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容

作者:刘蓓蓓


  “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个伟大代表”是马克西姆·高尔基,即“痛苦的马克西姆”。中国新时期文坛上重要的女作家谌容,看来也该姓高尔卡雅。即使不读她的作品,不了解她的简历,只要看看她那被中医称作“肾虚”或“气滞血淤”的黑眼圈,和她两指夹着的香烟,你就会隐约感到她身心可能遭受过的痛苦。在她这种年龄的知识女性中抽烟的不多,凡抽烟的大多有些坎坷的经历,从事着沉重的精神劳动,也都颇有些女丈夫气。

                大器晚成

  谌容于1936年10月3日在湖北省汉口出生后刚满九个月,就被中国历史上的“七七”事变卷进了动荡的生活。在从武汉到成都,到重庆乡下,到北平,又返回重庆的颠沛流离中,她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她成名后多次对采访者说过“我没有牧歌式的童年”,她给自己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陆文婷们或惠莲们安排了孤苦寂寞的童年,大概就是在表达她自己对“童年”二字的理解和感受吧?当然,她的“根”是在四川,祖籍是她从未去过的巫山。所以她让《永远是春天》里的男主人公李梦而用川菜为女儿山妮饯行。但她的很多作品里回旋着的是纯正的京腔京韵,她甚至以北方人的耳朵和心理,感觉出拖长的川腔里风趣幽默的成分,她把这口音给了研究外国文学的沈志业,使他得以借此在小说《真真假假》中的政治学习会上严肃地扮演一个令人捧腹的角色,达到她对“文革遗风”调侃的目的。看来,浪迹天涯的人生旅程把这个川妹子改变得颇有些忘本了。

  她生命的航程中重大的转折点是重庆解放后的1951年。当时这个梳着两条小辫于的大眼睛初中学生“立志脱离家庭,参加工作”。她要摆脱的那个家庭,曾给她起过很典雅、很封建的名字:德容;那个家庭还有一个毕业于中国大学法律系、当过国民党法官的父亲。中断学业,自食其力,不知她当时是否感到过痛苦,但这样的政治抉择对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来说是够严峻、够沉重的。她先后考取了部队文工团和西南工人出版社,家庭的熏陶令她在歌舞和书籍之间更钟情于后者,于是这个出版社门市部的小小营业员,便常常背著书沿着嘉陵江走向工厂矿山去卖书,从此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过了三十年她成名后,人们得以借“从卖书到写书”之题大作文章。也许1952年在西南工人日报社读者来信组工作,白天分发来稿来信、夜里记录广播新闻之余拼命读书的谌容,并不曾有过当作家的自我设计,但她自修了俄语和全部高中课程,广泛涉猎了解放区文学和苏联文学,于1954年考上了当时的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即后来的北京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今日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调干大学生,实际是为日后登上文学殿堂奠定了基础。起初她似乎很顺利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读书,入团,结婚(丈夫是《人民日报》的范荣康),1957年毕业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当音乐编辑后任俄文翻译,家庭、事业美满,真像“幸福的生活万年长”的样子。

