杂的现实进行深层次的诗意的反思,作品的深度、力度也随之起了质的变化。”从创作观念及表现手法上考察,该时期的江西诗人和全国绝大多省份诗人的创作是同步的。

    四、80年代:灿烂群星映天空

    1979至1983年,新时期的诗歌由过渡期而进入转型期。随着一个以“实事求是”为灵魂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兴起,诗人极大地解放了思想力和创造力。此外,西方现代诗歌通过各种途径熏陶着国内诗人,促使他们进行革新和探索。该时期江西诗人的构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步入诗坛的中坚诗人,如李耕、郭韦球等。他们担负着承前启后的使命,并且面临两种诗歌浪潮的洗礼和考验。二是涌现出来的一大批青年诗人灿若群星,辉映着80年代的诗歌天空,如李春林、朱光甫、熊光炯、蔡卓凡、刘立云、胡平、谢轮、殷红、程维、王治川、唐恒、刘华、吴国平、田波、姚雪雪、陈政、钟祖基、纪辉剑、曲清、徐剑星、刘昕、渭波、孙家林、颜溶、曾毓琳等等。无论从创作质量还是数量上看,80年代的江西诗坛都是足以骄傲的。

    透过这种繁荣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社会变革的大背景外,作协江西分会尤其重视诗歌创作。一是恢复谷雨诗会。1961年,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倡导每年谷雨期间召开诗会。谷雨诗会于“文革”期间被迫停止,1980年被恢复,并且从该届以后由支耕支农活动逐渐转变为具有学术含量的会议。每年一届的谷雨诗会仿佛江西诗坛的“黄埔军校”,一批一批诗人相互砥砺,提高技艺,一批新人从这里开始起飞。谷雨诗会也是江西诗坛的“晴雨表”,反映着诗人的构成和创作的兴衰。作为江西诗坛的关键词,这在中国诗坛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二是展开“朦胧诗”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的“朦胧诗”对中国诗坛格局的衍变发生了巨大影响,而这股变革之风在江西这块土地上也得到一些回应。1981年春,作协江西分会、《星火》编辑部派员赴京取经,走访艾青、冯牧、冯至、田间、臧克家、陈荒煤、楼适夷、姚雪垠、邹荻帆等作家、诗人。5月,作协江西分会召开全省诗歌创作座谈会,就新诗与时代、诗与人民、诗与生活等主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这些理论准备为江西诗人尤其是年轻诗人的冲刺提供了力量和源泉。在浓郁的艺术氛围和澎湃的内心世界的内外撞击下,80年代的江西诗人呈现良好发展的态势。
    而这之中,有“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之称的李耕、郭韦球是引人关注的。他们不仅在担任诗歌编辑或文学组织工作者时,培养了一批新人,而且在创作上硕果累累。1995年,省作协召开了李耕、郭韦球创作研讨会。曾有论者指出,他们一个低头沉吟,凝重而苦涩,一个昂首放歌,明亮而快爽,但他们都同样创作严谨,直面人生,讴歌心灵。

    李耕以其作品在全国散文诗界占得重要席位。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从事散文诗创作的作家为数不多,而李耕和郭风、耿林莽等先行者一起,为我国散文诗的发展开拓道路。他至今已出版了《不眠的雨》、《梦的旅行》、《没有帆的船》、《粗弦上的颤音》、《爝火之音》等多部散文诗集。关于李耕的创作特点,不妨借用耿林莽的评论:“李耕作品是融理性主义、积极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和象征的现代主义于一炉的、独创性的创作方法。”他的散文诗,不少由宏观视野出发,将诸多感受提炼为理性的沉思,并且,他的作品意象组合丰富。概括地说,李耕的作品充满着理性、激情、象征、力度。
    郭韦球是一位充满“永远的激情”的诗人。他因诗歌而燃烧,出版了《美的追求》、《爱的长河》、《冬恋》、《心海漂流》等多部诗集。他的抒情长诗《青春与理想》气势磅礴,富有哲理。他的诗歌还以深刻的人文关怀,关注着生命、人生、爱情、自然和环境,反映了积极乐观、向上豁达的生命态度。在他“生命”的系列诗作中,老年主题和自然主题尤为如此。在他后期的诗歌创作中,善于营造新颖意象,并且凝练质朴,富有音乐性。
    李春林的诗,率先冲破爱情的禁区,创作出情感细腻真切、具有浪漫情怀的短诗。他的诗集《枕流歌》以清词丽句寄怀,并且对生活有独到的表现。朱光甫同不少诗人一样,永难忘怀生长于斯的故土。他的诗集《岁月之光》便是最好的见证。熊光炯在纪实文学、散文、诗歌三种文体上自如跳跃。他的短诗在现实性、历史感中表现出较强的思辨色彩和哲学气质。他的代表作有短诗《枪口,对准中国的良心》和长诗《伟大的一枪》等。胡平是一位双料作家,他的报告文学创作比较活跃。他的诗集《当代人》中的短诗,既有“烈日和风雨下的刑警”,又有“坐在轮椅上的残疾姑娘”……展现了普通百姓平凡而美丽的内心世界。刘华的诗意蕴丰厚,其组诗《赣南母亲的群雕》形象丰满,讴歌了赣南老区母亲的伟大情怀。此外,表现中国军人襟怀的吴国平,作品虚实相结合的陈政,真切表达生活的钟祖基等,都创作出了不少佳篇。

