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十字架

作者:切斯特顿

译者:杨佑方

  
  头顶上的苍穹慢慢地由孔雀绿变成孔雀蓝,悬在天顶的星越来越像真正的宝石。三名侦探悄没声息地潜到枝叶茂密的大树后,在死一般的寂静中站在树后,第一次清楚地听到了两个奇怪神父的谈话……

  船在晨曦的一抹银色光芒和粼粼海水的绿色光波之间,泊靠在了埃塞克斯海岸的哈维奇港,放出乱糟糟的一大群人,像苍蝇一样四散乱飞。这些人当中,我们必须跟踪的那个人,无论如何也说不上引人注目,也不因他的着意装扮而使人一见眼明。他那身花哨的假日服装,和他那满脸公事公办的神气有点不相称。但除此之外,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引人注目的地方。他的服装包括一件瘦小的浅灰色茄克衫,一件白背心,一顶系有灰蓝色绊带的银白色草帽。在衣着及草帽的映衬之下,他的瘦削的脸显得黑黝黝的。脸的下端有一撮西班牙式的黑色短须,使人联想起伊丽莎白时代的皱须。他以游手好闲人士的认真神气抽着一支香烟,浑身上下一点也显示不出在他的茄克衫的掩盖下,藏着一把装满子弹的左轮手枪,他的白背心掩盖着他的警察证章。而在他的草帽下面,也看不出他就是欧洲最有能力最有才智的非凡的人物之一。他就是瓦伦丁,巴黎警察局局长本人,世间最有名的侦探。他从布鲁塞尔到伦敦来执行本世纪最了不起的一次逮捕行动。
  大盗弗兰博到了英国。三个国家的警察费尽周折追踪这个犯罪老手,终于从比利时的根特追到了布鲁塞尔,又从布鲁塞尔追到了荷兰的胡克港。推测他可能会利用当时正在伦敦召开的“圣体会议”,在与会人彼此不熟悉的混乱情况下,乔装打扮成低级神职人员,或是同会议有关的秘书什么的,从而来到伦敦。不过,瓦伦丁并没有把握。没有人能对弗兰博有把握。
  自从这位犯罪大王突然停止在这个世间捣乱以来,到现在已有许多年了。他停止活动之后,正如有人说的罗兰①死了之后一样,地球上异常平静。但是弗兰博在他的鼎盛时期(当然,我的意思是说他的猖狂时期),却是一个与凯撒大帝一样,形象生动,全球皆知的人物。几乎每天早上,日报上都刊登着他刚刚逃脱一件非凡罪行的应有惩罚,又在进行另一件非凡罪行的消息。
  
  注:①罗兰:法国中古时代著名骑士,骁勇善战。——译者

  弗兰博是个身材高大的加斯科涅(法国西南部)人,胆子和他的躯体一样大。有些最激动人心的故事讲到:他如何在自己兴致上来之际,把一名官方刑事侦探倒提起来,让他头顶着地倒立着,去清醒头脑;他又怎样一只胳膊挟着一名警察,在利沃里的路上大步飞跑。
  说到他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体力,则一般都用在一些尽管有失公家体面,但却没酿成流血惨案的场面——这样的评说乃是公允的、不过分的。他的真正罪行主要是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大规模抢劫。他的每一次盗窃都堪称一件新奇的罪行,每一次作案都足以构成一个新鲜故事。例如他在伦敦经营过一家赫赫有名的泰洛林牛奶公司,他这公司没有奶牛场,没有奶牛,也没有送奶车,更没有牛奶,但他差不多有一千个订户。他只是靠把别人门前的小奶罐换上标签,放在自己的主顾门前,以这种简单操作来为他的订户送奶。
  也正是他弗兰博,在截取偷看了一位年轻女士的全部信贷函件后,把他自己写的信用照相机拍成胶片,印在显微镜的载物片上,印得非常非常之小,以和她保持通信关系,使她既莫名其妙又甩不掉。以此对她搞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恶作剧。
  不过,弗兰博的每一次新作品都普遍地以简单明了为特色。据说,他有一次越深夜把一条街的门牌号码全都重新漆过,仅仅是为了把一个旅客引入他设置的圈套。十分肯定的是,他发明了一种轻便邮筒,放在僻静的郊区角落,等待着有人往里边投入汇款单。