  然而,命运之神或说是义乙女神却不能容忍在二十世纪的女作家中没有谌容。他们让神经官能症之类的多种疾病把她击倒在打字机旁,在1962年逐(精简)出中央机关,而北京市的中学也不敢接纳一次次晕倒在讲台上的病号,她只好回到北京市教育局,吃“劳保”,待分配。疾病的折磨,生活的孤独,“闲”的惨痛,成为她人生舞台上最不堪回首的黑暗一幕。为了寻找精神寄托,她读书,集邮,习画,听戏,操持家务,这一切都丰富了日后她写作的小说的细节,却没能使她的灵魂得到解脱。虽然拿着“劳保”在家中做贤妻良母的,无论是六十年代还是九十年代都大有人在;虽然在《真真假假》里谌容写过“烹调是通向家庭幸福的桥梁”;虽然她多次让自己笔下的陆文婷们、阿璋们抒发对丈夫、儿女和家庭的歉疚、负债的感情,但作为一个有知识、有理想的新中国女性看来,“烹调蒸煮、缝纫洗涤”“只是家庭的需要,并不是社会所需要的。我毕竟还是一个对社会没有用处的人!”在谌容式的词典里,安于对社会没用即是“沉沦”。看来“自扰”的未必都是庸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价值观念中社会责任感或使命感或义务感这些“自寻烦脑”、“自讨苦吃”的信念和感情,在谌容这一代人身上更被革命激情强化得执拗而狂热,她心无宁日,苦苦求索,终于在各种尝试中豁然开朗:“病体不能坚持八小时上班,有一小时的健康还不能写点什么?”于是她走上了文学之路。古今中外的作家们进行文学创作的动因是多种多样的。愤怒出诗人,病痛也可以出诗人。谌容视文学为生命,倒不是以文学谋稻粱,而是谋生存的高质量,高品位,寻求自身生命存在的最佳形态。她称文学是自己在“痛苦中的抉择”,殊不知,这一抉择给她带来的是更多更深的痛苦,这大概就是“人生识字痛苦始”吧。

  当然,这痛苦主要不是指所有作家都体味到的文学创作的艰辛。虽然她八十年代写完《人到中年》便累得大病一场,但还写了散文《病中》为证,而九十年代她在病中编完一本自选集后竟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累,累得连写一篇不足千字的杂文的力气都没有。作为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无疑会本能地认定文学要为工农兵服务。六十年代的谌容不可能描写舞会剧院中的生活,更“不屑为自己的病痛呻吟”,她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为自己在小学生时代有所接触的农民服务。于是她自讨苦吃地拆散了自己的家庭:把两个儿子送到上海,把丈夫丢在城里,1963年7月她孤身一人自掏路费来到吕梁山下汾阳县内一个叫万年青生产队的小村。大自然的清新有力和农民的纯朴真诚,使她的身心如鱼得水般地得到调治抚慰和愉悦。可惜好景不长,“四清运动”的声浪打破了乡间小路的宁静,作为国家干部,谌容被动员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工作。出于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她不愿干伤害他们的事情。左右为难的结果,是一走了之。然而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就在她回到北京两年后,在她创作的三个多幕话剧中《万年青》和《今儿选队长》被宣告失败,《焦裕禄在兰考》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选中,她已经同剧组一起去兰考体验过生活时,一场空前猛烈的大革文化命的政治风暴席卷了中国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排练停止,百业俱废,人人争当那“95%”又人人被打成过“5%”,改造别人又被别人改造,被别人伤害又伤害别人,谁也没能躲过那长达十年的混战。幸而谌容是“编外”人员,得以保持住“逍遥派”的身分,但最终还是同“旧市委”的干部一起下放到北京通县马驹桥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种“下放”似乎含有“变相劳改”的意味,但对谌容来说无异于放虎归山。她插秧耪地挖河喂猪地劳动了一年,又作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在群众和干部中工作;她既可以参加县、社、队各级干部会议,又能和大妈二婶子们盘腿坐在坑上纳鞋底拉家常。到了1972年冬天,她开始动用自己近十年间的全部生活积累,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万年青》,描写1962年万年青大队在支书江春旺的带领下,同县委副书记黄光推行“包产到户”试点工作进行斗争的故事。虽然业余创作被视为“不守本分”、“想入非非”的“个人主义”而不得不进入“地下”状态,但写书过程还是顺手的,1973年回北京做了五中的俄语教员后,书稿也完成了。第一个读者是李希凡,后来便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严文井、韦君宜诸前辈。真要出书的时候,躲不过的“批林批孔”运动却给了她致命的打击:给谌容出书竟成为造反派们揭发严文井“举逸民”“兴灭国”的“钢鞭材料”。原来她十五岁便立志脱离的那个家庭二十多年后还把她罩在自己的阴影里:那个早已被结论为“一般历史问题”的父亲此时却背上了“七条人命”的黑锅!书稿退回来了,在“没法活下去了”的心情中,她给把持着文艺界最高领导权的江青(通过邮局)写了信,保卫自己出书的资格和生存的权利。五十天后,上面有了批示,1975年9月,《万年青》出版。

