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比勒·苏莱曼（左）与薛庆国
纳比勒·苏莱曼（1945— ）是叙利亚著名作家，1970年开始发表小说，迄今共出版23部长篇小说和文学论著，其部分作品被译成英、俄、法、西等外语。2022年获阿联酋苏尔坦·欧维斯小说奖。2024年出任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阿拉伯小说国际奖”（又称“阿拉伯布克奖”）评委会主席。日前，他应北京外国语大学之邀访华，在京沪多所高校作学术交流。其间，北外薛庆国教授对他作了如下访谈。
薛庆国：纳比勒先生：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访谈。从1970年至今，您一共发表了23部作品，其中主要是长篇小说。我想知道，作为一个阿拉伯作家，什么是您最为珍视的文学成就？
纳比勒：谢谢。大多数作家都有点孤芳自赏，我也不例外，所以很乐意在访谈之初先谈谈我自己。作为生活在当下的阿拉伯作家，我最珍视的，是能写出与众不同的作品，写出在阿拉伯文坛乃至世界文坛都有其独特性的作品。因此，自创作初期我就试图在书写阿拉伯本土现实的同时，让作品具备一些实验性和先锋特色。譬如，1973年出版的小说《夏天的雪》，其中尝试了多声部的叙事手法，这在当时的阿拉伯文坛还没有先例；在1980年出版的小说《方尖碑》中，我以自己的名字“纳比勒”给小说的主人公取名，以便赋予小说“自我想象”色彩，在小说和自传之间建立某种联系，这可能也是我的首创；2022年出版的小说《金人变形记》受古罗马作家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启发，通过讲述人变成驴的故事，批判了当代人类的野蛮、自私和疯狂。
2000年，我发表了小说《夜谈》，讲的是上世纪80年代发生在女子监狱的故事，主要人物即囚犯都是女性，其中有左翼人士、右翼人士和虔诚的宗教信徒，连女囚的看守们也是女性。作为男作家，我如何去书写这么多各式各样的女性？这是很大的挑战。小说写完后，我让30岁的女儿先读，希望她从女性的角度提提修改建议，但她读后说一个字都不用修改。一位作家朋友读了出版后的小说，开玩笑地对我说：“纳比勒，你对女人这么了解，我怀疑你是个变性人！”总之，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我一方面不断探讨叙利亚、阿拉伯乃至整个世界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同时又在追求小说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
薛庆国：在今天回头去看您的作品，或者再过二三十年去回顾您的作品，您是否会认为有些作品已经过时了，不再具有任何价值了？
纳比勒：说实话，我真希望我的部分作品现在就已经过时，也希望后人读这些作品时觉得不可理解、难以置信。譬如，我1972年发表的小说《监狱》，是根据一些出狱后的政治犯的叙述创作的，写的是监狱对囚徒们的种种非人道迫害，以及被囚禁者对自由、生命的渴望。当时真没有想到，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小说中描述的种种悲惨场景在现实中仍然真切地存在。现在我还是希望，再过半个世纪后小说能够过时，到时人们只是怀着猎奇心去阅读小说中反映的历史。但理智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哎，真令人遗憾！
当然，我的小说并非每部都是杰作，到底有几部作品能够流传下去？这要由评论家和读者去回答。如果能有百分之二十、三十的作品值得后人再读，那我也心满意足了。
薛庆国：记得与您同时代的叙利亚思想家布阿里·亚辛曾写过一部影响深远的理论著作《三大禁区：宗教、性与阶级冲突研究》，其中提及：宗教、性和政治是阿拉伯社会的三大禁忌话题，但同时又吸引许多阿拉伯作家去触碰。看来您的作品较多探讨了政治话题，您是否也触及了宗教和性这两个禁忌呢？
纳比勒：谢谢你提及布阿里·亚辛和他的著作，亚辛是我终身的挚友，我们曾合作写过一本论著《叙利亚的意识形态与文学》。我的小说当然也涉及宗教和性这两个禁区。1970年我发表的处女作《洪水蔓延》，其中有个人物是一位乡村教长，他表面上一本正经，其实却和普通人无异，也对女人有欲念，也会昧着良心去做虚伪的事情。1995年发表的《宝座幻影》，写了法国殖民叙利亚时期一个宗教少数派的故事，其首领以神灵自称。这在宗教正统派看来不可思议，但在民间有一定市场。我认为作家应该重视民间的宗教和文化遗产，因为其中不乏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譬如叙利亚民间有些人对天堂、地狱的想象，对死者在坟墓中各种处境的想象，都为作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至于宗教对民族潜意识乃至民族性的影响，我的许多作品都有所涉及。
说到性这个禁区，它其实是人的身体的基本和自然需求。但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习惯于自欺欺人，仿佛我们在这方面都是纯洁无瑕、无求无欲的天使。受这种文化的熏陶，我们阿拉伯文学太“文雅”了，我指的是贬义的“文雅”，我们大多数人的写作——包括我的作品——是“被阉割的”。我们在书写对身体本能、对性、甚至对食物的渴望时，习惯于绕来绕去兜圈子，总是要戴上一副不必要的面具。
