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弗朗茨·卡夫卡去世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写出《变形记》《城堡》等作品的天才作家，7集德剧《卡夫卡》应景上线。乔尔·巴斯曼担任主角，他曾出演经典德剧《我们的父辈》。编剧凯尔曼本身也是一位作家，他的代表作包括《丈量世界》《名声》，曾获《世界报》文学奖、托马斯·曼奖等多个奖项。此外，该剧演员中也不乏出演过《巴比伦柏林》等热门德剧的熟面孔。自然而然，这部剧吸引了德剧迷和文学爱好者的关注。
一个复杂的犹太人和保险公司职员
卡夫卡何许人也？抛开那些经典作品，我们不妨来一个另类介绍。
卡夫卡，这个名字在捷克语中意为“寒鸦”。他出生于奥匈帝国布拉格郊区一个犹太商人之家，母语是德语和西意第绪语。他从小在威严的父亲管教下长大，选专业时曾先后选择化学和文学，但最后攻读法律，荣获法学博士。他身高1.80米至1.83米，相貌英俊，有一对精灵耳，讨女孩子喜欢，但畏惧结婚。他熟悉立法和法律史，认为法律是权贵的工具。他的小说行文也受法律文书的影响。除此之外，他不喜欢上班，但在保险公司表现优秀。同样是单调、重复的工作，他更喜欢在大自然里劳作。他是一个复杂的犹太人，既有过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言论，也有过对此疏离的言论。后世读者常关注他孤独、疏离的一面，但他对待朋友和爱人不乏热烈话语——在世俗生活中，他兼顾着激情和冷却。
卡夫卡有很多趣事。众所周知，他死前希望好友布罗德烧掉自己的遗稿。但布罗德没有照做，反而不遗余力地整理、出版和保护他的作品。今天被成千上万文学爱好者推崇的卡夫卡小说，如果没有布罗德，都很可能失传于人间。而有一种说法是：卡夫卡太了解布罗德了，他知道布罗德一定不会烧毁遗稿，所以他可以放心地说烧掉那些作品——这是一个卡夫卡式的处理，因为布罗德绝不会照做。
卡夫卡曾在日记里写道：“我就是文学。”这话乍看上去像文艺青年的中二语录，可要是结合卡夫卡的人生和作品，倒也说得没错，他的确把自己活成了文学。只是如果文艺青年照做，可能就会更讨人厌。毕竟，模仿卡夫卡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在无限的孤独中进行创作
坊间有一句流传已久的话：三流小说容易被改编成一流电影，一流小说则容易被改编成三流戏剧。卡夫卡的小说例来被视作难以改编的范本。过去有过一些电影人去尝试，其中最出名的要数奥逊·威尔斯改编的《审判》、1991年史蒂文·索德伯格版本的《卡夫卡》——它们已经算口碑最好的版本了，但更多的尝试往往不得要领。此番德剧版本倒是玩出一些新意：它不是顺序记录卡夫卡的人生，而是先从布罗德保护卡夫卡的遗作说起。
该剧第一集，希勒特上台，纳粹统治德国，山雨欲来风满楼，布罗德在出境的火车上惴惴不安。当他提心吊胆地通过巡逻员排查时，对方告诉他，你们是最后一批能够这样正常坐火车离开的乘客。如果再晚一些，卡夫卡的遗稿有可能毁于纳粹德国。
卡夫卡的小说并不遵循现实主义逻辑，他在叙事中灵活使用了象征、寓言、变形等手法。德剧《卡夫卡》也使用了现代小说式的叙事方法，将现实与虚构混合，穿插不同人物的视角，拼图般的再现卡夫卡的生活。除了主角比真实的卡夫卡矮了一截，整体质感的确具有文学性，是那种很快就彰显出精良制作水平的剧目。
在这部剧里，小说家兼卡夫卡的亲密朋友布罗德、卡夫卡的未婚妻菲莉丝、父亲赫尔曼等人，都作为重要人物登场。他们并不仅仅作为配角存在。譬如有一场为布罗德设计的审问戏，编剧通过记者对布罗德辛辣的追问——你一个三流的小说家，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阐释卡夫卡的作品，从而进一步揭示出布罗德的焦灼。这关于他和卡夫卡的友谊，也关乎他自己的野心。
编剧也没有美化卡夫卡在亲密关系中的做法。卡夫卡对菲莉斯的爱并非伪善，他会在自己看重的小说开篇注明献给菲莉斯，也会在收不到对方回信时心灵煎熬。他在恋爱时不乏孩子气的话语，比方他说：“某天早晨无望地躺在床上，发誓收不到菲莉斯的信便决不起床。”另一方面，他曾与菲莉斯缔结过两次婚约，又因畏惧婚姻生活而解除。他坦陈：“我在精神上实际上没有结婚的能力。这一点表现在：从我决心结婚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就再也无法入睡了，脑袋日夜炽热，生活已不成为生活，我绝望地东倒西歪。”
卡夫卡在写情书方面可谓优等学生。他曾对捷克人密伦娜·耶申斯卡写道：“我恨不得明天就是世界末日，这样我就可以搭乘下一班火车，去到维也纳，去你家门前，然后说，跟我走吧，密伦娜，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去爱彼此，因为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也是他说：“从根本上说我却只是一头野兽，只有森林是我的归宿，而能够呆在野外只是由于你的慈悲。”