    在80年代的江西散文诗创作园地中,熊述隆、冷克明、刘道远、川梅、桂向明、程关森、罗丁、陈珑、忆敏、褚兢、张应想、张厚德等一大批作者都各具特色,组成万紫千红的散文诗方阵。

    1984至1989年是诗坛的“变异期”。先是,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继而是1984年改革开放在城市的全面铺开,文学探索势头的萎缩和“体判”改革的进一步放开,社会心理失去平衡,极大地冲击着人们的文学观念。1984年春,四川重庆一批诗人高喊“PASS”北岛、舒婷。之后,“第三代诗人”运动达到高潮,1986年的“中国诗坛现代诗群体大展”更是把这场运动推向登锋造极的地步。然而,在这如火如荼的诗歌热潮中,江西诗人的创作仍显保守、平稳。与其说这是江西诗人的稳重冷静,倒不如说缺乏探索意识。在80年代,江西诗坛缺乏引领风气之先的“领袖型”诗人,这使得整个江西诗歌写作仍处于整体的平实之中。

    五、90年代:沙场千军气轩昂

    日子如水一般滑过我们的生活,也滑过诗歌的脸庞。当我们巡礼完80年代赣鄱诗歌的长廊后,又进入90年代的芬芳花园。从诗人构成看,一些老诗人在突破在蝉变,一些成长于80年代的诗人逐渐步入成熟,一些70年代出生的诗人崭露头角,他们共同构成多元化的诗歌生态圈。在90年代江西诗坛,辉映着他们的笑容:谢轮、殷红、施浩、唐恒、徐东明、聂焱如、杨晓茅、阿苇、蒋为农、姚雪雪、王小林、萧穷、傅菲、李晓君、王一木、龙天、布衣、赫东军、聂迪、圻子、纪辉剑、渭波、谭振江、邓诗鸿、雷茂辉、彭华毅、邹小勇、阳阳、金恨铁、金夜、夏斌斌、胡刚毅、徐勇、陈岗、陈建宏等等。还有一些更年轻的面孔:李贤平、杨晓林、黄禄辉、王定保、廖玉平等等。其中,程维、凌非、王治川、颜溶、汪峰、紫薇、江子、牧斯、三子等的创作尤为突出。

    谈到程维,就要谈到他的诗集《古典中国》,诗歌《汉字,中国方块》、《唐朝》等篇章。程维的诗,想象奇谲,充满机智。他善于从古代人物、古典诗词中汲取养分,作品洋溢着古曲的浪漫主义气息。90年代后期,他推出《用诗歌祈祷和平》、《告别与眺望———告别二十世纪》、《百年回归》等系列抒情长诗。凌非,以抒情诗《走近徐洪刚》走入诗界。其诗具有饱满的情感结构,他的代表作还有《三分一斤卖掉先人和历史》、《经过树林》等。凌非还写出了一批讽刺诗,不少作品充满着轻盈的机智。王治川在江西诗坛不惊不乍,诗质平稳而结实。他往往从感情入手,而以理性延伸,比如组诗《手族》等。在他的不少诗作中,恰当地运用了反讽和冷幽默等形式。
    颜溶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挖掘诗意的空间,构思较为独特。他的组诗《血里的鹰》、《早安,城市》等作品,意象丰沛,一咏三叹。汪峰,或许生活的不幸造就了他作品中的深沉与厚重,增加了其诗内在的精神向度。他的《昆仑》、《铁器》等作品从自然景物和历史陈迹中出发,闪着悲壮的光芒。他的《甘蔗》、《书香》等有音乐之美。紫薇的《饮风的人》、《持烛者》等作品诗意饱满,张弛有度。他的《无马骑士:献给最后的情人》等爱情诗温情优雅,伤感泣人。
    江子以组诗《我在乡下教书》登上江西青年诗坛。他给单调枯躁的生活赋予诗的美感。他的诗歌语言清新,意象新颖,散发着乡村气息。三子多以乡村生活与景致作为抒写对象。《在城市的边缘停留》等便是对世俗生活、都市人性和生存状况的倾诉、反省。他的不少诗作,极力营造唯美安详的意境,如长诗《美人》等。牧斯因走着与众不同的道路而显得突出。他仿佛就是故意让读者找不到诠释的方向,他只顾自地吟唱,而不顾别人的目光,如《父亲》、《铁》等篇章。

    在诗歌的天空中,有一些星星的光彩之姿长久地显现,而另一些则用闪亮的一瞬使你睁不开眼睛,当你再次寻找时只留下一丝怅惘。在八九十年代江西诗坛,谢轮、殷红等留给我们这般的惆怅。在80年代中后期,谢轮显得格外耀眼。然而,正当我们期待之时,他却隐身而退。殷红以《残存的手》摘得《诗歌报》首届探索诗、爱情诗大奖赛一等奖而名动江西诗坛;在90年代初,他也消失在视野之外。此外,施浩、萧穷等也是如此。
    在每一个庸常的日子中,一群又一群的旅人被列车载走,飞速地向前奔跑、奔跑……有的人在远眺窗外倒退的树木,有的人在凝视车厢内茶几上的水杯……而只有如此,才发现一趟旅行何其有趣,充满悬念……

