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原的种子

作者:白描


                上篇 逃婚

  她叫王杨玲。是一对北京知青的私生女儿。
  1970年11月27日,她出生在L县一个偏僻的村子。她的呱呱降临,没有给父母带来喜悦和激动,紧紧攫住他们的只是恐惧和羞耻。在离乡背井、孤苦无依的插队生活里,这一对青年男女偷尝了爱情的禁果,那一刻的欢愉也许使他们凄苦的心得到了些许安慰,然而,由此他们却播下了一颗苦难的种子。望着这个孱弱的女婴,他们六神无主,泪水断线似地滴落在婴儿的襁褓上。
  孩子只能送出去,可供这对年轻父母选择的只有这一条途径。下边。等待着他们的将是道德与政治的双重压力,是人们的耻笑、领导的审查和自个无休止的检讨。即使撇开这些不顾,恶劣的环境使他们自身的生存都成问题,更何谈什么抚养这个弱小的生命。他们托人为孩子寻找人家,人家找到了,他们顾不得细问,便将孩子送与人。
  收养孩子的人家姓王,是一户老实巴交的农民,夫妻俩从未生育过,抱来孩子的时候男的已经55岁,女的已经47岁。他们探听出孩子的生父姓杨,为了对得起那对可怜人儿送孩子来世上一趟,他们给孩子取名叫王杨玲。
  小杨玲抱进这户人家时尚不满10天。养母自然不会有奶水喂她,好在家里有只老奶山羊,两个老人每天便从老山羊那干瘪的乳头上捋些奶水喂给她。几个月后,老山羊的乳头实在持不出什么来了,养母只好把小米压成面,再熬成糊糊抹进她的小嘴里。小杨玲居然奇迹般地活下来了。
  日出日落,小杨玲一天天长大。她5岁那年,一对北京知青找到养父母的门上。这对知青便是小杨玲的生身父母。两人早已结为合法夫妻,并且有了一个小男孩。他们终于熬完了苦难的岁月,在招工招干的尾声里,被招到铁路建设部门,将远远离开这里开始新的生活,他们来最后看一眼亲生女儿。他们走了,他们的骨肉却要永远留在这里了。
  也许他们曾经想把小杨玲带走,只是养父养母不肯放弃;也许他们本来就没有这意思,把她带在身边,难免总会勾起痛苦的记忆——他们当时究竟持何种想法,至今小杨玲无从知晓。总之,她留在了农村,留在了黄土高原。
  生身父母的工作地点在唐山。真是这对苦难人儿的劫数,1976年初参加工作,过了半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大地震便发生在他们脚下。之后,有消息传到村里,说那男女二人同死于地震灾难;又有消息说,死的是女的,男的只是受了伤。无论哪种消息均无法证实,而事实却很清楚——从此以后,小杨玲的生身父母再也没有任何音讯。
  嚼咽着贫寒农家的粗食淡饭,伴随着高原的风霜雨雪,小杨玲长到16岁。
  这一年她正上初三。这孩子也许很早就明白她的身世比别的孩子悲苦,从小读书就很发奋,学习成绩一直在同学中拔尖儿。到了中学,各门功课都优异,对语文则格外感兴趣,她喜欢看书,喜欢写作文,喜欢对着广袤的高原和空阔的蓝天漫无边际地幻想。她为“全国中学生征文比赛”写过一篇名为《我与同学的爸爸》的小说,还给山西《青少年日记》投寄过两篇日记。她暗暗确定了自己未来的志向——当一名作家。
  然而,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命运却把她推向另外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终将难以回避——养父养母收下别人送来的一个红包包。红包包里包着她的订婚礼金——200块钱。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她便会像村里众多的姑娘一样,被打发到一个陌生的男人家去,给人家当婆姨,生孩子,然后窝窝囊囊糊里糊涂度过一生。农村姑娘普遍的归宿她是清楚的,但从来没有把这归宿同自己联系起来。她有点猝不及防。她哭了,抗拒养父养母强加给她的婚姻。养父养母不理会她。他们需要的是钱,因为她流泪而抛掉握在手里的钱,那就等于抛掉了过日子的指望,他们不愿听她的。
  确也是这样。光阴不催人自老,把王杨玲养到16岁,她的养父已经71岁,养母已经63岁。这种岁数的老人不可能再在土地上拼气力。家里还有个叔叔,是个精神病患者,也56岁了。地里的活儿,就靠这个精神病叔叔,想干就胡乱干干,不想干就撒下满世界乱跑。经济上没有其它来源,就靠土地,土地经管不善,家里早已穷得叮当响,有时连买盐买灯油的钱都没有,给杨玲订的这个人家,答应事说成先给200块礼钱,订婚席一摆,除了扯八身衣裳,再给200块,结婚时给多给少虽由男家说了算,但总还会有一笔数目。老两口抚养杨玲一场,到老来从杨玲身上讨回点补偿,也不枉16年的辛苦。老两口这么看,村里人也这么看,因而,小杨玲的婚事便订定了。
