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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1960年4月出生,浙江海盐人。1983年开始写作,中国先锋派小说代表人物。著有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门远行》《世事如烟》,和长篇小说《活着》《在细雨中呼喊》及《战栗》《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作品曾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出版,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2008年)、意大利朱塞佩·阿切尔比国际文学奖(2014年)、塞尔维亚伊沃·安德里奇文学奖(2018年)等国外文学奖奖项。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译林出版社 2018年7月
    
    余华出镜了。8月4日,央视“朗读者”第二季收官,最后一期主题“故乡”。余华在节目中朗读了自己的小说,一口字不正腔不圆的南方普通话,引发强势围观。
    三十一岁写完《在细雨中呼喊》,三十二岁写完《活着》,三十五岁写完《许三观卖血记》,四十六岁写完《兄弟》,五十三岁写完《第七天》。余华一直是隐藏在小说背后的那个人。现在,他走了出来。从一本杂文集后面,书名叫《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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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原话出自一位波兰农民之口。2010年5月,余华与这句话不期而遇。
    当时,余华在参加耶路撒冷国际文学节,其间去了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纪念馆在一座山上,由不同的建筑组成,分成不同的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杀害了六百多万犹太人,已收集到姓名和身份的有四百多万,还有一百多万死难者没有被确认。在一个巨大的圆锥状建筑的墙上贴满了死难者的遗像,令人震撼。纪念馆还有一处国际义人区,这是为了纪念那些在大屠杀期间援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展示的国际义人有两万多名,他们中间一些人的话被刻在柱子上和墙上,其中就包括这位波兰农民的话。
    这是一位没有什么文化的波兰农民,二战期间,他把一位犹太人藏在家中地窖里。战争结束后,这位犹太人平安地走出地窖。以色列建国后,这位波兰人被当作英雄请到耶路撒冷,人们问他,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人,他说:“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在余华看来,波兰人勇敢的行为意味着人性的力量,而人性正是文学最关心的问题,“文学包罗万象。但是文学归根结底还是文学,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读者最为关心的仍然是人物、命运、故事等这些属于文学的因素。”
    2017年,余华在米兰完成《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为题的杂文。2018年,这篇文章与另外22篇杂文以《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为书名结集出版。23篇文章均由余华本人亲自编选,内容大都是近年来他在世界各国的演讲与活动,话题虽然宽泛,但都是从不同角度围绕着他的创作经验延伸。如《兄弟》创作中如何处理命名问题,《第七天》的灵感来自何处,叙述中遇到障碍如何破解,文学如何洞察生活和呈现真实?
    那个隐藏在小说背后的余华,终于掀开帘子走了出来,把故事后面的故事和盘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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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显示,余华的代表作《活着》《兄弟》《第七天》等销售量每年都在飞速增长,《活着》累计已销售一千万册,读者构成中年轻读者的占比也越来越大。这也许与他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在1999年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有关,余华表示,多年来学生们对这部作品的创造性阅读令他感到惊喜。
    年轻读者对余华的持续“感冒”,更有可能是,在语文课本之外的余华,几乎没有让他们失望过。余华不是高产作家,他的每部长篇都经过数年酝酿,2013年发表的《第七天》,是目前最新的长篇。
    《第七天》里,主人公杨飞用平静的语调讲述了“我”死后七天内的见闻。在一次事故中丧生的杨飞,接到殡仪馆打来的电话,催促去火化。到了殡仪馆,由于没买墓地,只得放弃火化,成了“死无葬身之地”的孤魂野鬼。在阴间,杨飞开始寻找养父。他是铁路工人杨金彪捡的养子,父子情深,杨金彪重病之后,为了不拖累儿子离家出走。在寻找父亲的路上,杨飞遇到各路亡灵,他们让杨飞回想起身前看到的各类新闻事件——拆迁、瞒报死亡人数、死婴丢弃、“鼠族”生活、地下卖肾……
    《第七天》描写了一个“死人赴死”的荒诞故事,但却几乎聚集了时代所有的痛点。叙事风格沿袭余华固有的冷静甚至是平淡,带给读者的却是残酷与温情交织的两种极致阅读体验。
    1997年,37岁的余华在谈到威廉·福克纳时,曾有过这样的表述,“他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始终和生活平起平坐的作家,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证明文学不可能高于生活的作家。”
    这个中肯的评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余华自己的创作。他似乎从来没有想高于生活的野心,但在他的作品里,读者体会到了比生活本身更值得摩挲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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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活着》为余华在中文世界里赢得了至高的评价。而从《兄弟》到《第七天》,余华被铺天盖地批评了两轮。
    在国内受到批评的同时,《兄弟》却为余华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在法国,这部小说入选21世纪前十年最重要的十五部作品,所有评论清一色地赞美,余华说,连他自己看了都觉得有点肉麻。《第七天》和《兄弟》有着相似的经历。
    赞美的批评、批判的批评、不痛不痒的批评,如何面对?在余华看来,虽然这些批评不乏陈词滥调、不乏套路,“对我已经连雨点都不是了,没有什么用了。”但他有时候仍旧会有反思,“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来批评?尤其从《兄弟》开始,只要我出版一本新书,就会有猛烈的批判光临。刚开始可以把他理解为有某种动机,后来我觉得不应该这样,虽然批评我的文章中百分之九十都是胡扯,但是反过来想一想,赞扬我的文章里,胡扯的不比这个低。同样都是胡扯,为什么赞扬你就觉得不错,批评你就不能接受?”