    六、新世纪初:江西诗群峭然崛起

    2001年,对于江西诗坛来说具有某种标志性意味:一向单兵作战的诗人开始以集体的方式把旗帜插在诗坛的天空——当然,这并不是说“江西诗坛”的集团意识始于2001年,《江西青年报》于1998至1999年以“青年诗人方阵”专栏的形式已完成了对江西八九十年代青年诗坛的大阅兵——而是2001年的江西诗人“集团”意识来得更为强烈与自主。
    这还要从《创作评谭》谈起。第2、4期《创作评谭》分别以评论、文本互动形式推介6位赣州青年诗人作品;该刊第4期推出《追寻上饶九十年代的缪斯绿飘带》(傅菲)介绍上饶诗坛发展状况;第6期推出南昌4位诗人作品。这无疑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信号:江西诗界尤其是《创作评谭》有意将三地诗人以群体面目推出,从而展示江西诗歌的整体面貌。4月19日,《江西日报·井冈山》推出第四十二届“‘谷雨诗会’专页”,正式提出南昌、上饶、赣南三大诗群的概念。在次日于赣州召开的“谷雨诗会”的议题,就是探讨三大诗群的创作状况及江西诗歌的走向。

    接下来,一系列举措让“江西诗群”分外夺目。第3期《创作评谭》以“崛起的江西诗群”为母题,推举26位诗人作品、诗观,并配发评论《崛起的江西诗群》(谭五昌)。在这里,“江西诗群”以一个集团性概念正式展示。不久,第8期《诗选刊》转载全部作品。10月,同仁杂志《新江西诗派》(上饶诗人滕云主编、青年诗评家谭五昌执行主编)创刊。谭五昌在《发刊词》中提出,确立“新江西诗派”,意在张扬并凸显一种诗歌精神与诗歌品格,从而力图在当下多元“混杂”的诗歌品格中坚持并标举自己的诗歌标准、理想。2003年6月,《百年中国新诗流派作品金库》面世,《新江西诗派》中的28位诗人作品入选,成为该书31个流派中惟一以省份命名的诗群代表。

    “江西诗群”的集团意识还表现为,2003年春天由省文联、省作协、省社科院文学所等联合主办的友芝友“诗画南昌”诗歌大赛。这次大赛无异于一次“江西诗人精短诗歌大展”,是江西诗人“诗歌饥渴症”之后一次较为全面的集结。
也许是缘于来自集团意识的冲击,2002年6月,以胡刚毅、夏斌斌等为代表的吉安诗人创办民刊《星期六》;2003年5月,萍乡青年诗人协会成立,《萍乡日报·金鳌洲》从6月19日至10月30日开辟“萍乡青年诗人方阵”栏目。
    我们还可以再来看看五大诗歌的概况。按既有的划分,南昌诗群包括程维、凌非、王治川、颜溶、牧斯、江子、李晓君、蒋为农、褚兢等;上饶诗群包括孙家林、应想、纪辉剑、渭波、汪峰、徐勇、傅旭华、紫薇、金恨铁、滕云、亿华、林莉、毕伟生、胡锵等;赣南青年诗群包括邓诗鸿、三子、龙天、布衣、圻子、聂迪等;萍乡诗群包括唐恒、阳阳、赫东军等;吉安诗群则以胡刚毅、夏斌斌、贺小林等为代表。通过以上的划分,显然,上饶诗群、赣南青年诗群、萍乡诗群有自己的命名注释者,而作为力量整齐的南昌诗群,却没有一份客观而完整的“花名册”。南昌,由于其特殊的地位,吸纳着众多的优秀之士。但是,面对“南昌诗群”名下或“定居”或“蜗居”的诗人,又该作如何界定?来自不同“母乳文化”的诗人很难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消弭文化的隔膜而达到认同。其实,南昌诗群至少应该写上他们的名字:马策、杨瑾、王一木、杨晓茅、冷光辉、老德、章晚华、采耳……而不仅仅只是用省略号一省了之的。而赣州作为全省最大的区域,赣南青年诗群与之相应的“人员单薄”和“新人空缺”令人沉思。赣南青年诗群还应包括他们的身影:李凌云、萧宁等。

    就在短短的几年内,江西诗坛基本形成以南昌、上饶、赣州、吉安、萍乡五大诗群为主体的创作生态。他们和全省其他地市的凌翼、蔡勋、胡长荣、赖绍辉等诗人共同组成灿烂的江西诗歌原野。
    2003年,江西一批80年代出生的诗歌新秀以集团面目成长。《海峡》开设的“’80后诗歌展”专栏,便先后选发阿斐、玉生、马梦、盘子、齐莉的作品。《诗选刊》(第9期)推出的“80年代出生的诗人作品展”,选发了玉生、盘子、刘静、阿斐、马梦、齐莉、黄晓强等的作品。此外,张松、尚艳青、李刚、谢华丽、李建国等都显示出了不错的潜力。

    纵观90年代以来江西诗人的创作,我们不难发现,古典、唯美等艺术风格贯串着创作流程,比如陈安安、程维、王治川、徐东明、颜溶、汪峰、蒋为农、紫薇、三子、江子、李晓君、聂迪、龙天、布衣、邓诗鸿、傅菲、萧穷、胡刚毅、夏斌斌、阳阳等等。似乎可以这样说,在江西大部分诗人的内心深处,都流淌着古典的浪漫主义之河。大地、乡村、故乡……这些平凡而质朴的事物成为抒情的中心,而这一带有普遍性的诗学意识,也正是江西诗群区别于其他省份诗群的重要标签之一。当然,在蔚为大观的创作队伍中,马策、凌非、牧斯、渭波、徐勇等用另外的写作方式前行。而正因为此,江西诗歌的未来更充满期待。
    值得庆幸的是,在江西诗坛,没有“学院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叫嚷,没有“上半身”和“下半身”的分野……儒家文化的底蕴确实传承给赣鄱之子一份温文尔雅、抑而不彰的优良传统。然而,这带来的何尝不是一种更大命名的“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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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评论:开满沾着蜜糖的花