  小杨玲则感到自己被拍卖了。
  家里收了礼金,王杨玲还没有见过男方。她哭肿眼睛回到学校,见到老师同学不敢抬头,像做了什么丢人事一样。她再也没有心思学习,再也不能安静地坐在教室里了。她哀叹陕北农村的贫穷落后,恨那坑人的封建习俗,抱怨养父养母,同时又可怜他们。她为自己的命运深深地感到悲伤。
  好多天以后,她见到了给她订下的那个男的。那是个星期六,她刚放学回家,那男的就扛把镢头进了门,看样子是帮她家去地里干活了。那男的不住地拿眼睛贼溜溜地盯她。她躲进窑里,不一会那男的也进了窑,坐在炕沿,一边抽烟,一边主动找碴儿和她说话。他说他给她家干了多少活儿,又说她身上穿的衣服太短,他给她买了新的,过几天就送来。他说他也上过学,本来能考上中学,但一见上学没出息,就回了家;他在家不劳动,做生意。但是过了一会儿,又说他在外边搞建筑,跟很多包工头是朋友,有时候给包工头订合同。他云山雾罩地吹嘘着自己,一听就知道没有几句实话。看着他那灰黄的脸,被烟熏得焦黄的手指,还有边说话边往地上吐痰的样儿,她直犯恶心。
  这次见面后,她在学校里写了篇作文——《一个中学生的命运》。她流着眼泪,倾诉自己的遭遇。她再也不怕老师同学知道自己的事儿,她要把自己的心声,把她的苦恼、哀伤和悲愤讲出来。老师看了这篇作文,把她叫去,详细询问了她的遭遇。随后,老师明确表示态度:支持她与那男的解除婚约。
  老师的同情鼓励给了王杨玲力量。她向家里提出了解除婚约的要求。
  不等她说完,年迈的养父便制止她再说下去。老人眼一瞪,说:“好好的婚事退啥哩?退了还不得再找?胡折腾个啥?给我安安稳稳的,甭胡思乱想。”
  她争辩道:“你们是包办婚姻,我不同意。”
  老人说:“包办?父母给女儿瞅人家,咱这里一辈一辈都这样。不要念了几年书,灌了点洋汤,就给我胡跳腾!”
  “我还小……”
  “还小?都16岁啦!好,你小,你小,让我和你妈再把你养活着……”老人一生气,痰涌到喉咙,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阵上气不接下气的咳嗽。
  反抗失败了。王杨玲不光未能解除婚约,反而家里不再让她上学。老父亲认为她之所以要退婚,都是念书把心念野了。她被强制性地留在家里。学校生活,令人心碎地和她告别了。
  在土地上劳作的重负,开始压在她16岁的嫩肩上。每天,她和那个神经病叔叔到地里,从早干到晚,当她抱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的时候,仍然不能停歇,家里养着鸡,养着羊,还有一条瘸腿老驴,她必须经管,她所在的村子地处原区,土地虽然相对较多,但水极缺,一口井钻20多米深才能见水,村里人吃水都花钱买,4角钱一桶。她家买不起,只好自己去绞。井绳上拴着两只小桶,绞动辘轳,一只桶上、一只桶下,10多小桶倒一大桶。井离家很远,她要歇几气才能把一担水担回家。沉重的劳动压得她难以喘息,她变得沉默寡言,不愿意和父母说话,也不愿意和村里人说话。有时正在干活儿,看见和她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上学或放学,心里就涌上一股酸楚的滋味。虽然她已回到家里,但仍然遏止不住对学校生活的思念。她一遍又一遍回味上学时的种种情景,有些极为平淡的细节,现在回想起来竟是那么温馨,那么富有情致,那么值得留恋。想着想着,她便不由得暗暗掉下眼泪。她想找些书来看,但家里没有。一次见邻家窗台下扔着本破旧发黄的《农家年历》,便借来读,毫无趣味的一本小册子她竟读了一遍又一遍,那上边的农谚、生活小知识她几乎都能背下来。平时走在路上,只要发现地上有片碎报纸,她都会拾起,不管上边印着什么,总要细细去阅读。她尽可能地把那些能阅读的东西都收揽到自己手边,聊以消解精神的饥渴,要不。她的精神就会变得更加空虚、更加痛苦。
  那个男的经常住她家跑,每次一来,便开始吹嘘自己,她对他讨厌透了。有一次,她终于不能忍受,对那男的说:“往后你不要再来了,咱俩的事,最终肯定不能成。”
  那男的斜眼看着她,说:“不成?你家把我的钱都花了!”
