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汪燕副教授独立翻译的八卷本“简·奥斯汀全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目前陆续面世。已出《简·奥斯汀书信集》一书，收入往来书信99封，跨越20余载，不仅是了解奥斯汀本人生活的重要途径，也让人有机会感受18-19世纪方兴未艾的通信文化。
在奥斯汀生活的年代（1775-1817），英国邮政系统尚未使用邮票，邮局会根据信件的重量、距离和数量等因素来决定邮费的收取，而且一般是收信人付款，写信人有责任让收信人感到物有所值。奥斯汀有一次称赞某人来信，完全是评论文学作品的用语：叙事到位，毫不冗长，清晰明了。奥斯汀本人的信完全具备这些优点，她那小说家的才能在写信时发挥得淋漓尽致。奥斯汀的小说常以书信作为推动情节的手段，这些信往往写得比较正经，但她本人的信却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不仅说人论事更具“八卦”色彩，文字更是谐趣天成，有时甚至古灵精怪，包袱段子层出不穷。读者莞尔之余，或许忍不住会想：倘若奥斯汀不是这样好玩，那就太可惜了！
但是写信者奥斯汀与小说家奥斯汀毕竟不同，小说家奥斯汀是旁观者，写信者奥斯汀则有她不得不承担的角色。然而，当我们读完这些书信，又会意识到奥斯汀本人的生活以一种揪心的方式与她的小说编织在一起。
作为乡村牧师的女儿，奥斯汀在一个窘迫的中产阶级家庭长大，一直生活在穷人中间，她苦笑着写道：“这儿的人们贫穷节约得实在可怕，让我对他们失去了耐心。”她并不打算用高尚的言辞来掩饰自己的羞耻感，而是尽可能以幽默来使贫穷变得易于忍受。比方她以豪迈的语气说：“我决定只要可以就买一条漂亮长裙，我对现在的衣服感到厌烦又羞愧，甚至看到装着它们的衣橱都会脸红。但我不会因为那件粗布衣服被嘲弄太久，我很快会把它变为衬裙。”她说到附近的阔人：“我敢说他们不会常来，他们的生活方式很优雅，也很富裕，他们似乎喜欢作为富人，我们让她知道我们和这样的生活很有距离；因此她很快会发觉不值得与我们交往。”她还自我爆料说，“有一位先生，是柴郡的军官，一位相貌英俊的年轻人，我听说他很想被介绍给我，但他的想法还没有强烈到让他不怕麻烦地促成此事，所以我们永远不可能结识。”她与叫汤姆·勒弗罗伊的年轻人相谈甚欢，彼此都有谈婚论嫁的心意，但由于两人同样贫穷，最终黯然分手。在写给姐姐的信中，一贯倔强的她悲从心来：“星期五——我和汤姆·勒弗罗伊最后一次调情的这天终于到了。当你收到这封信时一切都将结束——写信时我想到这件悲伤的事情泪如泉涌。”越是不名一文者越不容错付，越是不名一文者也就越容易错付。奥斯汀此时已开始写作书信体小说《埃琳诺与玛丽安》，这正是《理智与情感》的前身。奥斯汀的心境想必与深受情伤的埃琳诺息息相通，甚至可以说奥斯汀笔下每一个惴惴不安地等待姻缘的女子，后面都有她自己的影子。她经常在信中设想自己可能或者应该嫁给谁，既是打趣，又是不无心酸的调侃。她似乎欠所有人一个婚姻，而对待嫁的女孩来说，所谓文学才华，只是并不实用的妆奁。
将现实世界与文学世界混为一谈既懒惰又粗暴，但我们无妨深入文学与现实的交接地带，去探究作家在虚构一个个人物时，如何同时在掂量自身。在《理智与情感》中，埃琳诺看出情敌露西·斯蒂尔虽然表面温顺可爱，却缺少真正的风雅。这种风雅当然不只是性情和善或者注重礼仪，更是成为自己的慧根与勇气。作为远近闻名的才女，奥斯汀很容易被视为婚姻市场上的威胁，但她并不以此自矜，而是毫不客气地说，“告诉玛丽我把哈特利先生和他的所有财产都交给她，供她未来独自享用。不仅是她，还有她能找到的我的其他所有仰慕者，甚至包括C·波利特想要给我的吻，因为我只想把我的未来交给汤姆·勒弗罗伊先生，但我根本不在乎他。”这种独立意识让人想到《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以及《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范妮，却比她们更为彻底。