    巡礼54年的江西诗歌,我们不难发现这么一种事实:溢美之辞不绝于耳,而批评之声悄无声息。不管是周劭馨的“队伍来到了开阔地”,陈良运的“红土地上绿意弥漫”,郭韦求的“芳林新叶催陈叶”,还是谭五昌的“崛起的江西诗群”,褚兢的“永远的圣殿”,李贤平的“江西诗坛的2001”……于是乎,江西诗坛处处是风采,时时在崛起,俨然一派歌舞升平、欢声笑语的局面。即使有一些批评也是遮遮掩掩、吞吞吐吐。
    如果说在官方报刊尚有批评之声的话,那么观察者印象中只有1986年《江西青年报》的2篇,一是陈良运的《诗,断裂?还是发展?》(载该报7月16日),二是程维《关于零蛋的思考:江西诗坛不景气的症结》(载该报11月22日)。此外,刊于省作协《创作通迅》(2000年第2期)程维的《一点感受》也是一丝涟漪吧。
    当批评之声无法在主流渠道发出时,只有“租借”民间报刊或网络加以“宣泄”,但是,由于载体的先天性营养不良而无法裨益于整个江西诗坛。

    二、转型:流失或者丰富

    54年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西诗歌的发展历程中,一些诗人站在缪斯的此岸,面对彼岸的评论、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杂文等之花眉目传情。这使江西文学呈现这么一幅图景,它以诗意绸缎为底纹,既有柔软的温暖之色,又有刚毅的断裂之色。这其中,陈良运、周劭馨、褚兢、马策、李贤平、程维、傅菲、范晓波、江子、李晓君、凌非、胡平、赫东军、讴阳、王治川等使我们感受到了这股缓慢而急速的气息。

    遥想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江西评论界,其势之浩、其情之盛,可谓令人气吞如云,让人心旌摇荡,而陈良运、周劭馨等评论界“十八棵青松”的几株是由诗人生长起来的。
    陈良运,1964年还在学生时代就因在《人民文学》发表组诗《安源工人的怀念》而名声鹊起。他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转向诗歌批评,曾一度成为江西诗歌评论的代言人,而让他走进全国评论界视野的是他的诗学研究。至今,他出版了《新诗艺术论集》、《新诗的哲学与美学》、《文与质·艺与道》、《诗学·诗观·诗美》、《论诗与品诗》、《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诗学批评史》等10余部著作。只是,当我们再从2000年开始搜寻他足迹的时候,他已落在福建师大做起了博士生导师。当陈良运颔首微笑时,内心深处是还否关注他曾经语重心长的江西诗坛?

    提到江西小说评论家,周劭馨是无法置换的一位。《艺术机智的闪烁——近年来江西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亮点》、《穿行2002年江西小说现场》等篇章让人长醉不起。作为江西诗坛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代表诗人,周劭馨写于80年代的几篇评论则是留下永恒的礼物——《时代风涛的心灵回声——新时期江西诗坛絮语》、《队伍来到了开阔地——漫评〈谷雨文学创作丛书·诗歌集〉》。是的,除此之外,他把最丰盛的礼物留给了江西小说家们。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诗人褚兢客串江西诗歌评论。《透视现、当代中国诗歌——论新诗自身的两大暗疾是导致其远离大众的根本原因》等是其对诗歌世界的宏观考察,《永远的圣殿——江西第五届谷雨文学奖获奖诗歌作品》等是其对本省诗坛的微观剖析。对于他,我们似乎还有某种更大的期待。
    哦,马策,使人不由自主地想到“策马啸西风”这句短语。他的确在赣水之滨策马,缭绕的烟尘有时令我们惊讶。2001年底,马策以《诗歌之死》的评论而名震江湖。之后,他的《一代人的身份焦虑?》等篇章刀光闪处,皆有豪情之气。从某种意义上说,马策的出现使江西诗坛与全国诗坛某个链条的对接成为可能。
    李贤平,其于2001年底兼习《诗歌衣袂 赣鄱风卷——江西省地市级党报副刊关注诗歌不完全报告》等诗歌观察性文章,之后,其携《江西诗坛的2001》、《五位赣人 一种追求——江西籍诗评家剪影》等篇章贸然闯入江西评论的田野。李贤平行文活泼,带有几分锐气,且从丰沛的事实中引出较为独到的观点。同时,他还把观察的目光引向本省的小说、散文等领地。

    论及新世纪的江西散文界,程维、傅菲和“散文三骑士”范晓波、江子、李晓君等构成一个诗人散文群。他们早期视诗歌为生命,然而转眼之间,甩下长袍,跃上轻骑,在《人民文学》、《散文》等刊物撒下绚丽的散文之花。这五位诗人,在第五届江西谷雨文学奖评比中,获奖的都是他们的散文作品。
    此外,胡平转写报告文学,凌非转写小说,赫东军转写儿童文学,讴阳、王治川转写杂文等等,都在各自的天地开启了另一方田园。
    诗人们在所涉及的写作领域,大都散发着因浸淫诗歌的手艺带来的光泽和细腻。然而,对于部分写作者而言,如何避免诗歌对其语言的诗意侵蚀当应引起必要的警惕。