    余华认为,优秀的文学批评家给作家的感受应该是这样:如果我站在这个山头,那么他就会在对面的那个山头;如果我在这个河边,他就在对面的那个河边;作家读到以后,和他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但又是引发了某种一致性。
    8月12日,在广州举办的2018年南国书香节暨羊城书展上,余华将和那些喜欢他的读者、不喜欢他的读者,一起坐下来谈谈文学里面的人究竟是什么。在有一些场合,他也很愿意和认真批评过他的评论家一起坐下来,一位站在这个山头、一位站在那个山头,或者一位站在这个河边、一位站在那个河边,来聊一聊。
    对话
    我的写作克服了三个障碍
    读品周刊:在从事写作之初,对您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是谁?
    余华:川端康成,卡夫卡,威廉·福克纳。
    读品周刊:您如何克服写作中遇到的障碍?
    余华:我曾经谈到,我写作中遇到的障碍物,第一个是如何坐下来写。我写的第一篇小说是短篇,我都不知道分行怎么分,标点符号怎么点。刚开始很艰难,我坐在书桌前,逼着自己写下来,必须往下写。第二个障碍是在我作品发表之后,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写好对话。那时候,我还不能像现在这样驾驭对话,采取的办法就是,让应该是对话部分的,用叙述的方式去完成。后来,在写长篇小说是,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第三个障碍,是心理描写。这是我在上世纪80年代写作时遇到的最大障碍,我在《我只知道人是什么》这本书里,讲了我克服的方法。
    读品周刊:请您谈谈鲁迅。
    余华:我三十岁以前,很不喜欢鲁迅的作品。1996年,一个机会让我重读了鲁迅的作品,这些我最熟悉也是最陌生的作品。第一篇是《狂人日记》,小说开篇写到那个狂人感觉整个世界失常时,用了这样一句话:“要不,赵家的狗为何看了我一眼。”我吓了一跳,鲁迅很厉害,他只用一句话就让一个人物精神失常了。之后一个多月里,我沉浸在鲁迅清晰和敏捷的叙述里。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他的叙述在抵达现实时是如此的迅猛,就像子弹穿越了身体,而不是留在了身体里。”
    读品周刊:有人认为您的小说离生活太近了,您怎么看?
    余华:我曾经有过一个比喻,如果把我们的现实当成一个法庭,文学不是原告不是被告,不是法官不是检察官,不是律师也不是陪审员,而是那个最不起眼的书记员。很多年过后,人们想要知道法庭上发生了什么时,书记员就变得重要了。所以文学的价值不是在此刻,而是在此后。一个文学文本的后面存在社会文本和历史文本,社会文本就是这个意思。
    读品周刊:您接下来的创作计划是什么?还会有类似《第七天》这样题材的小说吗?
    余华:把社会事件集中起来写,需要一个角度,在《第七天》里,这个角度就是“死无葬身之地”。《第七天》写完之后,我觉得,可以了,不要再写这样的东西了,要换换口味。创作计划现在还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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