  她大声说:“钱,一定还你!”
  她陡然下定决心:即使呆在家里,不能上学,也要和这个男的断绝关系,她绝对不能忍受和这样一个男人生活一辈子。
  她开始寻求支持。她首先想到那位读过她作文的语文教师,可是去找这位教师,人家能给帮什么忙呢?必须找管这号事情的,比如乡上的干部。她的婚事是包办的,她不自愿,政府应该出面干涉。这么一想,她便瞅了个机会,跑到十多里外的乡政府。乡干部听完她的倾诉,头一摇:“乡上不管这种事。”轻轻一句话就把她碰回来,任她再怎样央求,人家就是不理。她不甘心,不能就此罢休,乡上不行,她找县上去。
  过了两天,她对两位老人推说去同学家,从家出来,搭了辆顺路拖拉机来到县上。她先找到县法院,法院的人说他们只管打官司,她的事算不上官司,应该去找县妇联或县政府。找到县妇联,接待她的人很热情,但说包办婚姻的事在本县以至整个陕北都很普遍,妇联只能发文件让全社会来制止这种事,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插手解决。她失望了,从县妇联出来,怔怔地走在大街上,一时竟没了主意。她不甘心就这么回去,在县城里转悠来转悠去,最后决定再去找找县政府。可是,她刚踏进县政府大门,就听见传达室的人一声大喝:“干啥的?”她说明原委,人家没听完,手朝墙上一面挂钟一指,说:“不看看时间,下班啦,没人!”
  奔波了一整天,劳而无获,她只好回家。
  不到黄河不死心。过了十多天,她又一次来到县上。
  在县政府办公室,她见到一位年轻干部。听完她的诉说,年轻干部让她去找县妇联。她说县妇联已经去过,具体的事情人家管不过来。年轻干部皱着眉说了声“扯淡”,沉吟片刻,对她说:“那好吧,你先回去,我给你们乡领导挂个电话,让他们派人去你们村了解一下情况。”她一再道谢,然后满怀希望回到家里,等着乡上派人来。
  过了好多日子,乡上并没有干部来村里。她急了,又找到县政府,办公室那位年轻干部说电话早已打过,至于乡上为啥没派人去,那就不得而知。她问能不能再打电话催催,年轻干部摇摇头,说:“再打也没用,这种事,乡上想管了就管,不想管了谁也没办法。”说完,扔下她匆匆去办别的事情。
  她怏怏走出县政府大门,眼泪止不住籁籁流下来。再也没有别的去处可找,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她原指望政府部门能助她一臂之力,帮她挣脱身上的枷锁,看来这个想法落空了。真是求天不应、求地不灵,难道她真的就该受那可恶的命运的摆布么?