    三、选本:半开半合的太阳花

    评价一个地域文学在全国版图中的成就,一种便捷的方式便是从全国性的权威选本中“搜索”该地域作者的作品。考察江西诗歌在诗坛屏幕上的投影也不例外。
    20世纪50年代,红色歌谣作为民歌体的诗歌创作在诗歌界占据着重要位置。1959年,郭沫若、周扬编选的《红旗歌谣》,入选了江西的6首民歌。这似乎是江西诗歌在全国选本中的最初出场。
    至于80年代的江西诗人作品在全国诗歌选本的位置,诗评家陈良运的话为我们提供了某种佐证:“《诗刊》社每年编选一本全国性诗选,我抽查了1982至1983年两本,其结果,江西又是0!”(《诗,断裂?还是发展?》,载《江西青年报》1986年7月16日)。
    那么,90年代的江西诗人作品呢?试以1999至2000年为例,该时期出版了众多总结50年乃至百年诗歌成就的选本。程维撰文指出:“这十几种选本中仅选入江西作者李耕、程维、凌非、帅珠扬、牧斯、纪辉剑6人27首诗作。”(《一点感受》,载《创作通讯》2000年第2期)当然,入选重要选本的诗人远不止这些。但是,这无法不令人沉思的是,江西诗人在全国诗坛的境况委实不妙。

    可喜的是,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大量的江西诗人作品入选各种选本。张云、徐东明、李春林、谢轮、程维、王治川、苏辑黎、李耕的入选《中国二十世纪新诗分类鉴赏》;程维、凌非的入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诗歌卷》;马策、牧斯的入选《中国诗歌评论:激情与责任》;杨晓茅、程维、雁西、徐勇、牧斯、李贤平的入选《词语的盛宴——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诗人作品精选》;牧斯、李晓君、三子的入选《’70后诗人诗选》;三子、马策、邓诗鸿、徐勇等的入选《中国新诗2000-2002》;邹静之、刘立云、程维、颜溶、易行、雁西、牧斯、三子、李晓君、紫薇、胡刚毅、邓诗鸿、徐勇、艾龙的入选《中国新诗白皮书1999-2002》……此外,江西诗人作品入选其他省市的选本也值得关注,比如杨晓茅的入选《广东青年诗人诗选》,周丽的入选《厦门诗人十二家》等等。

    进入新世纪以来,市场对文学出版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一些诗人、群体纷纷介入诗歌选本的编选。当然,这里面也夹杂着不少“争夺话语权”的利益选本,但客观上使更多的诗人作品有机会进入选本,刺激着诗歌的发展。

    四、市场意识:是无奈,还是内敛?

    对于一个地区的文学而言,有没有市场意识,观察者认为至少有四项指标。一、能否将本土作家凝聚起来,集中推介文本。二、能否连续有计划地主办作品研讨会,并且邀请外省评论家进行较全面的评判。三、能否有计划地在本省,以及在外省尤其是中央级报刊组织推出本省区的专辑。四、能否在基于本地区文学创作的现状上,比较合理地提出具有集团意识的称号。

    鉴于此,我们可以检览诗评家介入对江西诗歌的观察、评价状况。1981年春,中国作协江西分会、《星火》编辑部派员赴京,就新诗现状与发展方向走访艾青、冯牧、冯至、田间、臧克家、陈荒煤、楼适夷、姚雪垠、邹荻帆等作家、诗人。1983年至1985年,邵燕祥与宋垒对《星火》“中青年诗人”专栏的评述——《切磋篇》(载《星火》1983年第3期)和《格高意新 必将崛起》(载《星火》1983年第4期),朱子奇的《祝江西诗坛的丰收》(《谷雨文学创作丛书·诗歌集》总序)。而此后,见诸报刊的评论有关江西诗歌的只有朱先树的《让诗歌出名》(载《文艺报》2002年6月25日)。

    再则,有一种简单的方式,那就是检览江西召开的诗歌会议尤其是谷雨诗会的嘉宾阵容。先以谷雨诗会为例,从谢冕、雷奔、朱先树(1983年)到王燕生、邹静之(1993年),再到朱先树、谭五昌(2002年)来看,江西诗坛的“请进来”意识不断削弱。对于一个地区的文学状态而言,满足于本省的“大一统”而不借用外来尤其是评论家、编辑家的关注力量,那么想要突破重围则非常困难,或者说,要走进文坛的视野必然需要更漫长的时间。再以1999年的江西青年诗人方阵研讨会为例。该会议邀请寇宗鄂、商震、陆健等到会讲学。按理,这次议题为“中国诗坛,江西诗人向何处去”的会议天然地具有总结成绩、远瞻未来的历史性任务。然而,遗憾的是,会议情况除了《创作通讯》上的报道外,就连主办方之一的《江西青年报》也只有一则不痛不痒的报道。
    显而易见,外界对江西诗歌的关注太少,一方面因江西诗人本身的不事张扬,默默写作有关,而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地显示出江西诗坛处于诗歌界的边缘状态。

