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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我为什么建议年轻人要读梁启超关键词 梁启超 晚清民初 戊戌变法 知识分子 报人


    
    解玺璋 知名评论家、学者、近代史研究者,从事报刊编辑、图书编辑20余年,曾获多种全国及北京市文艺评论奖,著有《梁启超传》《一个人的阅读史》《喧嚣与寂寞》《雅俗》等。
    
    《梁启超传》解玺璋著/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年8月版/196.00元
    学者解玺璋日前推出全新增修版《梁启超传》,通过梁启超与不同时期人物的交往,叙述了梁启超的一生,并以点带面、以人带史,以宽广的视野和宏大的格局讲述了晚清民初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再现了时代大变局中一代知识分子的担当、求索和彷徨。既是一部具有一定学术水准的人物评传,也为国内关于梁启超的研究提供了填补和更新。本报记者近日就该书出版采访了解玺璋。
    结缘
    从报人身份相识,到写下血肉丰满的梁启超
    □《梁启超传》一书非常厚重,梁启超一生站在时代漩涡的中心,他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您写这本书的缘起是什么?
    ■写梁启超是我的心结。我在中国人民大学上新闻系,写的论文就是梁启超。当年是通过方汉奇老师讲新闻史知道他的。为了写论文,我通读了他办的《时务报》。(记者补:大二的青年解玺璋写的《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获得当年的“青年论文”奖。)后来在1990年代,有人约我写有关女性主义的书,谈妇女运动怎么发展。我一查,晚清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就提出过妇女解放,兴办女学,发起不缠足会。我在书中引用了梁启超很多材料。直到2008年我从办报一线退到二线,有出版人约我写梁启超的传记,这下可把我年轻时候的心愿给找回来了。这本书初版于2012年,影响挺大,想不到有那么多人关注梁启超。
    这次新版,我根据读者意见,以及近几年关于梁启超的新近研究成果,增补了“梁启超与诸兄弟”“梁启超与严复”“梁启超与宋教仁”3章。责编很用心,加了400幅罕见的清末民初照片,图文并茂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震撼片段与历史表象。
    □您最近还出版了《张恨水传》,这两位都是民国时期著名报人和文人。
    ■我喜欢他们,他俩在我心中都是有成就的报人。梁启超最初的经历就是办报,我接触梁启超也是从他报人的身份开始。从2014年开始,我花了三四年时间查资料写张恨水。再加上我去报社工作后做副刊,做了30年,工作内容跟张恨水也接近,所以觉得亲切。无论是政治性的报纸,还是文艺的报纸,对读者的情怀,为读者说话,为社会的正义代言,这些是不变的。
    □在您的写作过程中,梁启超最打动您的地方在哪?
    ■家国情怀、国家富强。他一生追求的目标,是中国在世界上能站立起来。这有点国家主义,但能理解。
    □作为重大历史变革的推手,梁启超的一生都在积极改造社会。我们同样面临时代的变化和挑战,今人要向他学什么?
    ■我们不可能把梁启超说的每一句话都对应到现实中来,但他发愿,要让中国成为独立富强的国家。
    在有人看来,梁启超是一个“善变”者,是“与时俱进”的一个人。身为报人,要对现实反映非常快,张恨水也是如此。社会现实发生的细微的变化,都要反映到笔下。所以,梁启超的所谓“善变”,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修正自己。他不在乎自我批判,哪怕用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他所有在新形势下的不断调整不离开大的原则,那就是希望中国好。
    □年轻人读他的作品会有哪些获益?
    ■首先是情怀。梁启超胸怀天下,他有关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局势的情怀。其次是立志、自省。立志要立高尚的志向。康有为主持的广州万木草堂、梁启超主持的长沙时务学堂,第一条就是立志、自省,要自我约束,要修身。作为有担当的知识分子,自己首先要在道德上不能让人抓住把柄,要立得住。不然,你再有多好的思想,民众都不信了。梁启超这一点做得好。
    释疑
    分人物章节写更能捋顺与时代的复杂关系
    □梁启超非常难写,这样学贯中西,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资料海量。您在书中,采用梁启超和他交集的“大佬”这样一个个章节的划分,有什么考量?因为在初版中,有读者对这样的划分提出一些疑问,认为会将人物写得支离破碎。
    ■为了写这本书,我光买书就花了10万元。我把梁启超办的所有刊物的印影本都买了,还要感谢中华书局特别给我打折。
    梁启超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经历了历史上的诸多重大事件。如果一个事件一个事件地写,会变成流水账。我想,还是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地写会比较清楚,这样更能捋顺错综复杂的关系。按人物写看起来是切断了一些事,但读下来,会觉得每个环节都有联系。这本书前面写家世、婚姻与爱情、子女、兄弟,后面以戊戌变法为线,写了梁启超与康有为、黄遵宪、严复、谭嗣同、汪康年、唐才常,把他们写清楚,梁启超做的事情就都反映出来了。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到日本之后,主要搞宪政和同盟会,把孙中山、章太炎、杨度写清楚,这方面的情况就清楚了。辛亥革命之后到1918年前这段时间,写他跟宋教仁、袁世凯、蔡锷、蒋百里。一直到他去欧洲参加巴黎和会为分界点,从此做教育和学术,以及生命最后10年,写了与丁文江、胡适和徐志摩。再深入下去还可以再写,我拟写四五十人,现在是16人。但这本书我写得太厚了,再写就更长了,就此打住吧。
    □您在书中同时列出大量参考书目,包括增补和修订都是依史料而定,但读者可能还对譬如梁启超与段祺瑞这样的篇章但目前缺少资料的内容感兴趣,有没有可能去查阅海外资料库里的资料行文?
    ■关于梁启超的相关材料出版,国内已经非常充分。我在书里没有写段祺瑞,但写了袁世凯,民国的主要人物都有代表。不写段祺瑞或其他人,是因为我列的人太多了。像毛泽东我没有写,但他跟梁启超也有关联,早期他有笔名叫思任(梁启超号任公),他的早期文风模仿梁启超的痕迹很重。
    我在写作的时候,偏重思想方面,跟事件相关的少。增添的章节比如严复和宋教仁,也是根据读者意见选择的。
    □您最知名的身份是报人和评论家,作为非专业研究者写梁启超,您认为您的长处在哪里?
    ■学院派写文章讲究规范,但往往语言生涩,或者说太学究。写惯了报纸文章的人就知道怎么跟读者交流,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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