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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世界文学语境下的海外汉学研究


    内容提要:达姆罗什将“世界文学”视为一种关系,将民族文学以翻译的方式推进到全球文学传播和全球阅读的流程与空间当中。本文借助于这种“世界文学”理论,重新审视海外汉学研究中的“西方主义”与“东方主义”倾向,指出两者有其相通之处,都致力于强化中西差异,形塑先进文明的西方形象,往往轻易地把中西文学的不对等现象简单归之为“扭曲”或“误用”。“西方主义”所蕴含的精英本位的意识,也忽略了现代性不只是知识精英的文化博弈,它同时也指向日常生活和大众实践。在世界文学语境下,民族文学的观念已经渐渐丧失其权威性和概括力,世界文学呈现出一种“微弱的本质主义”,由此打开了认识和解读海外汉学的更大空间。
    关 键 词:世界文学/海外汉学/西方主义/东方主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招标课题“百年来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项目号12&ZD161)中期成果。
    作者简介:季进,苏州大学文学院。
     
    一 作为关系的“世界文学”
    尽管近年来的研究一再揭橥,在西方,所谓的民族文学研究,特别是针对第三世界的文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东方主义色调,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化陈规和学术惯性,潜移默化地侵蚀着知识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人们(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内部)积极寻觅文学本土性和民族性的步伐与信心。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这种鲜明的反差看成是,东方世界试图在一个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框架中去积极实践和生产一种“真”的“个性”或曰“他性”的冒险;但是另一方面,这无疑也是一种巨大的焦虑,它来自于这些“迟到的国家文学”在进入世界文学体系之时,强烈感受到的自我标榜和吸引他者的需要。换句话说,他们在意的是其所提供的表述和形象,是否足以支撑其进入全球体系,其文学是否符合西方趣味,是否可以被西方快速地识别和定位。
    无论我们如何理解这种“民族志”式的文学追求,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种思考模式的背后仍是中西的二元逻辑,或者准确地说,是由中西等级结构所牵制的。“本真”与“原初”虽意在排除西方影响及其宰制,但是,这种或出于地理决定论,或根源于文化本位的思考,从本质上讲同东方主义如出一辙,因此,人们很自然地将之称为“自我东方化”或“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不过,诚如周蕾所指出的,“东方人的东方主义”毕竟不同于“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像转过身来的菊豆将自己‘引用’成物恋化了的女人,并向她的偷窥者展览她承负的疤痕和伤痛,这一民族志接受东方主义的历史事实,但却通过上演和滑稽模仿东方主义的视觉性政治来批判(即‘评估’)它。以其自我臣属化、自我异国情调化的视觉姿态,东方人的东方主义首先是一种示威—— 一种策略的展示。”①
    当然,周蕾的论述当中有过于理想化的成分,譬如我们可以诘问:这种示威到底是削弱了西方人的东方主义,还是事与愿违地强化了这种趋向,并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它成为一种可被反复实践的技术(technology),一如离散族群所孜孜镌刻的个人创伤和民族苦难在愈演愈烈之际竞俨然升格为一种写作的“类型学”(typlology)?但即使如此,我们仍应该充分意识到,这一论说的起点并不在于举证“自我东方化”的合法性,而在于辩证:自我反思,极有可能变成一种自我中心主义;而自我东方化,反而是将文学置入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关系网络之中予以思考。换句话说,在周蕾的观点中,一种蕴含真实性(authority)的民族文学,并不能换算成它在国际文化市场上的权威性(authenticity),相反,它仅仅只是一种修辞,建构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起点。
    这种自我臣属化(self-subalternization)的看法,作为后殖民论述的重要基调,一方面联系着东方世界的殖民历史,另一方面也牵连着全球语境中无从摆脱的后殖民威胁。主体的焕发,对于曾经被殖民的第三世界而言,无疑意味着重新梳理和整合其与殖民者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第三世界文学进入全球体系,就被简化和扭曲成了处理中西关系。它的结果是开启了一种张爱玲所说的“包括在外”式的吊诡。第三世界文学,首先被理所当然地排除在了世界文学体系之外,也因此,其努力的方向从来都是如何进入,而不是从中凸显;其次,世界文学被折算成了西方文学。尽管就目前的文化格局而言,这种折算并不见得谬以千里,但是,从理论及其愿景来看,它当然乖离了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最初提出“世界文学”时的初衷和构想。面对这种“包括在外”的局面,我们或许可以探问,是否存在一种本质上纯净的西方或东方文学?而“世界”又到底是谁的世界?文学甄选的标准又从何而来?