    五、“外围兵团”:大大的骄傲,一点点忧伤

    面对一个地域作家的评述,至少包含两重意义:一是在此地域工作或生活的作家,二是在此地域出生、成长然后远走高飞的作家。回首54年江西文坛,从赣鄱大地走向全国的作家为数不少。他们或童年由赣江的水哺育,或成名期在江西完成,他们作品的主要资源来自江西本土。同样,江西籍诗人、诗评家,是本省诗坛一个不可忽视甚至是重要的群落。
    1949至1959年的江西诗歌,仅有的几位活跃诗人便远走他乡,其中以翘楚于军旅诗群的公刘(南昌籍)、周良沛(永新籍)为代表。公刘,1949年参军进入云南。他后来出版的《边地短歌》、《神圣的岗位》等诗集为其赢得较高声誉。1956年,他到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任职,后又出版了诗集《在北方》。在“反右”运动中,他被迫停止歌唱。新时期以来,他再度出山,出版了《白花·红花》、《公刘诗选》、《酒的怀念》等10余种散文随笔、诗歌集。在他《卡佤山组诗》、《西双版纳组诗》等大量反映南疆战士生活的组诗中,笔力奇特,风格独特。公刘的创作对此后的军旅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良沛是在1949年参军随军进藏的。他在修筑康成公路的艰苦岁月中,写出了《枫叶集》和长诗《游悲》与《猎歌》等作品。至今,他已出版了诗论集《灵感的流云》、《诗就是诗》,诗集《雪兆集·1949-1981》、《硝烟中的长青藤——周良沛军旅诗选》等10余部著作。

    在“外围兵团”诗人群中,还有邹静之(南昌籍)、刘立云(永新籍)、冷克明(修水籍)、尹英希(南康籍)、江小鱼(余干籍)、艾龙(临川籍)、张云(南昌籍)等。他们以文本展现个性的风采时,大都与本省诗坛“藕断丝连”甚至 “击鼓传花”。其中,突出的是邹静之、刘立云。邹静之出版了诗集《幡》,散文集《美人与匾》、《酒话》、《一地景象》、《风中沙粒》,小说诗文集《骑马上街的三哥》等10余种著作。他曾先后获北京建国40周年诗歌奖、萌芽文学奖、1993年《人民文学》优秀小说奖等奖励。他1995年应约开始影视文学创作。刘立云,主要从事诗歌和纪实文学创作,还有小说、评论、理论文章及影视作品问世。他出版了《红杜鹃,紫杜鹃》(与钟祖基合集)、《黑罂粟》、《红色沼泽》、《沿火焰上升》等诗集,其中《沿火焰上升》荣获全军新作品一等奖,组诗《生命中最美的部分》荣获《诗刊》2002年度“中国诗人”奖。
    与本省诗歌评论异常薄弱的事实相对应的是,赣籍诗评家名声斐然,其中以陈良运(萍乡籍,福建师大中文系)、程光炜(婺源籍,中国人大中文系)、张柠(都昌籍,广东省作协创研部)、张闳(都昌籍,上海师大中文系)、谭五昌(永新籍,北大中文系博士生)和朱向前(宜春籍,解放军艺术学院训练部)为代表。对于陈良运、程光炜、张柠、张闳、谭五昌,《江西日报》(2002年8月30日)以《五位赣人 一种追求》(李贤平)为题,将他们首次推介。

    “盘峰诗会”让世纪末的诗坛变得异常热闹,一本《90年代文学书系》的诗歌卷《岁月的遗照》成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大壁垒分化的导火索,作为编选者的程光炜不可避免地成为风暴的中心。1984年,程光炜在《文学评论》上抛出向谢冕宣战的文章,这标志着他开始介入批评。1991年出版的《朦胧诗实验诗艺术论》奠定了程光炜从诗化批评介入学术圈的地位。其后,《90年代:叙事及其他》、《不知所终的旅行》等评论,使程光炜无可争辩地支撑着“知识分子写作”的半壁江山。陈仲义认为,从知识结构、学术训练、学风变化、中心位置上看,程光炜属于史家之类的评论家。
    而有趣的是,当婺源人程光炜成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言人时,而同为江西的都昌人张柠成为“民间写作”的《中国诗歌年鉴》的编委。张柠,1991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后分配至广东省作协创研部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和大众文化研究。他虽然出身学院,却走着一条不同于学院的批评道路。他坚持批评的异化,“自由是批评的梦想”。其将学院派的严谨和媒体批评的时效性有机结合起来,如《诗人的隐秘敌人》等。当同为江西的永新人谭五昌编选出《词语的盛宴——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诗人作品精选》一书时,张柠却抛出《诗歌的垃圾》予以相讥,这种尖锐、毫不避讳的批评方向令人沉思的。
    活跃于批评界的张闳为张柠之弟,他1989年考入华东师大,获得博士学位后任教于上海师大,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他出版了《诗学的声音》等评论集,与朱大可联合编选《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第一辑)等书。他虽出身学院,学术风格却与学院派学者、批评家的格格不入。他的《介入的诗歌——20世纪90年代的汉语诗歌诸问题》、《诗歌的“外省”精神》等评论,让人领略到其面对诗歌单刀直入的快意与深刻。