  最后一点,据人所知,他还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杂技演员。尽管他块头那么大,跳跃起来却轻便得像只蚱蜢。又能像猴子一样隐入树顶。因此大侦探瓦伦丁出发来找弗兰博的时候,心里完全清楚,即使找到了对手,自己的冒险也远没有完事大吉。
  但是怎样去找他呢?大侦探瓦伦丁仍然在揣摩,心中无底。
  只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任随他伪装得多么巧妙,也无法掩饰他那独特的身高。要是瓦伦丁的敏锐眼光一下子看到一个高个子的卖苹果的女摊贩,一个高个子近卫兵,甚或于一位雍容富贵的高个子公爵夫人,他都可以当场逮捕他们。但是,他在火车上一路风尘,还就没有看到一个可能是弗兰博伪装的人,正如一只猫伪装不了一头长颈鹿一样。对火车上的人他已经弄清楚了。在哈维奇上火车或是在中途上车的人当中,身高肯定都不到六英尺。有一个矮小的铁路官员旅行到终点,三个矮小的蔬菜农场主乘了两站路下车,一个矮小的寡妇从埃塞克斯的一个小城上车,一个矮个的罗马天主教神父从埃塞克斯的一个小村子上火车……说到最后这个人,瓦伦丁放弃了观察,几乎笑了。这个小个子神父具有那么多东方平原人的气质,他的脸又圆又呆板,像诺福克汤圆。他的眼神像北海一样深邃。他带着几个棕色纸包,几乎没有办法把它们收拢来。毫无疑问,“圣体会议”从各地的淡泊无为的人士当中吸引了不少这类人物,他们令人不可思议,无依无靠,仿佛是从地里挖出来的鼹鼠。瓦伦丁是法国的极端型怀疑论者,他不喜欢神父,但是他会同情他们。而这一位神父可以引起任何人同情。他有一把破旧大伞,经常落到地上。他似乎不知道自己的往返车票上,标注的正确的终点站究竟在什么地方。他以呆子般的单纯向车厢里的每一个人解释他的小心,因为他的一只棕色纸包里有一些用纯银和蓝石头做的东西。他那埃塞克斯人的坦率和他的圣人般的单纯,不断地把瓦伦丁这个法国人逗乐,直到神父总算在斯特拉福德带着他所有的纸包下车,又回来取他的伞。他取伞的时候,瓦伦丁发善心地警告他,别因为要小心而此地无银三百两,把自己身上的银器告诉给大家。但是他一边和神父讲话,一边睁大眼睛望着另一个人。这个人沉着地注视着任何人,不管是穷人阔人,还是男人女人。这人足有六英尺,至于弗兰博呢,他还要高出四英寸。
  瓦伦丁在利物浦站①下了火车,踌躇满志地感到迄今尚未漏放过弗兰博。他到苏格兰场②办理了身份合法手续,约定必要时请求帮助。然后他点燃另一根香烟,在伦敦街上信步漫游。在维多利亚车站背后的街道和广场散步时,他突然停步驻足。面前是一个古老、别致、宁静的广场,非常典型的伦敦模式,整个广场出人意外的寂静。周围是高大单调的房屋,既显得豪华而又无人居住,广场中央是长满灌木的场地,看起来像太平洋上的绿色小岛那么荒凉。四边建筑中有一边比其余三边高出许多,像座高台。这一边的自然线条,被伦敦的可赞赏的意外因素破坏无遗——这是一座饭店。他感到自己仿佛是从索霍区③走错了方向而来到此间的。这里有长得过分引人注意的东西——栽在钵里的矮小植物,有长长条纹的、柠檬黄和白色的百叶窗。这种窗户临街而设,在伦敦通常七拼八凑的布局中,显得分外高大。一段阶梯从街上直上前门,仿佛太平门的楼梯直通到了二楼窗前。瓦伦丁在黄白色百叶窗前站着抽烟,琢磨良久。
  
  注:①利物浦站:伦敦中东部铁路始发及终点站。——译者
  注:②苏格兰场:即伦敦警察厅。——译者
  注:③索霍区:伦敦中部一地区,以多外国饭店及作家艺术家居住而闻名。——译者

  奇迹的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就是它的发生。天上几片云聚拢成为人类眼中的星形。远处旷野中陡然耸立起一棵大树,十分像个巨大的疑问符号。这都是在几天前亲眼看到过的。纳尔逊海军元帅死在胜利的那一刻。一个叫威廉斯的人十分偶然地谋杀了一个叫威廉森的人,这听起来好像谋杀了自己的孩子。简而言之,在生活中有巧合的成分,人们如果认为它乏味,就会永远失去它。正如美国侦探小说家兼诗人爱伦坡那看似矛盾实则正确的说法所表白的:“智慧必须指望不可预见的事。”
