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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文本的意义之源:作者创作、读者阅读与评者评论


    内容提要:文学文本的意义源自作者创作、读者阅读和评者评论共同构成的文本在场状态。其中,作者是文本的初始创造者,作者的社会洞察、生活理解、喜怒哀乐、梦境幻思在创作冲动驱使下,驾驭某种语言、富有个性地按文字规则和审美要求书写成能被读者阅读、欣赏、评论的语符系统,生产了文学作品;读者以其阅读期待、阅读前见、阅读习惯欣赏作品;评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更深入地解说作者、作品、读者、阅读的生活背景、文化场域、意识状态,理性地评论文学文本中更普遍的公共性社会意义。这三者共同作用使文学作品转换为文学文本,成为文学文本的意义之源。在“作者已死”“理论中心”“强制阐释”甚嚣尘上的后现代批评背景下,重谈文学文本意义之源话题,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实践性、历史性和规律性原则,既要防止拒绝作者意图、泛化读者阅读所造成的文学文本意义的消失,又要防止黑格尔式的逻辑主义强势话语对评者评论自由性的遮蔽,凸显文学评论的真理性、公共性和普遍有效性,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学阐释特色,从而真实、真切、真诚地昭明并增长文学文本的文化价值和人生意义。
    关 键 词:文本/作者/读者/评者/文本意义
    作者简介:张政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德国古典哲学。
     
    当代西方文论精神危机的重要症候之一是断然否决作者与读者、评者的内在联系,声称“作者死了”,从文学生产—消费世界的作者中心到作品中心再到读者中心至今天的理论中心,让理论独自成为文学世界的唯一主角,使文学生产—消费活动成为一场理论的独角戏。对此,张江教授明确指出:“20世纪中期以来,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总体倾向是否定作者及其意图的存在,否定意图对阐释的意义,对文本作符合论者目的的强制阐释,推动当代阐释学研究走上了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道路。”①文学活动的文化场域是作者意图、读者意趣和评者意义构成的文本在场状态。评者自2000多年前在文学世界中出场以来,为公众提供文本理解的阐释路径、理性方法和价值领悟,使读者能在文本中确认自我、享受人生、关怀人类并走上启迪社会发展的自由之路,已是不争的事实与信念。因而,当下论述作者创作、读者阅读、评者评论的内在关系,目的在于重申作者文本意图的实在性和读者、评者文本意图的公共性始终在场,作者、读者和评者共同建起的文学经验是文学文本的意义之源。
    一、作者创作与对文本的知识解说
    作者是文本的初始创造者,作者的社会洞察、生活理解、喜怒哀乐、梦境幻思在创作冲动驱使下,由作者驾驭某种语言,富有个性地按文字规则和审美要求书写成能被公众阅读、欣赏、评论的语符系统便是文学作品。在语符系统中作者对外在世界的理解、对自我生活的经验皆被对象化在文学作品之中并被作品显现,这就是作者的文本意图。
    在马克思主义阐释图景中,文学作品是作家创作实践活动的结果,是对作家主观意识的确证。作家创作活动是一种生产,产品即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是文学文本的基础和载体,它在文学阅读、欣赏、评论中成为文学文本。而作为文学本文基础和载体的文学作品也就独立于作者,它在对象化作家的主观世界的同时,成为客观独立的文本,不再为作者所控制和改变。在理论物理学中,低于每秒30万公里运动速度的大尺度宇宙的一切事物都处于惯性物理系统中,封闭性、均匀分布性是惯性物理系统的基本规定性,这种规定性中所有的运动都是单向度、不可逆的。在这一点上,宇宙星空、社会历史、文学文本都是耗散过程,总要出现又逝去,不会按原有的内容和形式停止不动。不过,爱因斯坦相对论告诉我们,在同一坐标系统中,具体存在的时间与空间不可分离。当有一个确定的空间点时,必有确定的时间点与之对应,反之亦然。现实的文学作品在创作过程中拥有的作者意图进入文学文本后不再能够回到作者的创作时间过程中,却留存在文学文本的符号空间里。所以作者意图在,是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显然,问题不是作者的文本意图在不在,而是读者如何发现作者的文本意图怎样在、评者如何昭示作者的文本意图为何在。这是读者阅读文本意义的基础,也是评者的评论能够被公众普遍接受的前提。所以张江教授才说:“意图的渗透与决定力量,贯穿于文本理解与阐释的全部过程之中,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接受还是不接受,它始终发生作用,让人无法逃避。”②