    皇城根下,高手云集,没有独门绝活谈何立足?谭五昌以编选家、诗评家、活动家的三重身份闪现在诗坛。《中国新诗三百首》、《词语的盛宴——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诗人作品精选》、《中国新诗白皮书1999-2002》等选本无疑是谭五昌为喧哗的诗坛抛下几块砖头——当然,这声响也许会让路人皱起眉头——但这似乎丝毫无损谭五昌执拗的梦想。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诗坛亦然。谭五昌于江西诗坛的意义更在于,他乐意把目光投向故土。谭五昌的出现,使江西诗人在更多冠之以“中国”的诗歌选本上亮相。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朱向前从事过诗歌、散文、小说创作,后专攻理论批评。他主编过《九十年代文学潮流大系·军旅人生小说》、《建国50年军事文艺大系·中篇小说》等书,担任过第一、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一、二、三届“冯牧文学奖”评委,《中华文学通史·当代卷》等书编委,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军旅文学50年(1949-1999)研究”。当然,朱向前在军旅诗歌上的研究同样令人瞩目,发表于《解放军文艺》的《中国军旅诗:1949-1994》,将45年军旅诗歌风云之路尽收眼底。2003年底,《朱向前文艺批评集》及《文学评说朱向前》的出版为朱向前的成就又竖起一个里程碑。

    赣籍诗人、诗评家,他们大都在江西土生土长,这是江西诗群在外省的骄傲。或许,他们的身份证上换成了另一座城市的名称,而这一切并不重要,他们脚下踩着最初的土地,仍会让他们体味到最为纯真的芳香。

    六、报刊:激情与黯然交织的图景

    假如把江西扶持文学的报刊视为梯队的话,那么,《星火》、《百花洲》、《创作评谭》、《文艺理论家》和《江西日报》则是第一梯队,《江西青年报》为第二梯队,《南昌日报》(《南昌晚报》)、《上饶日报》、《萍乡日报》等为第三梯队。

    创刊于1957年的《星火》和创刊于1988年的《创作评谭》由省文联主办,创刊于1979年的《百花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主办(1985年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主办),创刊于1986年的《文艺理论家》是省文学艺术研究所主办,而《江西日报》的“井冈山”副刊则几乎一直关注着江西文学。岁月流转,诉说着沧桑的故事。《星火》于2000年改刊,《文艺理论家》于1989年因故停办,《百花洲》自1996年始不再刊登诗歌,2000年8月改刊。所以,再加上“文革”时期,江西作家最受文学刊物得宠的是1988至1999年。
    《星火》从1982年5月始,开辟力推诗歌作者的“第一片绿叶”专栏;同时开设“江西中青年诗人介绍”专栏,以作品、简历组合方式力推本省实力诗人。该刊自1983年1月始,新辟“散文诗页”专栏,其持续至1999年止。一时间,《星火》成为全国散文诗创作的重要城池。《星火》于1990、1991、1992连续三年推出“诗·散文诗·散文”专号,对诗歌的促进功不可没。其后的“星月诗廊”、“汉诗空间”栏目在展示全国实力诗人的同时,培养和扶植了大批的江西诗歌队伍。在八九十年代成长起的青年诗人都在《星火》的灯火中得到烛光的温暖。然而,当人们欢呼新世纪的来临时,《星火》却追寻精短文学的背影而去。任诗歌的大门徘徊着多少渴盼的目光,却终抵不过市场姑娘火辣的招惹。

    《创作评谭》以刊发评论著称,仅1988至1992年间,有22篇被《文艺报》和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或摘登,有9篇收入《江西新时期十年文学作品选·文学评论卷》,12篇收入《当代文学评论选》等选本。在1988至1992年间,《创作评谭》发表了《红壤上诗丛林》、《红土地绿意弥漫》等不少诗歌评论。从1992年第3期始,《创作评谭》改为综合性文学期刊,将诗歌作品纳入版图。1993至2000年,《创作评谭》发表了诸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江西新诗创作五十年》等长篇评论。2001年始,该刊有意识地评论文本并举相推介本土诗人,2002年第3期推出且被《诗选刊》转载的“崛起的江西诗群”大展,使江西诗人再次重温关怀的力量。然而,尽管《创作评谭》开辟了“诗歌现场”栏目,但因其周期较长,页码有限,而且大都是成名或是亚成名的诗人作品,因此,对于诗歌新秀来说,在本省难以找到出壳的机会。

    《百花洲》由于不承担扶持本地新人的任务,所以它更多地走市场化的道路,因此,能够在1980至1995年间开辟“花洲诗会”等栏目,已是不错的举措。因此,该刊1995年以发中短篇小说为主,及至2001年改刊为“女性文学”杂志,也不足令江西诗人惋惜太多。但纵观江西文学的发展历史,不应忘记《百花洲》于1985年第1期开辟的“江西青年作家专辑”。当岁月无情地拂过近20年光阴,《百花洲》成为至今惟一一本开辟过江西作家作品专号的杂志,承载了本该由《星火》、《创作评谭》承载的使命。

    了解江西文学,《江西日报》的“井冈山”(前身为“浪花”副刊)是一扇极为重要的窗口。然而,报刊改革,副刊多样化形式的探求,使“井冈山”一度与江西文学若即若离。遥想1960至1963年,《江西日报》每年都要开辟诗歌专版迎接“谷雨诗会”。而2002年推出的“第四十二届‘谷雨诗会’专页”以及《江西诗坛的2001》等系列诗歌评论(对其他的文体也显积极关注),使2002年成为“井冈山”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
    当一辆又一辆车在不同的起点终点来回奔波时,难道江西诗歌被关注的命运也是如此?