  在热热闹闹的大街上,人们好奇地盯着这个泪流满面的年轻姑娘。她不愿意引起人们的注意,走进偏僻的小巷。躲过杂七杂八的眼睛,她哭得更伤心。哭着哭着,她突然想到了死。死?对,死也是一种反抗,也能表达她对命运不屈从的决心!可是……她死了,对年迈的养父养母打击该有多大?不错,她怨恨他们为她订亲、逼她退学,怨恨他们脑筋陈旧落后,但他们辛辛苦苦把她拉扯大,容易吗?他们也怪可怜的……她突然又恨起亲生父母来。她本不该来到这个世上,既然他们荒唐地生下她,就应该负起责任,尽到自己的义务,然而他们却自私地一走了之……眼下她该怎么办?还回到家里去,等待着某一天去给那个脸色灰黄、满口谎话的男人当妻子?不,纵然死她也不愿意这样。她突然想起一位同学在县医院当护士。能不能去找这位同学介绍她当护工?洗被褥,打扫卫生,挣下钱就去外地。去哪儿,不知道,反正先离开这儿。也不能亏待了养父养母,她会给他们寄钱……主意一定,她便抹净眼泪,奔县医院而去。
  谁知到了县医院一问,她的那位同学早就回家不干了。她软塌塌坐在医院走道的长椅上,泪水一下子又涌出来。
  “女子,你哭什么?”忽然,一个讲普通话的人问她。
  她抬起头,见是一个女的。三四十岁,手里提着药,像是来看病的。这女的眼睛里充满了真诚。从声音她判断出这人是位留下来的北京知青,不知为什么,一种奇妙的情感使她再难抑制满腹酸楚委屈,“哇”一下哭出声来。那女的在长椅上坐下,抚摸着她的肩头,说:“别哭,说说你有什么事?看我能不能帮你。”于是她一边哭,一边把她的身世遭遇讲了一遍。那女的听罢,眼圈儿红了,安慰她说:“我也是个北京知青,县上还有好多我们这帮人,你是我们北京知青的女儿,我们会替你想办法。”她告诉杨玲,她叫祝萍,在县农行工作。她说她要先和县上的北京知青商量一下,叫她过几天再来找她。她把杨玲领到家里认了门儿,还留杨玲吃了顿饭。
  十多天后,杨玲又来县上,再次见到了祝萍。祝萍高兴地告诉她,她的事儿县上一伙北京知青商量后,决定直接向梁县长反映,因为梁县长也是位北京知青。这一招果真管用,梁县长当即表态说他要干预这件事情。“解除婚约不成问题了”,祝萍轻松而又愉快,一把拉住她,说:“走,大伙都想见见你,往后你该怎么办,大伙还得商量商量哩。”
  杨玲心里激动,鼻子发酸。她随着祝萍,见到了五六个在县上工作的知青叔叔阿姨,他们个个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她、疼她。感受着他们亲人一般的体贴抚慰,她索性放声大哭,哭得好不伤心。
  这次她没有回家,第二天,她怀里装着叔叔阿姨凑起来的钱,乘车奔向延安。大批北京知青离开延安后,地区劳动人事局下设了个知青处,负责处理知青遗留问题,他们鼓励她去找这个机构。她是知青的女儿,养父养母已那么老,实际上她已无依无靠,往后的事,知青处不能不管。
  到了延安,天正下着大雨。找到知青处,杨玲已是浑身透湿。正好知青处有一位叫余风云的阿姨,是北京知青。听完她的诉说,余风云先把她领回家里,从里到外,替她换了身干净衣服,并留她在家住下。随后,余风云便为她的事跑开了。
  知青处从未遇到过这种事情,他们感到棘手,必须向上请示汇报。事情拖下来了。
  王杨玲的身世及遭遇很快在延安的北京知青中传开。他们纷纷到余风云家中来看她。地区建筑公司陈铁生、刘学军夫妇执意把杨玲从余风云身边带走,他们决定收养这个可怜的姑娘——这棵北京知青伙伴留在黄土高原的可怜的根苗。他们在家里为她支了床,让她安心住下,并交给她一把家里大门上的钥匙。他们知道她渴望学习,喜欢读书,第二天,就领她去新华书店,由她在书架上挑选……
  仿佛进入梦境,在人世间,王杨玲没有想到自己竟能领受到这份温情和爱意,她几乎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她的泪水止不住一遍又一遍流淌……只是流泪,没有语言。
  ……
  感谢上苍,王杨玲,这个不幸的姑娘,最终成了延安北京知青共同的女儿。

               中篇 人间真情

  1991年4月的一天,艳阳高照,春光明媚。
  走出北京站,王杨玲便置身首都繁华而喧闹的大街上了。仿佛如梦境中一样,突然她不敢相信她的近乎传奇般的经历是真的,不敢相信脚下这块土地就是传说中她那早已死去的生母现在依然脚踏的地方。她摆脱不掉虚幻的感觉。从黄土高原的小县城走进这现代化的大都市,环境的巨大变化将这虚幻感觉拨弄得这样强烈,竟使她不由得停住脚步,怔怔地站在北京春天的阳光下。
