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作家的传记，”W.H.奥登宣称，“一般都废话连篇，格调也经常低俗。作家是一位创造者，而非实干家。当然，有些作品，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部作品，都源于作家的个人生活经历。但是，了解这些原生态的素材，并不能帮助读者从作家精心准备的文字盛宴中品尝出其独特风味。除了他自己、他的家人和朋友，作家的私人生活与任何人无关，而且也不应该产生关联。”
奥登在人生暮年写下了上述文字，这其实是他多年来一直秉持的观点。他甚至提出，大多数作家宁愿匿名出版自己的作品，这样读者就不得不专注于作品本身，而不是作家。他尤其反对出版或引用已逝作家的书信内容，声称这种行为并不光彩，无异于趁当事人不在房间时偷阅他的私人信件。至于文学传记作家，他公然给他们贴上了“自称为学者的八卦作家和偷窥狂”的标签。
基于此，以下事件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奥登在1973年9月离世后，他的文学遗产受托人公布了他的生前诉求，要求朋友们“看完”他的信件就烧掉，不要留存任何信件，也决不要向任何人展示这些信件。奥登本人曾在去世前不久向其中一位文学遗产受托人解释过原因，声称这是为了“杜绝传记的产生”。
在奥登离世后的几个月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烧毁了他的一两封信，大多数朋友选择保留手中的信件，有些人将信件捐赠或售卖给了公共机构收藏。与此同时，他的许多朋友非但没有采取措施阻止有关他生平的书写，反而纷纷撰写了与他有关的回忆性文字（出现在各类书籍和报刊上），这为传记作家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乍一看，他们似乎践踏了奥登的遗愿。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奥登实际上对此采取了一种教条式的态度，这种武断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往往不会反映出他的全部看法，有时候甚至会自相矛盾。
诚然，他经常抨击文学传记这一体裁，但在实际操作中又出现了一些例外情况。他几乎总是津津有味地品读此类作品，为自己的毫无原则找寻各种各样的借口。他说过，我们需要一本蒲柏的传记，因为他的许多诗作都源自特定的事件，只能仰赖于传记来答疑解惑；我们需要了解特罗洛普的生平，因为他的自传遗漏了很多信息；我们需要知晓瓦格纳的生活，因为他是一个怪胎；至于阅读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的传记，那是因为他与艺术之间存在一种跌宕起伏的浪漫关系。换言之，奥登的“杜绝传记”之原则，恰如他的文学遗产受托人爱德华·门德尔松所言，“灵活机动，随时可以被放弃”。
他对作家书信的态度亦如此。他通常友好地评论公开出版的作家书信集，只有当这些书信里的私人性内容仅仅关乎作家个人，而对理解其作品无甚帮助的时候，他才会提出批评。他自己编辑出版了梵高的书信集，要不是别人抢先一步的话，他可能会出版西德尼·史密斯的书信集。至于他自己的信件，他生前已经允许人们在学术书籍以及类似的作品中进行大量引用了。
事实上，他还留下了很多自传性作品。他曾宣称：“任何诗人都不应该写自传。”然而，他的不少作品里都带有个人生活的印记。在他的诗歌作品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数不胜数的自传性段落，还可以发现有些诗（包括他最长的两首诗《致拜伦勋爵的信》和《新年书简》）大体上就是自传性书写。在他的散文作品里，我们也可以找到他对生活中的各类重要事件的评述。到了晚年，他允许记者前往他的纽约寓所和奥地利的消夏宅院拜访他，准许他们发表那些显而易见地透露了他的生活细节的采访稿。
这些都为传记作家提供了充足的发挥空间。那么，奥登到底会不会同意有关他的传记诞生呢？
或许可以如此解读，由于他是一个“行动的人”，他的生活本就丰富多彩，值得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这是他接受传记的理由，不过，还有一个附加条件。他写道：“如果艺术家的生活足够有趣，那么他的传记也是可以存在的，前提是传记作家及其读者能够意识到此类记述与艺术家的作品毫无关系。”
当然，这一点让我们回到了奥登对作家传记的不敢苟同。但是，他曾补充道：“相反，我倒剑走偏锋地相信，他的作品可能映射了他的生活。”
（本文为《奥登传：穿越焦虑时代》前言《奥登与传记》)
《奥登传：穿越焦虑时代》，[英]汉弗莱·卡彭特著，蔡海燕译，明室｜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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