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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情歌与《诗经》情诗的比较及其启示


    
    《诗经》的诗歌大部分与各类仪式有关。这些诗歌本来在周民族中口耳相传,其原生态形式与古代民歌一样,有相应的语言模式、语义模式、句法模式、韵律模式等口头诗学体系。由于周民族农耕文化的早熟,《诗经》在尊祖敬宗、慎终追远的缅怀仪式、嫁娶仪式中逐渐定型,最后由地位显赫高贵之人写定,成了仪式中无法变易的诵辞。
    而流传至今的活态化的瑶族情歌,则自由得多:这些诗歌来自于民间活态化的不断创作之中,很难通过口传形式与婚恋仪式逐渐定型;情歌的演唱自由酣畅,内容可以任意发挥,显得活泼生动、野趣自然。由于不存在由民间仪式向官方仪式演变,瑶族情歌所包含的的民歌特征一直保留承传。
    《诗经》情诗与瑶族情歌,本质相通
    《诗经》情诗与瑶族情歌有很多相同点:
    其一,二者多短章单篇。
    如《国风·郑风·东门之墠》:“东门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则迩,其人甚远。东门之栗,有践家室。岂不尔思?子不我即。”
    《井水凉》(瑶族,江永):“井水凉,井水凉,井水当得蜜蜂糖,妹妹当得胡酿酒,几时请哥尝一尝。”
    两首诗都很短,但容量却很大。前者让我们想起顾城的诗歌《远和近》,融思虑于无限,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井水凉》则调皮自然,赞叹不已。
    其二,系统性,涵盖婚恋的全过程。
    表现爱情、婚姻题材的诗是民歌中最精彩的部分,《诗经》主要出现在《国风》中。这些作品有的写恋人幽会的喜悦,男女不期而遇的欢乐;有的写相思的痛苦,失恋的愁怨;也有的表现对爱情的坚贞,对家长的反抗……后世情爱婚恋的所有主题,在《诗经》中都有所体现。
    瑶族情歌中的系列情歌,同样反映了爱情婚姻的各个侧面,初识、诘问、赞慕、初恋、相思、热恋、相爱、结婚、送别、失恋等等均有反映。
    其三,艺术手法上多用赋比兴。
    赋比兴是诗歌最基本的艺术创作手法,二者亦莫能外。《诗经》赋比兴前人议论已多,不必再议。而瑶族情歌赋比兴的生动活泼、灵动大胆、出于意表等,则有必要略作阐述。瑶族情歌赋的特点是流水式吟唱,有接龙的味道。如《说情、求爱》谈到女子不能嫁的几种情况,先说不能嫁的对象,再说缘由,然后再说到另一类对象,呈现为反复的A(对象)+B(缘由)模式。如“做女莫嫁富豪家,嫁给富豪受折磨。穷女嫁给富豪子,多半要做小老婆。”“做女莫嫁败家郎,嫁到他家就遭殃。田土丢荒他不管,吃喝嫖赌样样来。”
    也有A+B+C……一赋到底模式。如“七岁园中寻猪菜,养大猪儿换米粮。八岁跟人撬藠头,折朵榴花插妹头。九岁摘桑养蚕虫,交母扯丝织帕头。十岁……”
    至于比兴,瑶族情歌与《诗经》情诗在出于意表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国风·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诗歌以梅子在树上的比例比女子年龄的变化,自然贴切。而瑶歌中的“海宽装得千江水,天宽装得万重山;雷打一声千里响,妹妹一出万人看!”,采用比中有兴、兴中有比的方式,在瑶歌中较为普遍。
    其四,谐趣。
    谐趣在《诗经》情诗和瑶族情歌中均较为普遍,可以带给读者开心、会心的情感反应和其乐融融的情趣,造就诗歌雅俗共赏的意境。
    《国风·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展现了一位娴雅而又美丽的姑娘故意躲起来,与小伙子逗趣的场面,让人忍俊不禁。“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虽描写的是人物外在的动作,却极具特征性,很好地刻划了人物的内心,使没出场的“静女”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
    “月亮出来亮堂堂,对直照进妹的房,妹的房里样样有,少个枕头少个郎。”“小小情妹在中央,摸下妹妹又何妨。哥哥摸下不打紧,水打浮萍无损伤。”两首瑶歌均是男子对情妹的调侃与撩拨,前者偏重心理话语,后者偏重动作情境,都显示出谐趣横生的特点。
    其五,使用上的相通。
    《诗经》情诗有不少使用于婚礼及其他宴享的礼乐场合。如《蒹葭》《关雎》等,《关雎》有人认为是婚礼的贺诗。瑶族情歌除了在歌圩上对唱,更多用于婚礼出嫁、哭嫁、坐歌堂等活动,全过程基本由情歌组成。