  阿里斯蒂德·瓦伦丁是个莫测高深的法国人,法国人的才智是特殊的和独一无二的。他不是“思想机器”④,因为那是现代宿命论和唯物论的没脑筋的用语。机器只是机器,因为它不能思维。但他瓦伦丁是个有思维的人,同时又是个平平常常的人。所有他的奇妙成功,看起来就像是有魔法,实际上都是来自坚持不懈的推理,和清晰而寻常的法国人式的思维。法国人不是靠任何看似矛盾实则正确的说法来震动世界,而是用实际上不言而喻的道理来震动世界。他们至今都在实践某种不言而喻的道理——就像他们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样。但是确切地说,瓦伦丁明白理性,明白理性的极限。只有对开汽车一无所知的人,才会大谈特谈开汽车不用汽油的神话。只有对理性一无所知的人,才会在没有坚实基础的情况下,大谈特谈无可争辩的第一原则的推理。而瓦伦丁现在就没有坚实的基础,只能死死地抱住第一原则不放。弗兰博在哈维奇不见了。如果他竟然在伦敦出现,他可能是温布尔登公共网球场上一个高个子流浪汉,也可能是大都会饭店里一个高个子的宴会主持人。在这样明显的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瓦伦丁有他自己的看法和办法。
  
  注:④《思想机器》:1907年出版,和《探案中的思想机器》(1908)同为美国作家雅克·富特雷尔的畅销神秘小说,主角奥古斯塔斯教授为推理侦探。作者雅克于1912年死在泰坦尼克号客轮上。

  在这种情况下,他期待着不可预见的事。如果他不能追随有理性的思路,他就冷静而小心地追随没有理性的思路。他不用去可预料的地点——银行、派出所、可能约会之处,而是要系统地到不可预料的地点去:敲敲每所空房子的门,弯进每一条死胡同,走进被垃圾封死的每一条小巷,绕着每条弯路走,徒步走出大路,等等。他富有逻辑地为他的这种几近疯狂的做法辩护。他说如果一个人有线索可寻,那是最糟糕的路子。如果根本没有什么线索,那才是最好的路子。因为一些引起追捕者注意的稀奇古怪的地方,也许正是引起被追捕者注意的地方。一个人开始的某个地方,可能刚好是另一个人停下来的地方。关于上到店铺的那段阶梯,关于那个寂静、古老、别致的饭店,都有些什么在引发他这个侦探的罕有的浪漫幻想,使他决定随意去试试。于是他走上阶梯,在靠窗子边的一张桌子前坐下,要了一杯不加奶的咖啡。
  上午已经过去一半,他还没吃早饭。桌上摆着另一个人吃剩的早餐,这才使他想到自己还饿着肚子。于是他又叫了一只水煮荷包蛋。他默默地往咖啡里加了白糖,一直想着弗兰博。他回想弗兰博每次是如何逃脱的,一次是用指甲刀,一次趁一所房子失火,一次是必须去交一封欠邮资的信,一次是让人们通过望远镜看一颗要毁灭地球的彗星。瓦伦丁认为自己的侦察脑筋一点不比罪犯的差,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利之处。“罪犯是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侦探只是评论家。”他带着辛酸的微笑对自己说,慢慢地把咖啡杯举到唇边,很快又放下——他加的白糖是盐。
  他望了望装着白色细粒的家什,当然是糖罐,正如香槟酒瓶子装的是香槟酒一样不会弄错,这罐里装的是白糖。他奇怪他们为什么会在里面放盐。他四下看看是否另有正统的家什。对,有两个盐瓶,装得满满的。也许盐瓶里的辛辣调味品有些什么特色。他尝了尝,是白糖。他疑惑地向饭店里四下张望,看看把糖放进盐瓶把盐放进糖罐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是否还有其它表征?除了白纸裱糊的墙上给溅了点黑色液体之外,整个地方显得整洁、轻快、平平常常。他按铃叫侍者。
  侍者匆忙赶来,在清晨时刻头发还是乱蓬蓬的,睡眼惺松。瓦伦丁侦探并非丝毫没有幽默感,他让侍者尝尝白糖,看是否符合这家饭店的崇高声誉。结果侍者突然打了个呵欠,陡然清醒过来。
  “你们每天早上都和顾客开这么巧妙的玩笑吗?”瓦伦丁问,“拿盐换糖当笑料,从来不会使你们感到乏味吧?”