但是奥斯汀所谓做自己又绝非画地为牢，她懂得何谓势利与虚荣，更懂得何谓软弱与愚蠢，但她同时明白，倘若将风格视为原则，拿趣味作为骄傲的资本，以至于失去理解他人的愿望，则既粗鲁又幼稚。奥斯汀有着让人信任的文学趣味，读书褒贬分明，却并不狭隘，她像玛丽安一样钟爱威廉·库珀的孤独与深邃，但也像埃琳诺那样，能够理解爱德华的老派趣味。而且她愿意谈物，谈钱，不厌其烦地谈一条长裙的式样与洗涤，她有意让自己更接地气，却没有爱德华那种乡绅式的自鸣得意。她懂得女人在婚姻与家庭面前的全部隐痛，因而在谈及他人时，表现出令人肃然起敬的通透与坦诚：“桑德夫人的婚事令我惊讶，但没有让我不快。假如她的第一场婚姻出于爱情，或是她有个成年的单身女儿，我不会原谅她。但我认为如果可以，每个人都有权利一生中为爱结一次婚。如果她从今以后不再头痛可怜，我能允许，甚至能祝愿她幸福。”
这是真正的道德趣味，这样的趣味意味着共情的能力。共情的一大问题是那个全知全能的共情者身在何处？它如何能够既在场又不破坏生活的自然状态？正是这一问题让韦恩·布斯提出了有关隐含作者的论说。让布斯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爱玛有着种种道德上的缺陷，尤其是自以为是；另一方面，爱玛又始终保持变得更好的可能性。在此矛盾关系中，作为隐含作家的“奥斯汀”扮演着重要角色。她时时在场，却不作道德裁判，而是以人情练达者的见识，帮助爱玛洞察、体会和分析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在“奥斯汀”的帮助下，爱玛最大限度地敞开了心灵，她不需要完全否定自己，就获得了道德提升的可能性。那是一种不脱离说教却没有说教气的道德，此种道德映照出爱玛那琥珀般的心灵结构——即便有种种瑕疵，甚至有终生无法抛下父亲出嫁的隐忧，也没有扭曲她的人格，她通体透亮，始终拥有变得更好的可能性。
在奥斯汀这里，道德不是人生的教条，而就是人生本体。一个人在道德上的成长不是外在的教训带来的幡然醒悟，也不是经由精神的炼狱向崇高之境飞升，而是在一种熨帖、温暖、忠实的声音的引导下，调动全部的想象力与知性去贴近更多的他人。
奥斯汀是懂得这种声音的，这是她在长期的通信中一直听到的声音。写信是孤独的，它虽然面向另一个人诉说，后者却并不在场；反过来，写信虽然孤独，却总有不在场的另一个人。奥斯汀的信大部分是写给亲人的，对她来说，这些信既私密又公开，这是一种在爱的共同体内部的分享。奥斯汀的家庭虽然贫穷，却并不缺少爱，亦不缺少丰富性和创造性，这已经足够为她提供不竭的生命能量。家庭中几乎一切的元素，都以各种形式进入奥斯汀的小说中，而她也最希望家人读到这些小说，后者就是她写给家人的另一种书信。亲人之间写信当然可以放肆一些，奥斯汀常说姐姐卡桑德拉的信让她乐不可支，写信人堪称当今时代最好的喜剧作家；而她自己在给姐姐的信中说到某位太太，就说后者“住在波利冈，我们回访时她出去了。这是她的两个优点”。这几乎是爱玛会用来嘲笑贫穷而傻气的贝茨小姐的话，但爱玛没有让这种刻薄真正伤害自己，奥斯汀当然也不会。
在与亲人持续不断的通信中，她有足够多的机会成为更好的人，以及更好地关怀每一个她所爱的人。当侄女范尼遭遇情感挫折时，极少恋爱经验的她给出的建议，是一个姑姑所能给出的最恳切、周全而又温暖的建议，仿佛她作为小说家的训练，只是在为此刻做准备。她很少在家信中写真正糟糕的事情，最后那几年她深受病痛折磨，信中却总是轻描淡写。她对兄弟姐妹们的爱有足够的信心，知道他们能读懂自己的笑与泪。她在弥留前对上帝的唯一希望，是能赐予自己耐心，以捱过这终将降临的死亡。她念念不忘的是对一直照顾自己的姐姐的亏欠，是所有亲人的焦虑不安，她为此哭泣，祈祷上帝更加保佑他们。
这是小说家奥斯汀未曾显露过的苦弱，却是写信者奥斯汀最体面的谢幕。她度过了如此短暂的一生，却并不比任何人更缺少幸福。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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