  于是这位“持重武器(指长篇小说)崭露头角”的女作家得到了学校和教育局给予的创作假,在1976年2月回到吕梁山下,住在乡宁小县城的县委机关里,雄心勃勃地开始写作长达九卷的鸿篇巨制《光明与黑暗》(这本书只在1978年7月出版了第一部)。然而,十月里的一声春雷让中国人在这个月的下旬欢度了不是国庆日的国庆,本该和全国人民一道获得解放的谌容却因为那封信又和出版社一起受到了清查。追查送信的“线”。书中的人起名“江春旺”和“邓万举”便是吹捧江青攻击邓小平。取消创作假,限期上班,最终在1977年4月停发工资。陆文婷啃凉烧饼喝白开水的细节,便是她生活拮据借贷度日的体验。上书中宣部后得到的两次批示,茅盾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对她于1979年5月发表在《收获》上的中篇《永远是春天》的赞扬,都未能帮她脱离困境。直到《人到中年》一举成名,谌容离开教育口成为北京作家协会驻会作家的1980年9月,她才得到了补发的工资。风息浪止。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回顾坎坷的文学生涯,谌容的感觉是“累,真累”,她甚至难以相信自己当年竟然有那样的勇气和精力去应付无休无止的纷争。她表示再遇到类似前述的“大战”,“情愿不战而降”,因为“人生毕竟是短促的。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只要“还能写下去,我实在舍不得时间去打那些无头的笔墨官司了”(见《并非有趣的自述》)。然而,这一代人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颠簸了几十年,他们的命运,他们的灵魂,都是被政治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化”过了的,在一些难逃的“劫数”面前,她能退避三舍么?围绕着《万年青》的出版展开的两次“大战”结束了,但对《万年青》、对《光明与黑暗》的评价虽大有文章可做却并没有真正开始。一向不爱谈自己的经历和创作的谌容竟也按捺不住某种情绪地写道:《万年青》、《光明与黑暗》不会再出版了,因为它们“不符合现行政策”,但“我不能说我的处女作是《永远是春天》而不是《万年青》”。她不同意说自己是“脱离生活”写出了这样的作品,因为“生活同政治分不开”,“多年来我们的生活被‘左’的政治扭曲了,反映生活的文学作品只能反映那个被扭曲了的生活”,对这“特有的文学现象”“主要不能从作者个人身上去找原因”。我不打算针对这些看法占用本文有限的篇幅,因为《万年青》和《光明与黑暗》不是谌容的代表作或成名作,它们在谌容的创作中不能占据多么重要的地位,谌容不属于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或“十年”,她是被称作“新时期”的那个时代的代表作家;而在中国当代文学两大传统题材之一的农村题材作品中,《万年青》的艺术成就也未能使它们出类拔萃占住显赫地位。若想理论作家反映生活与评价生活的问题,现实主义的“真伪”问题,人们多半会以《艳阳天》之类为例证,而不借《万年青》之题去发挥。

  谌容成为名人是在1980年,那时她已四十四岁。《人到中年》的小说和电影都受到过“有严重缺陷”、“给生活蒙上阴影”等等指责,但此时自有广大读者和评论家们去应付这些笔墨官司,无须她自己上阵,然而她的痛苦未能就此结束。蜚声丈坛后她要应邀到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参观访问,她要担任很多机构的理事或委员,要更富创造性地写作。她曾构思了一组关于童年生活的散文,其中《童年的记忆》已经写完,此外还要写《卖豆腐的女人》、《背柴的小女孩》、《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和《美人儿》等多篇。谁知1983年初她去上海参加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座谈会,看了影片《城南旧事》,感到自己那几篇作品的手法同林海音的有几分相同,都是用一个小女孩的眼睛看人生。既然林海音的作品先于自己为观众和读者所知,自己就要退让,因为自己的作品不能雷同于自己,更不能雷同于别人。在“上天”“赐”她以新的写法之前,我们是无缘同那“小女孩”、“美人儿”们谋面了。这就叫“不以创作丰富自娱”,这就是自讨苦吃。对自己的作品如此苛刻,她就别想“著作等身”了。

