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战士，是学者，还是出版家。他的一生，是“在真理的长河中探索前进”。记者 庄建摄
巢峰老寄来了他新写就的《辞书记失》。去年底在上海采访他时，就知道他在总结《辞海》和其他辞书编纂的得失，文章已经陆续写好了一些。84岁，仍志在千里，笔耕不辍，好一个巢峰老！
从新四军的小战士到走上红地毯，获得中国出版人最高荣誉——韬奋奖，事业辉煌与内心恬淡，是巢峰的人生境界。写巢老，起初，我想写他的“辞海春秋”，他参与或具体主持《辞海》编辑部工作四十载，这一经历是辞海编纂史上的唯一。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让我改变了初衷。如陈昕所说，当我以巢老人生走过的时代为背景，再去看面前的巢峰，感觉完全不同：巢峰，是中国出版的一个传奇。——题记
战士巢峰
巢峰14岁时就成了新四军的一名小兵。从此，战士的品格与姿态，铸入了他的人生。
上世纪90年代，巢峰在出版界有了知名度，看他的文章，听他讲话，锋芒犀利，像个军人。当时，他正带领着中国辞书界进行打假批劣的第一战役。
第一战役的序幕，是巢峰拉开的。1992年10月29日，在中国辞书学会成立大会的闭幕词中，学会第一副会长巢峰从他的亲密同仁徐庆凯那里得到材料，针对会上揭露的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的严重错误，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词典，怎么能不加批判、抵制而任其流传？我以为我们的辞书编纂和出版中有一种堕落行为，评劣就是要与辞书编纂与出版中的堕落现象作斗争。我们要促使辞书事业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就一定要做好打假打劣的工作。如果让那些歪风邪气泛滥成灾，通行无阻，什么抄袭有理，差错有理，拼凑有理，那还有什么真理，那还要中国辞书学会干什么？”
此后不久，批评《语言大典》的文章陆续发表，巢峰自己也写了《〈语言大典〉的教训》《刹一刹著书出书中的粗制滥造风——兼评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王同亿现象”剖析》等批评文章，矛头所向，直指辞书编纂领域沉疴：“王同亿现象”集中反映了我国辞书编纂和出版工作中三股歪风，即抄袭剽窃、粗制滥造和重复出版风。它们的出现反映了社会深层次的问题。他批评道：抄袭成风就会败坏学风、文风、党风，使学术界、辞书界、出版界、文化界腐败堕落。这种作风，拿来律己，则害了自己，拿来教人，则害了别人。这种作风是辞书界、出版界、学术界、文化界的大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敌。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铲除这种不正之风，我们的辞书事业才能健康发展，我们的辞书队伍才不愧为播撒文明种子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2001年，王同亿再次主编了《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又在此书中抽出字条，编了《新世纪规范字典》《新世纪字典》，继而用改头换面的手法出版了《高级现代汉语大词典》。就此，巢峰写了《辞书编纂必须坚持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评〈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指出此书“是带有腐朽气息的落后文化的代表作”，“用落后文化的思想和知识去坑害年轻的一代”。此文是中国辞书界打假批劣第二战役的重点文章。
一篇篇檄文，充满战斗的激情，保持着战士的姿态。
这战士的本色，巢峰数十年不曾改变。
战士的本色也体现在巢峰的业务工作中。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三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
为赶在新中国40年大庆前出版新版《辞海》，向共和国献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1978年12月25日，首批《辞海》编纂人员进驻上海陕西南路25弄一处楼房。工作紧锣密鼓展开，一个个涉及编辑指导思想的问题接踵而来。
“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些词条怎么写？对刘少奇等人物如何评价？对国民党以及台湾问题怎样涉及？对孔子、海瑞等历史人物作如何评价……主编夏征农派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编罗竹风专程前往北京寻求指导，谁想，二十多天后罗竹风无功而返。
“还是国际歌中的那句话，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时过境迁，说这话时，巢峰已经波澜不惊，但作为听者的我，似乎仍能听到当时的拍岸惊涛。巢峰临危受命，在夏老、罗老的指导下，组织《辞海》编辑部展开讨论，并最终动手起草形成了“《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八条三十九款。这是怎样的一个“意见”啊！其中，大胆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等说法，这在1978年末，简直是“大逆不道”。
好友为巢峰捏了一把汗，劝他“勿为天下先，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但巢峰此刻已将个人的荣辱安危置之度外，内心充满着激情：“那天，我和罗竹风拿着‘意见’去夏老家。夏老逐字逐句审定了‘意见’，一锤定音。面对种种担忧，罗竹风说得好，‘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大不了再打倒！’”老一辈革命者的风范，让巢峰更加坚定。
“意见”在上海既没有得到明确反对，又没有得到明确支持。但在北京，却出现了转机。时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翰伯看到这份“意见”，当即决定在国家出版局主办的期刊《出版工作》上发表，并亲自撰写按语：“《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涉及一些大家关心的问题，特此发表，供各出版社处理有关书稿时参考。”
看着面前的《出版工作》，巢峰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意见”在当时无疑是“天下先”之举，敢为者秉持着实事求是的思想，洋溢着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让我们欣慰的是，‘意见’中的认识，与两年后中央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是一致的，其中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以及二三十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是非得失的判断，是正确的。”巢峰说。
今天，我们翻阅《辞海》编辑工作档案，已找不到当时有关情况的记录。也许，当事人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一切详细地记录下来。但这段历史，不仅写进了《辞海》编纂的历史，也写进了中国当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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