  侍者弄懂这种讥讽后,结结巴巴地保证说饭店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这一定是个最奇怪的错误。他拿起糖罐来看看,又拿起盐瓶看看,显得越来越莫名其妙。他突然说声“请原谅”,就匆匆走开。几秒钟后,饭店老板和他一起赶来。老板也检查了糖罐,然后检查了盐瓶。他同样一脸莫名其妙的神色。
  突然侍者似乎发音清晰起来,几句话冲口而出:
  “我想……”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想,就是那两个教士。”
  “什么两个教士?”
  “那两个把汤泼在墙上的教士。”
  “把汤泼在墙上?”瓦伦丁重复道,他确信这一定是个意大利隐喻。
  “是的,是的。”侍者激动地说,一边指着白色壁纸上那块黑色污点,“泼在墙上那里。”
  瓦伦丁带着疑问望着老板,老板用比较详尽的报告来解围。
  “是的,先生,”他说,“这是真的,不过我认为这和糖盐没有关系。今天一大早,门板刚取下,两位教士就来这里喝汤。他们俩都很安静,受尊重。一个付了账出去,另一个完全称得上慢动作教练,过了好一阵才把汤喝完。最后他也出去了。只不过在走开的那一瞬间,他很巧妙地拿起他只喝了一半的杯子,把汤泼在墙上。我当时在后面的房间里,侍者也在后面房间里,我出去时,看到墙上泼有扬,而店里空无一人。这没造成什么特殊的损害,但这是让人讨厌的无礼行为。我想在街上抓到那个人,不过他们已经走远,我只注意到他们转过街角走进卡斯泰尔斯街。”
  侦探站了起来,把帽子戴到头上,手杖拿在手里。他已经打定主意,在他脑海里一片漆黑之际,他只有顺着一个隐蔽的手指所指的方向走去,而那个手指隐蔽得很深。他付了账,冲出玻璃门,很快就转到另一条街了。
  还好,在这么高度兴奋的时刻里,他的眼光仍然保持冷静和敏捷。走过一家店面时,什么闪光从他身旁掠过。他走回去看,那是一家蔬菜水果店,一大堆鲜货整整齐齐地摆在露天地里,均标明了品名和价格。两个最显眼的货格里,各放着一堆橘子,一堆坚果。干干的坚果上,有一块纸板,上面用蓝粉笔非常醒目地写着:“上等柑橘,一便士两只。”在橘子堆上同样清楚而准确地写明:“最佳坚果,每磅四便士。”瓦伦丁先生望着这两块标价牌,想到他以前遇到过的这种高度狡诈的玩笑,而且就是最近。他转而注意那红脸膛的水果商,见他正为了这颠三倒四的商品广告而气哼哼地往街两头张望。水果商什么也没说,只是很快把每块纸牌放回原处。侦探悠闲地倚着手杖,继续仔细观察这家店铺。最后他说道:“我想问你一个与实验心理学和思想结合有关的问题。”
  红脸店主用威胁的眼光望着他,但他还是高高兴兴地摇动着自己的手杖道:“为什么在一家蔬菜水果店里,会有两块标价牌放错了地方,好像因为有个戴铲形宽边帽的人刚来伦敦度假?或者如果我没说明白的话,那么是这样:把坚果标成橘子是一回事,一高一矮的两个传教士的出现又是一件事,这两件事有什么神秘的关联吗?”
  商人的眼睛瞪得滚圆,差不多要突出来了,他有那么一刻似乎就要扑到这个陌生人身上去。最后,他怒气冲天、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不过要是你是他们的一个朋友的话,你可以告诉他们就说我说的,如果他们再来和我的苹果捣蛋,那么不管他们是不是神父,我都要敲掉他们的脑袋。”
  “真的?”侦探非常同情地问,“他们弄乱了你的苹果吗?”
  “他们之中有一个这么干了,”愤怒的店主人说,“把苹果滚得满街都是。我要不是得捡苹果的话,本来是可以抓住那混蛋的。”
  “这两个神父朝哪个方向走的?”瓦伦丁问。
  对方迅速回答:“左手第二条马路,然后穿过了广场。”
  “谢谢。”瓦伦丁说着像个魔法仙人一样不见了。在第二个广场的对面,他发现有个警察,就问:“急事,警官,你看见了两个戴铲形宽边帽的教士吗?”