    在20世纪八九十年的江西诗人的内心里,应该有一种怀念是献给《江西青年报》的。这一份报纸沿袭着关注青年诗人创作的传统。“崛起的诗群”早在1985年就由《江西青年报·春泥》启用(其后正是《深圳青年报》与《诗歌报》大展轰轰烈烈之时)。1990年,在诗人曲清的主持下,该报以“诗与诗自白”专栏形式推介江西青年诗人。1998年11月至1999年10月,《江西青年报·春泥》由青年诗人王一木掌门时,开辟“青年诗人方阵”专栏,以作品、简历、图片组合方式推出42位江西青年诗人。该报还与省作协合作,联合召开江西青年诗人方阵研讨会。因此,在江西八九十年代诗歌前进的钟声中,有几声是由《江西青年报》敲响的。可是,无尽的悲痛总是一阵又一阵向我们袭来,该报于2001年底在无情的报业大战中黯然出局。

    在关注江西诗歌方面,还有《赣江大众报》(现《江南都市报》)也值得记住。1997年4月,该报在诗人杨晓茅编辑“豫章园”副刊时开辟诗歌专版。1999年3月,该报刊登杨瑾的长篇特写《守护一个梦——南昌诗人的生存状态》,后被《生活时报》和《诗刊》转载,成为《诗刊》“中国新诗选刊”首次推出的头条文章,并一开介绍各地诗人生存状况的先河。2001年4月,该报又推出《诗歌,还能掀起我们内心的激情吗?》等报道,为南昌诗歌平添一抹亮色。此外,《妇女之声报》、《江西工人报》等报副刊都在关注诗歌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地文联的机关刊物、党报的文学副刊成为重要的文学阵地。而到了90年代中后期,大部分设区市文联机关刊物停办,至此,诗歌的摇篮就惟有党报的文学副刊了。一个文学作者需要起跑,本地的刊物大都是他们的助跑器。《南昌日报(南昌晚报)·百花洲》、《上饶日报·信江》和《萍乡日报·金鳌洲》让我们的目光长久地停留。《南昌日报(南昌晚报)·百花洲》在为扶持本地文学新人而一直努力。其最大特色便是每年谷雨诗会前后(1996年除外),开辟“谷雨诗会(汇)”专版。该报关注诗歌时间之久、力度之大,在全国地市级党报刊中也是罕见的。《上饶日报·信江》的大气与超脱有力促进了当地诗歌的繁荣。它在1990至1995年的谷雨期间开设诗歌专版,其骄傲处无疑是1995年5月至9月开设的“行星的光焰”栏目和1997年5月至12月开设的“今夜星光灿烂”栏目。然而,令人扼腕的是,《上饶日报》于1998年停办“信江”。《萍乡日报·金鳌洲》一直有着关爱诗歌的传统。该报自1986年始每年谷雨诗会前后都开辟“第×届萍乡诗人诗歌”专版,并及时刊发评论。该报的一个重要举措便是,从2003年6月至10月开辟“萍乡青年诗人方阵”专栏,以简历、作品、照片组合的方式力推萍乡诗人。此外,《宜春日报·状元洲》自1986年至今,每年谷雨诗会都以1/2版刊登的该区诗人作品。

    此外,《亚细亚诗报》、《乌鸦诗报》、《大陆诗报》、《山谷诗苑》、《斯人诗报》、《三清诗报》、《新江西诗派》等民间诗报刊都为江西诗歌的繁荣发展贡献了一定力量。

    回首54年来的江西报刊,时至今日,关注诗歌的廖廖无几。在这种状况下,江西诗人在外省刊物左冲右突、抢占地盘,一次次用文本证明着江西诗坛的存在,令人崇敬之余又生出无限悲怆。或许,惟有这种境遇才凸显出“边缘”存在的独特价值与非凡意义。

后 记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们怀抱一腔尚存的热血有些慌乱地送别我们的青春。一个个旧梦在沉碎的记忆中依次苏醒,而一首歌又在耳边回响:“不管有多么疲倦,潮来潮往,世界多变迁……孤独地生活黑色的世界,只要肯期待希望不会幻灭。”呵,当细小的浪花拍打赣江旁的栏杆时,仿佛告诉一个有关这方土地的秘密——也许表面波澜不兴,而水面之下波涛翻涌。这仿佛54年的江西诗歌走过的漫长历程。这又如《诗选刊》副主编刘松林的评判一样,暗合的正是江西诗人所遭遇的命运或者说“宿命”:
    “在瞬息万变的红尘世象之中,他们的确是一群颇有定力的人。这些年了,在诗之‘江湖’上,似乎从未觑见他们兴过什么风,掀过什么澜,亦不见他们的追‘风’逐‘浪’的身影,而是以一种淡泊随和的平常之心,紧铆在文本之‘本’上,默默以生命以血汁专注地、扎扎实实地写作、探索,惟只‘让心说话’。”
    而在观察者脑海里,不由地浮现出这么一幅面画:一支(也许是稀稀落落的)并不绵长的队伍在一座蜿蜓起伏的远山前行。他们耳边传来的只是轰鸣的泉声,鸣叫的鸟啼……有雨滴在他们身上,有风刮过他们脸上,当然,也有阳光照在他们身上……而他们,偶尔也会回首……然而,确实只有他们的身影在后,脚印在后,他们想,只管向上走好了。而可能某一天,他们的身影在云层中若隐若现……
    ——这支队伍难道仅仅适合于走在“江西”的土地上?

    2004.1.20-2.21 德兴—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