密伦娜是一名捷克记者、作家和翻译家，在与卡夫卡认识时，她已经是有夫之妇，并计划跟随丈夫在维也纳生活。但她在这段婚姻里并不开心。卡夫卡曾多次劝她离婚，而密伦娜犹豫不决——他们只能在信件中倾诉爱意。值得一提的是，密伦娜本人是一位敢爱敢恨、信仰坚定的女性。由于她的思想不容于时局，她在二战期间被捕，死于法西斯集中营。
如果按道德主义者的观念，卡夫卡大概是一个该被批判的男性：他游走于不同女人之间，焦灼的语言和退却的姿态集于一身。他对菲莉斯和密伦娜等女性都付出浓烈的情感，但他无法忠贞如一。卡夫卡的捉摸不透同样体现在他对父亲的态度上。他的父亲赫尔曼当过兵，退伍后在布拉格经商。卡夫卡在父亲的阴影下成长，而他的性格与父亲截然不同：他敏感、回避，对事物保持着渴望了解又怀疑闪躲的姿态。他曾写过一封多达三万字的信描述父亲对他造成的影响，但没有将信交给父亲。在父亲眼里，儿子是一个听话懂事、成绩优秀的好学生，可卡夫卡在信中写道：“你很早就禁止了我讲话，你那‘不许顶嘴’的威胁和为此而抬起的手从来就一直陪伴着我……”
他还回忆道，有一回自己夜晚失眠，想要水喝。父亲被他叫得心烦，干脆把他从床上拽起来，关到门外阳台上。但卡夫卡也指出，他的父亲从来没有打过他，哪怕是在那个“体罚教育”被视作常态的时代。有鉴于此，莱纳·施塔赫等卡夫卡研究者认为：卡夫卡的父亲并非脸谱化的家庭暴君形象。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卡夫卡最初选大学专业时想学化学，过了一阵子受不了了，改去慕尼黑学文学；可是等慕尼黑的签证到手，他的兴趣又变成了法学。整个过程里父亲给了他充分的自主权。施塔赫认为卡夫卡也许在创造一个名为父亲的文学形象。而德国学者阿尔特在《永远的儿子》一书中写道：“卡夫卡以一种强迫症般的兴致，培养着自己对父亲的畏惧，因为这是他存在的前提……他从来没有摆脱过一个犹豫着不肯长大的晚辈的角色。他的爱情故事最后都成为灾难，因为进入丈夫或者父亲的角色，就意味着摧毁了儿子的身份。而儿子的身份，是他创作的前提条件。他坚信，只能在无限的孤独中进行创作。”
日常生活中的“卡夫卡时刻”
小说《在流放地》中，卡夫卡描绘了一台独特的杀人机器。军官邀请旅行者观看他对一个士兵的处决。士兵赤裸身体，被放在杀人机器上。这台机器由三个部分组成：床、绘制仪、耙。机器中间的针头呈耙状排列。士兵面朝下趴在棉花上，手脚和脖子被捆绑，小毛毡头被塞进他嘴里，以免他喊叫或咬烂舌头。耙将士兵所触犯的戒条写在他身上。当士兵趴在床上，耙便落到他的身体上，把针尖刺入身体。身体随床颤动。耙是用玻璃做的，长针与短针结合：长针用于刺字，短针喷出水冲掉血迹，使刺文始终保持清晰。然后，血水流进小槽，最终汇入主槽。卡夫卡细致地描绘了杀人机器的运作原理——小说惊悚如恐怖电影。
在德剧《卡夫卡》中，这一幕出现在第二集，旅行者的面目就是卡夫卡。军官希望旅行者成为这项刑罚的支持者，但旅行者拒绝了——他认为这台杀人机器过于残酷。随着镜头的转换，观众看见剧中的“观众”正在观看这台杀人机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号称“绞肉机”的凡尔登战役中有上百万人伤亡。卡夫卡生前，亲眼见证了那个血流成河、人变成恶魔的欧洲。而《在流放地》首次出版的时间，就是一战结束不久的1919年——这篇小说的现实寓意便可想而知。如今看来，这样的杀人机器不但没有绝迹，反而以更加文明的面目嵌入在现代生活的结构里。早在一百年前，卡夫卡便已察觉出现代文明的冷酷、荒诞与工具主义。
类似的段落，在这部剧里有不少，像《变形记》《审判》等名篇，都得到了影视化的展现。只是可惜的是，这更多是在“呈现”，缺乏影像上的创造。这是一部有趣的改编版本，但它同样让我确信，走进卡夫卡的最好方式仍是文学。
我想起余华分享过的一则小故事，象征着日常生活中的“卡夫卡时刻”。那是来自余华朋友的见闻：在布拉格某个文学节举办期间，文学节主席的手提包被偷：小偷走进办公室，当着工作人员的面，逐个拉开抽屉，摸到手提包，把包提走。没想到仅仅过了一会儿，小偷又回来，他生气地指责主席，为什么手提包里没有钱！？主席见小偷两手空空，问他手提包呢？小偷说扔掉了。主席和几个作家把小偷扭送到警察局。警察正坐在楼上打牌，主席用捷克语与警察沟通。警察说要打完牌才能处理。等了很久，一个警察不情不愿地走下楼，做完笔录就把小偷放走了。然后他给主席做笔录，再给几位外国作家做笔录。几位外国作家不会说捷克语，需要找专门的翻译过来。文学节主席说他可以当翻译，将这几位证人的话从英语翻译成捷克语。但警察说不行，因为文学节主席和这几位外国作家认识，要找一个不认识的翻译过来。文学节主席打了几个电话，终于找到一个翻译。等翻译赶到，把所有证人的笔录做完后天快亮了。文学节主席带着这几位外国作家离开警察局时，苦笑地说那个小偷正在做美梦呢。而朋友对余华说：“所以那个地方会出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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