薛庆国：感谢您谈得这么坦率。现在换个话题，作为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小说奖——阿拉伯小说国际奖本届评委会的主席，您对参赛小说和获奖作品一定非常熟悉，请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纳比勒：阿拉伯小说国际奖因为借鉴了英语小说布克奖的做法，并得到该奖基金会的支持，所以也被称为“阿拉伯布克奖”。它于2007年设立，由阿联酋政府资助，每年评选一次，每届评委由5位作家或学者组成，其中至少有一人来自母语为阿拉伯语的国家。本届评委就包括一位研究阿拉伯文学的捷克学者，我知道，来自中国的张洪仪教授也担任过评委。本届共收到134部参评小说，经过评选，有16部入围长名单，6部进入短名单，最后评委们一致同意，将大奖授予巴勒斯坦作家巴希姆·汉达格吉的作品《天空颜色的面具》。不同寻常的是，今年41岁的巴希姆2004年就被以色列以“恐怖”罪名逮捕入狱，累计判处三次终身监禁。所以，身处狱中的他不可能前去领奖，代他领奖的是他哥哥。由于目前正值巴以爆发新一轮激烈冲突，所以我们授奖给一位身处狱中的巴勒斯坦作家，自然也引起了一些疑问。
薛庆国：正如您所说，我也从阿拉伯媒体读到了有关疑问。大家都想知道，这次授奖是出于文学考量，还是考虑到了政治等其他因素？
纳比勒：我可以负责任地回答你，出于文学的考量起码占百分之九十五的比重。换句话说，即使没有新一轮巴以冲突，巴希姆的这部小说也会获奖。小说通过充满奇思妙想的叙事手法，剖析了家庭破碎、流离失所、种族灭绝和种族主义等复杂而痛苦的现实，表达了巴勒斯坦人民对自由和尊严的追求。这部小说我从头至尾认真阅读了三遍，可以确切地判断它是一部杰作。我们评委会成员固然要传达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声援，但这个奖首先是对文学的声援。
薛庆国：听您这么介绍，我希望能尽快阅读这部作品。在我看来，巴希姆先生在狱中创作并获文学大奖，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小说题材。作家被囚禁，正是失去自由、尊严和国家的全体巴勒斯坦人民处境的象征；他身陷囹圄而笔耕不辍，留下打动人的文字，也象征了占领和苦难并不能泯灭巴勒斯坦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我不确定作家是否将被终身监禁，但我相信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不可能永无止境。总有一天，他们会在自由和独立的民族之林获得一席之地，也总有一天，伟大的巴勒斯坦文学不是诞生于牢笼，而是在朗朗天空下写就。
纳比勒：你说得太好了，我完全赞成。
薛庆国：我接下来的问题是：今年参评的小说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下阿拉伯小说创作的图景？
纳比勒：我很乐意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或许是阅读当代阿拉伯小说最多的作家之一，所以我对文坛动态十分了解。可以说，今年或去年的小说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代阿拉伯小说创作的四个景观。第一景观为挖掘历史，即很多小说涉足历史题材，从几千年前的古代史到半个世纪前的现代史，其中的事件、场景、人物、传说等等，都成了小说家的灵感来源，但作家们大都借历史言说现实，即戴上历史的面具指涉当下。第二景观为书写现实，即作为“流动的历史”的现实，或者说是正处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家们直接书写正在经历巨变和种种危机的阿拉伯现实。第三景观为反映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或许由于我们在地理上靠近欧洲，或许我们从古至今就和西方一直有着复杂的互动，所以探讨阿拉伯和他者——主要是西方——的关系，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阿拉伯小说的主要话题。第四景观为探索不同的写作手法，在结构布局、叙事手法和小说语言上大胆实验和创新。这四个景观中，占比最大的还是对现实的书写。你知道，阿拉伯历来就有“诗歌是阿拉伯人的史册”之说，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长篇小说是当代阿拉伯人的史册。”
薛庆国：这么说来，是否可以认为阿拉伯小说在21世纪进入了繁荣期？
纳比勒：是的，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阿拉伯小说确实正在经历繁荣期。其实，从上世纪最后一、二十年开始，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趋势。相形之下，阿拉伯诗歌（尤其是格律诗）、戏剧和短篇小说创作，却逐渐步入低谷。长篇小说正在经历一个爆发期，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怎么评价这么多突然出现的小说？遗憾的是，阿拉伯评论界未能跟上小说创作的步伐。但吊诡的是，大多数阿拉伯人都不会否认一个事实，即当下的阿拉伯世界正在经历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除了海湾产油国以外，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在经历停滞、动荡甚至战乱。