    在这些问题的引导下,我们注意到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有关“世界文学”的思考别有其启发意义。通过重新梳理比较文学的学科史,达姆罗什指出:“当前比较文学向全球或星际视野的扩展与其说意味着我们学科的死亡,毋宁说意味着比较文学学科建立之初就已经存在的观念的再生。”②这个简单的结论,至少揭示了如下几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没有必要把“世界文学”看成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概念和发明,认为是观念进化和时代进步的结果,会赋予文学发展以革命性的影响;第二,也没有必要把它庸俗化为一个集合概念,认为它只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总和或经典文本的大拼盘,相反,它包含着具有历史针对性的文学思考内容;第三,“世界文学”的观念需要被放置在一个“永远历史化”的进程当中被理解和定义,其核心价值和任务不应该是去具体辨认哪些是世界文学,哪些不是世界文学,而是不断承受这个观念所给出的刺激,将之作为思辨各种复杂的文学关系的起点。
    正是基于以上几个层面,达姆罗什提出了关于“世界文学”的一种设计:即世界文学应该是一种流通和阅读的模式,并且是那些在翻译中受益的作品③。尽管就定义的完备度而言,这种表述并不严密,甚至问题重重,但是它的重要突破在于,从过去以地理或文学性为内核的坐标中疏离出来,引入了文学物质性的思考,并且特别就其介入当代生活的层面做了充分的论证。无论是阅读,还是传播,甚至翻译,文学的社会构造在其中被展示出来。当然,这里的社会,已经不局限在作品的原语环境,而是注意到其潜在的跨域特征。从某种意义来说,与其说达姆罗什重新结构了一个抽象的“世界文学”,毋宁说,他形塑了一套具体的“关系”谱系,这个谱系不仅勾勒过去,同时更倾向于连接未来。简单地讲,达姆罗什眼中的“世界性”,不是一种先天结构——这个论点试图在一开始就展示出一种巨大的包容力,但是其背后的动力却可能是具有危险的地理决定论,或者绝对多元主义论和文化相对论——而是一种后天的社会组织关系,它允许“世界文学”以一种渐趋融通的方式呈现,步步为营地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将所谓的民族文学以翻译的方式推进到全球文化传播和阅读的流程与空间当中。
    严格地讲,达姆罗什的这些理解,不见得有多独特,比如印度庶民研究小组的观点早已指正,像“西方”这样的概念,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建构,不一定要有一个具体的落实。④“世界”同样有它人为建构性的一面,不能看做是美国、中国、日本等等的总和。达姆罗什所谓的通过翻译、阅读、流通来达成的“世界性”,实际上同我们一般所说的“经典化”过程也颇有类似之处。但是,他打破了过去那种想当然地把“民族—世界”做一个等级设置的思路,破除了“世界文学”精英化的迷信。平心而论,建设“世界文学”,不是搞民主政治,把它作一个公平的分配,相反,它应该自成体系,从各种民族、阶级、性别的既定标签中脱离出来,在一个漫长的、广泛的历史淘选机制中去逐步完成自身。达姆罗什的观点,为我们重新审视海外汉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可以借此对世界文学与海外汉学的得失作出新的解释和清理,并就世界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具体实践间存在的落差作出探索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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