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写诗时，那是二十多年前，初生牛犊，意气风发，一副找到了诗歌真理的模样。在心中给自己立了几条规矩，也即所谓的诗观，比如：诗歌是冲动，须一气呵成；诗歌不是寻找来的，它是一束光，突然间降临并照亮自己；诗写的过去的事情，当下没有诗；要用自己感觉最舒服的语言，就像睡觉用最舒服的睡姿；诗一旦成形，不作修改。基于以上几点，继而推导出，写长诗（组诗）的人是有野心的，而诗歌最忌讳的就是野心，因为一旦有了野心，将会有目标，也必会去筹划、用谋略，这样也就失去了自由。短诗才能称作诗，长诗（组诗）是不成立的，动辄上百行，又甚至逶迤千行以上，伏于案前一气呵成，这怎么可能呢，即使写出来也必是矫揉造作之作，或称之为臭婆娘的裹脚。
但事实是，在最初的两三年我已写了几首长诗，《隐匿之歌》接近百行，《我的南方兄弟》《陀螺之歌》都在百行之上。抛开诗的质量好坏不说，为什么自己的言行相悖，自己定的规矩或称为禁忌的东西，要自己打破？难道自己真的是那种没有底线、没有原则、没有边界感的人？
当然，也不必故作惊讶，可以用一句“因为人永远是矛盾的”来搪塞。但话说回来，我定的条条框框，难道不是一种目标？所谓的清规戒律，难道不是一种野心？在心中反复揣摩、打腹稿，难道不是修改？所以，细究之下，我所坚持的上述几点都只是“怎样写诗”，而非“为什么写诗”。从根本上看，写诗就是求真，就是出真东西，抒发真感情，这才是写诗的主旨与要义。上文言及的所谓的“诗观”，只是诗歌内容上的布局或称为方式方法的东西罢了。这是不容混淆的。所以，无论冲动还是理性，无论过去还是当下，无论有无野心，无论什么语言，无论长诗还是短诗，无论期待降临还是主动挖掘，都可以写，不能自我禁锢，诗歌要的是自由而非束缚，要的是开放而非封闭。这就是诗歌的可贵与动人之处。在此抄录一首，写于地铁上，一两分钟就写好了。
快
我见过最快的人
在地铁关门的一刹那
那个人“噌”地
就上来了
但是很遗憾
他的尾巴还是给门夹掉了
不过，没关系
第二天早上还会长出来
跟几乎所有的行当一样，写诗一旦入了门，再加上日久弥坚，就好像突然掌握了一项技术，有了自己的独门绝活，形成了自己的套路，越写越顺溜，越写越像那么回事，俨然成了一个熟练工人，不再有生涩之感，同时也不再饱涵那种徘徊犹豫却不忘孤绝地去探索的勇气。事实正是这样，发表顺利，获得“圈子”认可，然后出书，乃至获奖，成名成家，一条流水线，竟然成了一本万利的生意。目之所及，大都是这样的生意人，蝇趋蚁附，三板斧、一招鲜，吃遍天下。是的，毫无例外，或多或少我也成了这样的名利之徒。
但刚才说的“大都”，也就是说，仍然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例外，他们不做生意，只是自以为是，只是自为修炼，他们孤独地走在山道上。他们是我景仰的人。
我反思并需要作出改变。我不再写得多（当然最多的年份也就是四五十首的样子，我觉得写得够多了），我越写越少，甚至有的年份一首也不写。不写的时候，就不再是一个诗人。加之突然而至的疫情，延宕三年，几乎撼动了生而为人的理念与基石。好在，我跟大家一样，没有停滞于此，而是痛定思痛（或称为麻木），继续朝前走。
沉寂多日，又突然来了灵光，在肚里再三孕育，但一出手，还是那个味儿。改变是不容易的，我已年过五旬，写诗也接近三十年了，想再辟蹊径已非易事。当然，在这个岁数，学识、情绪和理念趋于稳定。在写诗这件事情上，总体上让自己保持灵醒与机警，不可顺手就写。恰在此时，韩东提醒我可以去写长诗或组诗。我记在了心里。
我想到了家乡的那座山，我想写一写它。但萦绕在心头的，都是少年时听到的传说，以及和同伴爬山时的场景。实际上，在写这组诗之前，我已写了几首，比如那首《我的家乡盛产钻石》，就是小时候听母亲讲的，印象非常深刻。但没想到，成年之后，会以一首诗的面目呈现。比如《石头》，写的是现实，是当下。这组诗前前后后写了一个多月，现实与过去，传说与掌故，互相交织、杂糅，当然还没写完，还可以继续添加。但就此罢手也没问题。
韩东看了，评价说：“朱庆和开始写组诗，或者将已写的诗编入组诗中，这使他的写作更具形状，力量更集中、强大。在庆和这一代诗人中，庆和是少数几个具有原创性的诗人之一，他们自觉的自我塑造、自我设计关系到汉语诗歌的未来，意义非凡。”这当然是一种鼓励。时机成熟，以后还会写长诗或组诗。
我知道，我有了一些改变。我也知道，我几乎没有改变。那就干脆一条道走到黑吧。记得少年时，看到大人穿皮鞋，听到脚底与地面碰撞发出的那种“咔咔”的声音，就讨厌之极，发誓长大后绝不会这副模样。事实是，上大学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买了一双油光锃亮的皮鞋。呵呵！我终于活成了自己最初鄙视与厌弃的模样。少年时的观念或想法挺有意思，是幼稚吗？是滑稽吗？当然有这些成分，但这也有了为此后的人生奠定了基石的东西，即：朴素与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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