薛庆国：您说的这个现象并非偶然，中国古代诗人也有“国家不幸诗家幸”之说。但是，在这个文学可以大显身手的乱世，为什么只有长篇小说才迎来繁荣呢？
纳比勒：我个人认为，当下的阿拉伯社会太复杂，各种矛盾、危机层出不穷，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容纳这么多复杂而残酷的问题。长篇小说就像一个巨兽，它能吞吐一切，包罗万象，所以当代作家们都偏爱创作长篇小说。当然，海湾国家设立的若干小说大奖，也对长篇小说的繁荣起了推动作用。总之，过去几十年里阿拉伯小说的数量是惊人的，这其中粗糙、稚嫩之作自然不少，但即使只有百分之十、甚至百分之五的作品称得上佳作，那么这个数目也很可观。
薛庆国：在活跃于当下文坛的阿拉伯小说家中，青年作家、女作家的比例如何？
纳比勒：应该说比例很高，在我的印象里，50岁以下的作家是目前阿拉伯文坛的主力军，这其中女性作家也不少，譬如今年凭小说《白痴：麦加1945-2009》入围短名单的沙特女作家拉嘉·阿丽姆，2011年曾经凭小说《鸽子项圈》获得过本奖，还有一位叙利亚女作家今年也进入了6人短名单。30岁上下的年轻作家也有佼佼者，但不少年轻人缺少生活历练和写作经验，在处理政治题材时容易简单化和过于直接。另外，语言功力不足是青年作家的普遍软肋，这一点上他们和老一辈作家有明显差距。
薛庆国：对于您这样的当代阿拉伯作家而言，影响你们最大的，是西方作家还是马哈福兹、纪伯伦这些前辈阿拉伯作家？
纳比勒：马哈福兹是阿拉伯小说的一代宗师，对所有后辈阿拉伯作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除他之外，其他阿拉伯前辈作家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有限，所以说，影响我们创作观念和创作手法的，主要还是西方作家。我是通过翻译作品了解西方文学的，尽管文学翻译的水平总体不高，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弗吉尼亚·伍尔夫、加西亚·马尔克斯等外国作家还是让我受益很多。当然，影响我们较大的，还有阿拉伯思想家和诗人，其中就有我们俩的共同朋友阿多尼斯，他的思想，特别是他批判阿拉伯文化传统的那种方式和卓见，让我很受震撼，他对当代许多阿拉伯作家和知识分子都具有启蒙意义。
薛庆国：我同意您对阿多尼斯的评价。说到外国文学，您对中国文学有所了解吗？
纳比勒：遗憾的是，对于中国文学我所知甚少。我知道，近20年以来，已有不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译成阿拉伯语；我还听说，当下的中国文学发展很快，长篇小说也呈现出繁荣景象，与莫言齐名或者同样优秀的中国作家还有好多位。但说实话，中国文学总体上还没有被阿拉伯作家们广泛了解。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译成阿拉伯语，尤其希望中阿译者们重视翻译质量，因为这关乎中国文学、中国作家的声誉。
薛庆国：作为一位阿拉伯作家，您对于加强中阿文学交流有什么建议？
纳比勒：我可以肯定，阿拉伯作家们不管持有什么意识形态，都乐意和中国加强交流，来中国看看是阿拉伯作家的共同梦想。另外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你们在和各国官方的作协交往同时，不能忽视未加入作协的作家。你肯定也知道，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优秀的阿拉伯作家并没有加入本国作协。所以我很高兴你们重视阿多尼斯，虽然他跟阿拉伯作协没有什么关系。
薛庆国：最后一个问题，您此行在北京已经待了将近10天。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
纳比勒：感触很深。令我遗憾的是，我在年近八旬时才第一次访问中国，实在是来得太晚了。中国之美，超出我的想象。来之前，我读过不少或是赞美、或是批评中国的文字，但我读这些文字时都怀有疑虑，我更相信自己的亲眼所见。此行我发现，北京那么有文化底蕴，又是那么现代，那么干净整洁。我在开罗生活过多年，也爱开罗，但平心而论，今天的开罗和北京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我更喜欢的是中国人，这几天认识了许多中国朋友，而且每天都跟中国人接触，看到老师、学生、宾馆和餐厅的服务员、司机、附近的居民和街上的行人等等，我发现多数人都纯朴友善，脸上挂着微笑，很显然这里的人际关系不那么紧张。我知道这只是走马观花的第一印象，你们的社会一定也有很多问题，但第一印象、总体印象很重要，往往是触及本质的。我去过许多欧美城市，也有一些当地朋友，但只有中国让我在产生神秘感的同时感到亲切，只有中国人能让我一见如故。我还来不及分析这是为什么。也许日后我会创作一部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但最终能否写出来，现在还不能确定。
薛庆国：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回答，我从中获益很多。
纳比勒：谢谢你促成了我的中国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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