    明白作者的生活背景、写作情境、书写目的、语言含义是阅读与评论的前提,也是在阐释中将作品转换为拥有超越作者和作品意义的文学文本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阅读、评论都要找寻、确定作者的文本意图,而文本意图的丰满也是实现正确而有效理解、诠释文学文本的重要途径。康德指出,存在被主体感知建构为认识对象后,主体逻辑能力通过对认识对象的知性判断构成了关于对象的普遍认知,产生了知识。读者对作者文本意图的体会、领悟产生了关于文本的阅读经验,评者对作者文本意图的理性揭示、知性认知形成了关于具体文学作品的知识,而文学史知识体系和文学理论体系正是以这些具体文学作品的知识为基础构成和主要资源的。如此,有理由将读者、评者对作者文本意图的理解视为一种辨认文化事实的特殊认识活动,一种形成文学知识的具体过程。而这也要求读者、评者在理解作者文本意图时,尽可能实现准确性、客观性和独立性。
    中国文学鉴赏与批评的重要传统就在于聚焦作者的文本意图。先秦的“知人论事说”“言不尽意说”,汉代的“言志说”“发愤著书说”,魏晋的“文气说”“缘情说”,唐代的“寄兴说”“意境说”,宋代的“有为而作说”“妙悟说”,明代的“童心说”“性灵说”,清代的“神韵说”“灵性说”,直至近代王国维的“境界说”,可以说孕育于先秦、成形于两汉、发展于唐宋、全盛于明清的中国古代文学阅读与批评的核心标准和主流观念都是关乎作者文本意图之在与如何在的理解。也正是在这种重视作者文本意图之在与如何在的文学阅读与批评的核心标准和主流观念引领下,中国传统文学的鉴赏、批评重在作者、作品人物事迹、行迹、思迹、文迹的考据钩稽,为求证文本意图呕心沥血、竭尽全力,积累了大量的眉批、点评、案牍、典籍、年谱、文物等,在阅读、评论中长期湮没于文本沉默之中的许多文学作品的作者文本意图获得了揭示,为承传中国审美文化,延续中华文明根脉做出重大贡献,并成为最令世人尊重的显学。
    不过,读者发现作者的文本意图之在与怎样在只是阅读的基础。评者昭示作者的文本意图之在与怎样在也只是评论能够被公众接受并被认同为文本意义的前提。文本意图只形成了具体文学作品的知识形态,却不是文学文本意义的全部。在《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③一书中,李凯尔特强调人类有文化活动与科学活动两种基本的精神活动。这两种精神活动必须有所区别,否则就会使文化活动与科学活动各自丧失其独立的真理性。本质上说,文学阅读与文学评论是人类的精神文化活动。文学文本不是客观规律所统摄的自然现象,而是由活生生的作者创作的审美文本。与纯客观的自然现象不同,文学文本完全由作者主观审美活动所产生,虽潜具着社会生活的客观性,但归根结底是作者的主观认识的对象化、文字化。就主客体认识关系而言,科学认知的主体与客体都是独立的,主体与客体只在认知层面上构成思维的同一性。认识主体在这种思维的同一性中认知客体,将认知结果织造成自然科学。在科学认识活动中,认识主体虽具有主观意识和能力,但在认知过程中越能避免主观性对认知过程的干涉与影响,就越能达到认知的真理性、准确性,这是人类科学认识活动中主体性的特殊属性。文学文本是作者主观审美意识的对象化、文字化,与作者无法分离,而文学阅读、文学评论又必经读者、评者的认识、体悟、领会、理解,形成对文学文本的阐释。换句话说,文学文本只有被读者感受领悟、评者思考判断,才可能被真实可信地理解、言说,才能被公众普遍认知并融进公众的社会生活中,文学文本也才能在作者文本意图上生出更丰富、更公共化、更具普遍性的文本意义。文学阅读、文学评论与科学认识的对象都是相对独立的、都具有客观性,但在路径与方法层面上,科学认识的基本路径和主要方法是假设、观察、实验、计算,而文学阅读、文学评论则以感受、理解、领悟和文字写作为基本路径和主要方法,在阐释中实现对文学文本的认识。因而读者、评者对文学文本的阐释不可能是不在场、零度化的陈言。可以说,读者、评者对作者意图的解说、阐释必然伴随着对文本意义的表达,表意功能是文学阅读和文学评论的内在规定性。由此看来,读者、评者在昭示文学文本的作者意图之在和怎样在时,还要表达更为丰富多元、宽阔广泛的文本意义。不过,在“作者已死”“理论中心”“强制阐释”的后现代阅读与批评时代,需要更加强调文学阅读、论评对作者意图的发现与昭示,以凸显文学阅读与评论的知识性、公共性和普遍有效性,同时更好地发扬中华民族阅读、评论的传统。相信这一传统一旦进入当下的文学场域中,一定会成为文化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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