               巧者劳而智者忧

  早在1949年8月,上海《文汇报》上就讨论过小资产阶级(即知识分子)是否可以作文艺作品的主角而且结论是否定的,所以在1949年至 1976年的中国文学史上,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小说屈指对数,长篇里大概也就《青春之歌》、《小城春秋》那么两三部吧?而新时期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数不胜数,但艺术成就较高的知识分子形象也屈指可数。公认成功的陆文婷形象,就是谌容创造的。读了她的第二部写知识分子的中篇小说《真真假假》(发表于1982年《收获》第一期),拍案叫绝的同时我心中便下了个结论:谌容是写知识分子的有可多得的高手!以后又读了1985年的《散淡的人》和九十年代的《人到老年》,我对自己的看法更是坚信不移了。虽然她凭着写农民的长篇《万年青》和《光明与黑暗》登上文坛,虽然她的西坡奶奶(《白雪》)和《关于仔猪过冬问题》受到好评,虽然她的《太子村的秘密》在《人到中年》后又第二次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虽然她忘不了在农村的岁月,自己觉得和农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同她自己比,同别人比,这些作品给人的感觉是:写农民,不是谌容的强项。

  《太子村的秘密》简直是发表在1982年下半年的又一部《真真假假》,它尖锐而又及时地揭示了在政治运动反反复复、颠颠倒倒,上边儿脱离实际、唱高调、瞎指挥的年代里,农村基层干部只好通过弄虚作假、“糊弄”一切来坚持实事求是、“三不糊弄”的既不正常又被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小说留给我们的,是大队支书李万举信奉的“不糊弄肚子”、“不糊弄庄稼”和“不糊弄社员”的质朴而又深刻的原则,而李万举的性格,却被匿名信造成的悬念及其引发的曲折故事淹没了,以至令读者找错了感觉,以为是在读一部侦破小说。小说的构思也十分巧妙:匿名信,座谈会记录,日记,为烘托李万举而迂回包抄;结尾处真相大白,写匿名信者也是假揭发,真褒扬,假批判,真学习,更加重了那“真真假假”的氛围,但始终未能逼近深入到李万举的内心世界。同晚一年发表的张贤亮的《河的子孙》比,《太子村的秘密》就显得单薄了。两部小说在题材、主题和人物性格方面都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张贤亮不但让我们看到了魏天贵为保护农民的根本利益而耍弄的阳奉阴违的手段,更让我们看到了这“半个鬼”作为农村干部特有的忠厚与权力欲、善良与自私、智慧与狡黠的丰富而复杂的性格,看到了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现实矛盾汇成的“景深”;《河的子孙》的立意,已经从对农村基层干部忠心耿耿实事求是精神的赞美,扩展升华为对支撑我们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发展下去的那种“健康的本能”的沤歌。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部小说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用今天时髦的字眼评价,它比《太子村的秘密》有着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