  两行热泪悄悄从她脸颊上滚下。
  她的生母没有死,而且被一帮好心的北京知青颇费周折地找到了。此番进京,王杨玲就是来认生身母亲的。
  王杨玲,这个被遗落在黄土高原的北京知青的私生女儿,她的身世和遭遇,揪扯着延安城内北京知青的心。大家将她认作共同的女儿之后,她的命运,便开始了连她做梦也想不到的变化。
  知青们经过种种努力,首先让地区有关部门承认了王杨玲的身份——她是北京知青的后代。确认了这一点之后,他们便开始为她的安置问题而奔走了。
  从地区到县上,工作多渠道、多层面展开。承认杨玲身份容易,但要安置她就难了,难在一点上:没有政策依据。但他们仍为小杨玲四处奔走、多方呼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上帝终于被感动了——王杨玲的户口终于从农村转出来,被安置到县上一家门市部当售货员。
  命运对王杨玲绽开了笑脸。在荒凉的黄土地上跌滚扑爬了18年的生命突然在她面前展开一片新绿地。这片新绿地让她看得耀眼,让她觉出了生活的芬芳。头顶着崭新的太阳,呼吸着高原上清新的空气,她掀开了青春新的一页。
  她从心里感激地区、县上那些待她如亲生女儿般的知青叔叔阿姨们。她知道,他们并不期求她的报答,但她必须报答他们。报答他们最好的方式,便是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使自己成长为一个有出息的姑娘,一个有用的人才。还有乡下年迈体衰的养父养母和那个患有癫痫症的叔叔,是他们将她辛辛苦苦拉扯大,尽管他们没有文化。脑筋落后,尽管他们曾经包办过她的婚姻,中断了她的学业,但他们的养育之思是她今生今世偿还不清的。她每月工资57元。工资一发,先给家里捎20元,再交10元房租,吃饭上卡紧点,省下来买点书;每月再攒5元,两个月就能回家看望老人一次。她依然喜欢读书、喜欢写作。在家里常干繁重活儿,如今当了售货员,这工作在她看来太轻松了,而且按钟点上班下班,她有的是时间和精力用来读书和写作。她极想在文学上有一番作为,命运新出现的巨大转机将她的心劲鼓得更足了。
  谁也不曾料到,就在此时,一个陌生男人意外地闯进她的生活,早就暗暗潜伏在她内心深处的一股非同寻常的波澜,立即被掀腾起来了。

  杨玲还在农村时,曾经收到过一个署名王应立的男人的来信。这位男子自我介绍他在西安国棉某厂工作,说他了解王杨玲的身世,对她的遭遇很同情,以后他要想办法帮助她。王杨玲未敢期望得到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的帮助,出于礼貌,她给他回了一封表达谢意的信。不久,这个男人又来信了,这次没有署名,落款处写着“叔叔”,说他也是一位北京知青,过去曾在杨玲所在的L县插队,他极想来L县看望杨玲。杨玲从内心感激这位知青叔叔,心想如果他来,一定要好好招待。然而,他没有来,而且从此再无音讯。本来是没有什么事情了,可是,就在杨玲工作后不久,这位奇怪的王应立第三封信来了,这次落款处今杨玲惊愕地署着“你的父亲”。信中内容更让杨玲吃惊,说杨玲母亲并没有死,她非常想念杨玲这位女儿;还说他与她母亲有张合影,本想寄给她,但一时又找不见了。信的末尾表示,如果能抽出时间,他就来接她,一块去会会她的母亲。
  一封明确而又含糊、直率而又吞吞吐吐、充满矛盾而又极富诱惑力的信。是真?是假?但无论真假,信中所说的一切,都犹如巨石人水,对王杨玲的情感构成极大的冲击力。过去传说她的生身父母一块死于唐山地震,又有传说死的是母亲,父亲还活着。现在,不但突然冒出一个父亲,而且母亲也复活了。在漫漫十多年岁月里,记不清有多少次,她设想过假如生身父母尚在人世,她的处境会是什么样子。当然她明白这是傻想。每当她看到别的孩子和父母一起高高兴兴说说笑笑,而她只能伶仃一人独缩一隅时,当别的十几岁的女孩子还在妈妈面前撒娇,而她则要担负起侍奉年迈多病的养父养母——每当这时,她只能默默在心里悲叹,不怨天,不怨地,只怨她的命不好。不论别人怎样传说,她相信她的父母早已死了,不然,他们是不会撤下她不管的。这种判断早已根植于她的心里。可是现在,天边突然传来这么一声惊雷……苦命的姑娘感情难以自持了。
  她拿着这封信,去找延安城里的北京知青叔叔阿姨,让他们替她判断。
