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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世界主义的精神根基:福斯特的《霍华兹庄园》(3)


    三、“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有机体
    将施莱格尔姐妹所代表的阿诺德式自由人文理想与社群体系相结合,既是《霍华兹庄园》“联结”主题的精髓,也是小说力图重建现代性条件下世界主义精神根基的关键。小说不仅呈现了世界主义在二十世纪初的丰富内涵,其对自由理念和社群关系的独特刻画也为当下围绕世界主义的历史考察与理论探索提供了重要思路和新的注脚,这体现为一条非常重要但却尚未被充分论述的线索,即,小说所描绘的施莱格尔姐妹的文化世界主义所包含的自由主义观念与二十世纪初影响日增的“新自由主义”(23)思想的异同。
    福斯特将自己视为“维多利亚时期自由主义的遗老”,他欣赏那个时代所践行的“善行和义举”,也认同其“人道精神和智识兴趣,对言论自由的捍卫,较少种族偏见,相信个体千差万别且本应如此,并真心相信社会进步”等价值理念。(24)福斯特描述的以个体自由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思想,与二十世纪初强调国家在对抗市场失灵、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公正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新自由主义”有所不同。“新自由主义”代表论著《自由主义》(Liberalism,1911)的作者霍布豪斯将自由主义的发展梳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的重心是追求个体的政治、经济和公民权利自由,其反抗对象为宗教和国家体制中的专制力量,该阶段自由主义的特征是“一场解放运动,通过清除各种障碍,为自由、自发和充满生气的活动开启通畅无阻的渠道”(25);第二阶段则关注社群利益和公共意志的实现,个体自由开始向边沁功利主义哲学所提倡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社会目标靠拢,该目标的实现越来越需要借助国家来协调不同利益之间的竞争,通过法律约束和社会控制来取得社会和谐。当然,霍布豪斯也强调道,“真正的和谐”不只意味着避免个体之间的冲突,更是“积极意义上的支持,是为每位个体提供自由发展的可能,同时这种发展不只允许也会促成他人的发展”(Liberalism:62)。
    麦克尔·列文森和保罗·珀皮斯等学者曾指出,福斯特的旧式自由主义人文理想与强调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格格不入,并认为小说《霍华兹庄园》最终在个体自由价值和社会经济秩序不可调和的情况下选择了前者。(26)这种解读捕捉到了福斯特对自由主义所包含的个体精神的推崇,但忽略了他对“新经济与旧品德”联结的必要性的强调(27)以及小说在对这一联结进行探索时所表现出的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之间的一些契合。在霍布豪斯看来,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振兴传统自由主义理念的方式之一,是进一步强调个体身份的社会属性以及个体的社会责任。其中,“社会有机体”是联结个体和社会的重要概念,它包括两个侧重点:一方面,社会生活由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另一方面,个体生活如果脱离了社会群落就会面目全非。霍布豪斯强调道,“自由主义的核心在于对进步的理解,它不是一个机械手段的问题,而是对富有生命力的精神能量的解放。好的社会机制应该提供让这种能量自由流动的渠道,同时又不为能量自身的充溢所阻塞,这种自由让社会结构充满生机,并不断扩充和升华着智识生活”(Liberalism:66)。
    霍布豪斯思想体系中的社会有机体概念,与他所推崇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理念以及阿诺德的自我完善主张,虽各有侧重,却也有一脉相承之处。包括斯特凡·科林尼在内的一些学者已指出,密尔和阿诺德都曾借鉴过德国哲学思想中“自我塑造”(Bildung)这一重要概念,并以其来阐述个体成长的内在价值和社会意义。(28)此外,阿诺德与密尔都在各自的论述中突出了现代生活的高度机械化倾向对个体成长的抑制和对社会有机组成的侵蚀。阿诺德对机械崇拜的批判构成了他的文化和社会理念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他看来,这种盲目崇拜不仅反映了物质欲望的不断膨胀,也压制了人的内在潜质的自由充分发展,进而损害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密尔也对社会的机械化趋势如何阻碍人的心灵成长进行了相似的反思:“人性不是一台根据既定模型建造、然后按部就班工作的机器,而是一棵树木,它需要成长和全方位的伸展,这是它作为一个生命体的内在活力所决定的。”(29)
    以密尔这段话来观照《霍华兹庄园》中的“山榆树”意象,可以发现,小说用“山榆树”来形容英国社会的本质,看似不可思议,实则包涵着丰富的历史和思想内涵。玛格丽特第一次参观霍华兹庄园时,望着窗外枝繁叶茂的山榆树,曾体验到一种瞬间的顿悟:霍华兹庄园就好像英国社会的缩影,而山榆树则蕴藏着勃勃生机,在自然的滋养中自由成长。透过玛格丽特的沉思,小说描述道,山榆树代表的“不是勇士、不是爱人、不是神祇”,而是一种“志同道合”的公共精神:“树木守护着房子,根基强壮且富有开拓力,而最顶端的枝梢却又柔软温顺。”(Howards:166)
    山榆树所扎根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农庄和屋舍,其实质“既非[传统]贵族也非[现代]城郊”,而是带着“一股自由的韵味”,玛格丽特甚至思忖道,“倘若自主选择的话,这片土地会投票给自由主义者”(Howards:215)。因此,在福斯特精巧的画面和构思中,“自由”既不是威尔考克斯式自由放任的物质利益追求,也不是狄比式以自我为中心的冷漠艺术态度,更不是与社群生活脱节的抽象理念和价值体系,而是建立在“霍华兹庄园”所象征的社会有机体之上的精神特质。
    当我们将福斯特的小说置于自由主义哲学思想在二十世纪初的发展演变这一更为广阔的思想背景中来审视时,“霍华兹庄园”显然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怀旧田园主义”的一个符号象征,小说所包含的社会理想也不能被化约为以英国旧式“乡村美德”来拯救现代工业都市的种种痼疾(30)。从最初在威尔考克斯们主导的物质世界主义中漂泊无定,到最终在霍华兹庄园安居扎根,与海伦、海伦和列奥纳德的孩子、艾弗里太太、汤姆和他的父亲等庄园农工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生活、在一个自由和谐的社群里平等相处,玛格丽特深感越来越“了解自己,并对自我成长有了基本的把握”(Howards:223)。霍布豪斯在《自由主义》中强调,自由的核心在于社会个体的成长,而这种成长的实现则需要通过“拓展思维和视野,唤醒想象力,调动仁爱和充沛的情感,强化并扩大理性的把握”(Liberalism:63)。
    虽然《霍华兹庄园》结尾中模棱两可的基调似乎反映出福斯特对新经济秩序与旧自由理念的融合这一可能性的怀疑态度,虽然在物质无根世界主义的侵袭面前霍华兹庄园也许显得有些脆弱,但作为具有世界关怀的自由精神的土壤,霍华兹庄园依然丰沃,将帮助“有根世界主义”(31)萌芽与生长。小说中施莱格尔姐妹所承载的阿诺德式文化理念,无疑更全面透彻地阐述了“成长”的丰富内涵及其所具有的超越民族国家和单个社会群落的恒久价值;然而,只有在作为社会有机体缩影的霍华兹庄园中,在这个个体之间的互动和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得到了充分展开并实现的社群里,自由、成长和文化理念才有了坚实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福斯特的小说《霍华兹庄园》无疑为世界主义研究提供了更开阔的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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