  警察哈哈大笑起来:“哇,我看见的,先生。如果你问我的话,他们有一个喝醉了,他站在马路当中,昏头昏脑……”
  “他们向哪条路走的?”瓦伦丁急忙打断他的话。
  “他们在那里上了一辆黄色公共汽车,”警察回答,“是到汉普斯泰去的。”
  瓦伦丁向他出示了自己的公务证,匆匆地说:“叫两个你们的人跟我去追。”说完精神抖擞地穿过马路,他的精神感染了那个笨拙的警察,使他也立即还命行动起来。一分半钟之后,这个法国侦探就与一位警察和一名便衣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会合了。
  “嗯,先生,”警察笑容满面但傲气十足地说,“什么事——”
  瓦伦丁突然用手杖一指,“上了这辆公共汽车后我会告诉你们的。”他边说边在车流中东躲西门地飞奔上前。三人终于气喘吁吁地挤上了黄色公共汽车的上层座位,警察说:“坐出租车要快十倍。”
  “太对了,”他们的领队平静地说,“如果我们能知道我们往哪里去的话。”
  “那么,你要往哪里去?”另一个人瞪着眼问。
  瓦伦丁皱着眉抽了几口烟,然后拿开香烟说:“如果你知道一个人在于什么,就会赶在他前面。但是如果你只是猜想他在干什么,你就会落在他后面。他闲逛你也得闲逛,他停下你也得停下,走得和他一样慢。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他在看什么和做什么。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注意观察异常的事。”
  “你的意思是哪种异常的事?”警察问。
  “任何。”瓦伦丁回答,重又陷入完全的沉默。黄色公共汽车好像连续几小时都只在北边的马路上爬行。大侦探也不再解释什么,也许他的助手对他的差事觉得越来越怀疑,但又不好开口问,如同他们越来越想吃午饭而又不好开口要求一样。时间慢慢消逝,早已过了午饭时间。伦敦北部郊区的马路好像该死的望远镜一般越抽越长。这就像某种旅行,一个人总觉得自己终于快到了地球的尽头,然后又发现只不过到了伦敦北部的别墅区——塔夫特奈尔公园。伦敦在一长串小酒店和增俄的灌木林中隐没。接着他又出现在灯火辉煌的繁华街道和炫目的旅馆中。这就像穿过十三座各不相连而又紧挨一道的平凡城市一样。但是尽管冬季的暮色已经威胁着他们前面的马路,巴黎来的大侦探却仍然沉默、警惕地坐在那里,注视着街道两边从车前面向车后滑动。等他们从摄政王公园东南的卡姆丹城后边离开的时候,警察差不多已经睡着了。至少,在瓦伦丁跳起身来拍拍两人的肩膀,喊驾驶员停车的时候,他们做了个近乎于跳起来的动作。
  跟着瓦伦丁摇摇晃晃地下车走上马路时,他俩还没明白为什么下车。当他们朝四周张望,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发现瓦伦丁正得意洋洋地指向马路左边的一扇窗户。那是一扇大窗户,构成一家金碧辉煌的酒店的当街门面。窗口是为盛宴订座的地方,标明“饭店”二字。这扇窗子和旅馆前面的一排窗户一样,装有磨砂刻花玻璃。玻璃中央刻着一颗巨大的星,像嵌在冰上的星。
  “终于找到线索了,”瓦伦丁摇着手杖喊道,“有破玻璃窗的地方。”
  “什么窗?什么线索?”主要助手问,“嗳,有什么凭据说这和他们有关系?”
  瓦伦丁勃然大怒,几乎折断了他的竹手杖。
  “凭据?”他叫道,“妈的,对付这个人要凭据!唔呀,当然,这里同他们没关系与有关系的机会比是二十比一。但是我们还能做别的什么呢?你们难道看不出,我们要么必须追随一个荒诞的可能性,要么回家去睡大觉?”他重手重脚地走进饭店,后面跟着他的伙伴。三人很快就被安顿在一张小餐桌前,吃他们这顿晚午餐。这时从里面往外看那打破了的玻璃上的星形,可他们还是怎么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
  “我看到你们的窗子被打破了。”瓦伦丁付账的时候对侍者说。
  “是的,先生?”侍者回答,弯腰忙着数钱,瓦伦丁给了他一笔丰厚的小费。
  侍者直起腰来,一脸温和而不容误解的激动神色。
  “啊,是的,先生,”他说,“很奇怪的事,您说呢,先生。”
  “真是的。给我们讲一讲。”侦探带着漫不经心的好奇心说。
  “呃,两位穿黑衣服的绅士进来,”侍者说,“是两个外国的堂区神父,像是来旅游的。他们安安静静地吃了一餐廉价午饭。其中一个付了账出去了,另一个正要走出去时,我发现他们多付了三倍的钱。于是我对那个将要走出门的神父说:‘喂,你们付得太多了。’可他只是说:‘哦,是吗?’说得很冷静。我说:‘是的。’拿起账单给他看。哎呀,这可是个怪人。”
  “你这是什么意思?”侦探问。
  “嗳,我可以凭七本圣经发誓,我本来只该收四便士,但现在我看到我收了十四便士,看得一清二楚。”
  “嗯,”瓦伦丁叫道,脚下慢慢移动,可是眼光却在冒火,“以后呢?”