    可见,瑶族情歌实际上也与礼乐结合了起来,与《诗经》本质上是相通的。《礼记·孔子闲居》记述孔子的话说:“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道出了礼乐的实质与诗歌的用途。
    雅化的经典与活态的传唱
    《诗经》毕竟是雅化了的经典,瑶族情歌则是民间青年男女口头的活态传唱。他们不同的特征也很明显。
    其一,《诗经》的情诗富于雅趣,瑶族情歌则充满了野趣。
    文化学者韩高年的《礼俗仪式与先秦诗歌演变》认为,先秦诗歌源于仪式:“先秦诗歌在形态上具有‘口传’的性质,在发展中形成圣俗对立与圣俗互渗的格局”“先秦诗歌经历了歌谣——仪式乐歌——仪式诵诗——诵诗的类型演变。”可见,《诗经》情诗在流传中,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雅化写定过程。
    瑶族情歌则大胆热烈,充满野趣,是活生生的自然生活和生命情感的呐喊。一个女子表达对男子的爱情说:“生不丢来死不丢,要等蚂蚁生骨头,捏个泥牛路边站,泥牛吃草哥才丢。”
    其二,《诗经》情歌委婉含蓄而收敛,瑶族情歌大胆热烈而开放。
    《国风·郑风·将仲子》是一位热恋中的少女赠给情人的情诗,为内心独白式的情语构成。但由于女主人公的抒情,联系着自家院落里的墙树展开,并用了向对方呼告、劝慰的口吻,使诗境带有了絮絮对语的独特韵致。女子对男子的爱有一种潜藏的热烈,却用了婉转之词。
    瑶族情歌又是怎样的呢?试看这两首短歌:“去年火烧八角树,今年走过不闻香;哥哥出门不带米,常拿妹话当干粮。”“别人丈夫是枝花,我的丈夫泥巴巴。泥巴巴来泥巴巴,我洗干净捧起他。”从短歌中可见,瑶族人,无论男女都没有《诗经》中女子的那种担心,他们放飞自己的情感,直接发出爱的声音,大胆而炽热,坦白而真挚。
    其三,因删诗之故,《诗经》的情诗显得零散、跳跃,散布于十五国风中;瑶族情歌更系统,有成套情歌。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由此推想,本来先秦民歌中的情歌应该是很丰富、很系统的,但在《诗经》雅化的过程中,因删诗,重复的被去掉了,不符合孔子礼仪的也被去掉了。所以,《诗经》情诗显得零散,任一国风已找不出成套的情诗,需要综合十五国风才能看出整体风貌。
    瑶族情歌则不然。由于瑶族口耳活态传承吟唱,且结合一定的民间仪式,所以,瑶族的情歌与其他歌谣一样,分散看是单篇短章,集中看则是完整的、成套的、且有一定体系的。如《歌堂歌》《哭嫁歌》《嫁女歌》《十二月情歌》《十二时辰想妹歌》等系列情歌包括了婚恋全过程,且自成体系。
    比较研究带来的启示
    通过将《诗经》情诗与瑶族情歌比较,可以带来两方面的启发:
    其一,人性与人情的共通性。无论往古,还是现代;无论汉民族,还是瑶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或族群,在男女情感间,始终存在最朴实、最真切、最深挚的人情与人性。
    其二,民间传统与文人民间传统、文人雅饬现象一直存在,文学的雅俗运动也一直存在。就瑶族民间传统而言,民间歌谣系统始终保持着口耳相传的活态化文本传承系统。这个活态化文本系统,其音乐、其民歌内容、其民歌形式呈现的是民间不断吟唱的活态文本状态。就文人雅饬和雅俗运动而言,《诗经》由于解诗者的介入,使得民间传统因文本写定而导致了民间口头传统消失。解诗者代代强化,导致《诗经》走上了一条纸质文本传承的道路,从而使之不断雅化、经典化,直到上世纪恢复其民歌的本来面目。但这已不是当初鲜活的民歌了,因为它叠加了太多的其他元素。
    而瑶族等少数民族的活态化文本传承系统,在现代社会到来之际,特别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失去了活态化文本传承系统的文化生态环境(山歌失去民间土壤,代之而起的是城市民谣;城市民谣失去土壤之后,代之而起的是网络段子,但这已经不是民间传承系统了,而是一种市场炒作、包装、营销、推广),一切民间的活态化文本传承系统均陷入衰竭枯萎的境地,我们亟须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对其进行原汁原味的生态保护。
    (作者系湖南科技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研究基金项目《湘粤桂瑶族史诗文献整理研究》(16YJA75101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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