  延安地区北京知青联谊会会长郝海彦感到事情有些蹊跷。这位延安大学生物系的年轻讲师,在安置杨玲工作的问题上,花费了不少心血。他与几位知青分析的结果是,无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都不能先下结论,首先应弄清王应立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心里是暗怀一线希望的,希望杨玲的生身父母并没有死,过去关于工杨玲父母的死讯,都是风一股、雨一股的传闻,从未从正式渠道证实过。同时也有一种担心,担心不怀好意的人让杨玲上当受骗。
  带着希望、疑惑、忐忑相混杂的心理,郝海彦和另外两名知青抽时间赶到西安国棉某厂。结果让人更生疑窦——从人事处到保卫处,查遍了厂里的花名册,没有叫作王应立的。在厂门口,他们又向门房、出出进进的职工打听,终于有人含含糊糊地提示,好像准备车间有这样一个人。他们又来到准备车间,了解到的情况是:“这儿确实曾有个叫王应立的,而且真是北京知青,但此人多年前就离去了,至于去向,有人说在西安城里干个体户,又有人说早去了山西一个什么县的皮革厂。
  到此,调查再无法进行下去。
  王杨玲心中刚刚升起的热腾腾的希望,看样子就要破灭了,这是郝海彦他们不愿意看到的。那个王应立既然是北京知青,这里边肯定有文章,说不定此人真有点来头。

  作为延安地区北京知青联谊会会长,郝海彦是位热心汉子,他对王杨玲有着父亲般的疼爱感情。当初小杨玲为逃婚被众知青收留在延安以及此后为安置杨玲而奔波时,他与杨玲接触很多。杨玲性格中的朴实、要强、聪敏令他非常喜爱。他知道这个表面看去沉静而腼腆的姑娘,内心世界却是极为丰富的。这次,杨玲将那封奇怪的信交给他,尽管她没有表白希望找到生身父母,但他却清楚地看出她内心翻起了什么样的波澜。为了补偿姑娘感情上的缺损——尽管这缺损是由过去时代造成的——他要努力,动员起众知青一块抓住那条模糊线索带来的微弱希望,弄清杨玲生身父母的究竟。
  郝海彦和众知青商议之后,决定去看望杨玲的养父养母。如果老人们不同意他们的做法,那就必须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了。他坐长途汽车,从延安到L县,然后和王杨玲一块,又颠簸着坐车来到距县城100多里路的杨玲家里。
  杨玲74岁的养父疾病缠身,早就躺在炕上动弹不得,脑子好像也糊涂了,来人问话,只会哼哈不会回答。65岁的养母常犯关节痛,但还要做饭,去野外给猪扒草。那个害有癫病症的叔叔农活早就不干了,不犯病时,在村里和人变工放牛。杨玲还有一个出了门的姐姐,也是养父养母养的。杨玲养母对郝海彦的到来感到很高兴,她絮絮叨叨对他讲了许多当初抱养杨玲的事情。老人家一边说,一边惊叹着直咂嘴巴。这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说了杨玲许多事情之后,她神情一变,说要央求郝海彦办一件事情。
  “有什么事您就说吧。”郝海彦郑重地看着老人。
  老人说,她知道外头有人给杨玲来信了,信是先寄到家里的。如果杨玲的亲生父母还在世上,她央求郝海彦替她找一找。“娃她叔,”老人动情地说,“咱家的光景,你是看在眼里了,我们三个老人,都成孽孽木头了,说不定哪一天脚一踏,眼就闭上了。当初收玲儿时,是看她爹妈落了难,今个咱不能看着这娃娃葬在这里。她叔,老嫂子求你,你就帮我找找玲儿她妈。她的光景要是好点,就让她把娃领走。”
  杨玲的叔叔一直蹲在窑门边抽烟。他接口说道:“玲儿是在我背上滚大的,夏天背在背上和我一起放牛,冬天揣在怀里和我一起搂柴草,苦了娃哩,早点走吧。如今虽说她成了公家人。能挣点钱,可家里简直要把娃拖累死,不如走一个好一个。”
  养母和叔叔的话,杨玲都听到了,泪水一下子就涌满了她的眼眶。她冲动地大声说道:“我不走,谁也把我带不走,这里就是我的家,我只有一个家,你们老人家我都要养活!”她把脸转向郝海彦,哽咽着说:“接到那封信,我心里真的乱了。我从小跟别的孩子一块玩,一吵架,人家就骂我是没娘的‘野种’。多少次做梦都梦见我站在村头等妈妈,她从老远老远的地方来,口来看我来了。我高兴地跑上去大声喊妈妈,我抱着她哭啊,笑啊……可那毕竟是梦。十多年了,谁来看过我?这么多年没有她,我也长大了,我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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