  “门口那个堂区神父走回来,非常安静地说:‘对不起,弄乱了你的账。不过这多余的是用来付那窗户的。’我说,‘什么窗户?’他说,‘就是我要打破的这扇窗户。’他用他的伞把这倒霉的窗玻璃给打破了。”
  三个客人一齐叫了起来,警察气都喘不出来地说:“是我们在追的逃跑了的疯子吗?”侍者饶有兴趣地接着讲他的故事。
  “有那么一瞬间,我简直给弄昏了头,什么也做不了。那个人走出去会合他的朋友转过街角。然后他们两人飞快地走上布洛克街,尽管我绕过那些挡路的东西去追他们,但也没能追上。”
  “布洛克街!”侦探一说服他的两个外国同事,就开步往那条大街飞奔而去。
  随后的旅程把他们带过一条像隧道一样的光秃秃的砖路,街道上灯光稀疏,窗户罕见,仿佛是一条修在所有建筑物背后的街道。暮霭渐深,就连那个伦敦警察也难于分辨出他们是在往哪个方向走。不过侦探却相当有把握,他们终归会到达汉普斯泰德的荒原某地。突然,一扇里边点着煤气灯的凸出的窗子,在暮色中像牛眼灯一样地突现出来。瓦伦丁在一家装修得花里胡哨的小糖果店前面停了一会儿,稍稍犹豫后便走了进去。在五彩缤纷的糖果中,他十分庄严地站住,小心仔细地买了十三支巧克力雪茄——显然他是在准备一个开场白,但已经不必了。
  店里有一个态度生硬,年龄稍大的女人,满脸疑问地望着他的优雅外表,当看到他身后的门口堵着个穿蓝制服的警察时,女人的眼睛顿时警觉起来。
  “唷,”她说,“你们要是为了那个包裹而来的,那么我已经把它寄走了。”
  “包裹!”瓦伦丁重复道,这回轮到他用疑问神色望着对方了。
  “我是说那个绅士留下的包裹,那个教士绅士。”
  “看在老天爷的份上,”瓦伦丁第一次真正地露出热切坦率的神色,俯身向前道,“看在老天爷的份上,告诉我们到底出了什么事。”
  “嗯,”那女人有点怀疑地说,“两个教士大约半小时前进来买了些薄荷糖,谈了一会儿话,然后出去向荒地走去。但是过了一小会儿,其中一个跑回店里说,‘我掉了一个包裹没有?’嗳,我到处看,看不到。所以他就说,‘不要紧,不过如果找到,请把它寄到这个地址。’他留下地址,给了我一先令作误工钱。奇怪的是,后来竟然在刚才找过的地方找到他掉的一个棕色纸包,我按他说的地址寄走了。现在我想不起详细地址了,好像是在威士敏斯德什么地方。那个东西那么重要,我想警察也许是为这个来的。”
  “他们是为这个来的,”瓦伦丁简短地说,“汉普斯泰德荒地离这儿近吗?”
  “一直走十五分钟,”那女人说,“你就会看到荒地。”
  瓦伦丁跳出商店就跑,其他两位侦探勉强小跑跟上。
  他们走过的街道狭窄,布满阴影。当他们出其不意地走出街道,便是一大片一无所有的空旷地和广阔的天空,他们惊奇地发现黄昏仍然那么明亮。孔雀绿的苍穹没入暗紫色的远方和正在变暗的树木之中,变成一片金黄。犹有余辉的绿色还深得足可以看出一两颗亮晶晶的星儿。所有这些都是日光的金色余辉在汉普斯泰德边沿和那有名的被称为“健康谷地”的洼地上反射出的。在这一地区漫游的度假人并不是完全分散的。少数一两对奇形怪状地坐在长凳子上,远处零星分散着一两个姑娘,在失声唱出强劲的曲调。上天的光荣在人类惊人的庸俗中沉沦暗淡下去。
  瓦伦丁站在斜坡上,望着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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