  然而,与其说我是要厚彼张而薄此谌,不如说我是想对谌容欲扬先抑。因为能像谌容那样对知识分子理解得透彻、把握得准确、表达得传神的作家确实不多。虽然很多作家不大不小也算个知识分子,但他们或者不写知识分子,或者写得概念化一般化。也许是知识分子特殊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精神劳动及与此有关的气质,很难借助钢花飞舞麦浪滚滚硝烟迷漫予以言传吧。当然,谌容的几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小说发表时引起轰动,主要还是因为它们强烈鲜明的社会性和现实性,谌容以女作家中不多见的胆识触及了当时十分敏感的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诸如知识分子的地位、待遇问题,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社会科学研究中政治与学术的关系问题,以至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开玩笑说谌容最会打擦边球,政治上再尖锐也不越轨。大概这种分寸感体现了谌容“不惑”且“知天命”的成熟吧?如今,《人到中年》们发表了十多年以后,虽然仍有人陆文婷般地大难不死,或蒋筑英式地英年早逝;虽然人们口头上还有“你穷得像个教授,傻得像个博士”的调侃,还有关于手术刀和剃头刀、造导弹和卖鸡蛋之类的不平之鸣,但这类热门话题已经逐渐相对冷却。可是《人到中年》依然催人鼻酸落泪,《真真假假》还是令人忍俊不禁,《散淡的人》照样耐人咀嚼玩味。“时光如涛荡泥土”,却冲不掉艺术品的光彩。

  “鼻酸落泪”,这是当年人们阅读《人到中年》时很多男性评论家都不掩饰的真情实感。大概是陆文婷生命垂危时让丈夫给女儿扎小辫儿、给儿子买白球鞋的叮嘱,她在死亡之水中沉没时,请求孩子们“原谅妈妈不得不一次次缩回向你们伸出的双臂,推开你们扑向我的笑脸”的眷恋,以及她恨不得跪倒在地,向丈夫表示“没有你,我活在这世界上索然无味”却又没能“报答你”的忏悔,最能使人为之动容吧?《人到中年》主要是通过身心交瘁的陆文婷昏迷中的幻觉,回顾她那艰辛的生活道路,特别尽情地渲染了她内心深处的感情。凡能真切赳表达人之常情的作品,都能触动读者的心弦,从而取得良好的效果,这在今天看来是不足挂齿的常识问题。但在当代文学史上,敢于在文学作品中毫无顾忌地宣泄人之常情只是在七十年代末才出现的现象。在建国后的数十年间,巴人因呼唤“魂兮归来,文学作品中的人情”而遭到无情的打击;《达吉和她的父亲》因抒写了父女之情引起不小的争论;旧版《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同余记泽决裂后,偶然路过旧居向门缝里张望时刹那间藕断丝连的感伤被指责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原版《红旗谱》中农民严志和在两个儿子全都被捕入狱后的痛不欲生,则被改写成预感到要当亡国奴的命运后投河自杀的屈原式的忧国忧民;至于“文革”期间的作品中女英雄阿庆嫂或江水英们一律作“活寡”、“绝户”状的矫情当然就不值一哂了。所以谌容成功地运用这种艺术手段描绘陆文婷的形象,在1980年时就是一种突破。

  人们更不会忘记小说中佳佳生病的那一节。它显示了作者在表现主人公丰富而多层次的感情方面所达到的力度和深度。陆文婷接到女儿病重的电话后的不安,最终由“一双双病人的眼睛取代了佳佳的位置”的心理发展过程,写得平易、自然。因为对陆大夫来说,这种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被察觉的“先人后己”、“人而忘己”的牺牲行为已成为习惯和本能,无须在雷鸣闪电中耳畔响起些豪言壮语或伟人名言后再决定取舍,可谓“从善如流”了;而她下班后抱着佳佳在医院中的举棋不定,为女儿的护理和儿子的午饭而焦虑、烦躁、内疚,以及那“啃着干硬的冷烧饼,呆呆地望着这间十二平方米的小屋”的说不出的凄楚,极富生活气息、极具人情味地表现了在如此窘迫的处境中慈爱的母亲和正直的医生两种角色难以统一的痛苦,这种痛苦是深广的。佳佳生病这简单而又耐人寻味的一节,是陆文婷几十年的生活状况和心态的缩影,也是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和职业妇女境遇的典型场景。想当年,谌容自己就忙得没时间给小女儿梳小辫儿,七岁的小姑娘看着小女伴头上扎着蝴蝶结的辫子曾怀着怎样复杂的感情冲着她喊:瞧瞧人家的妈妈!这句话显然深深地刺痛了谌容。大概正是这种无法偿还的感情债务的压力和痛苦,转化成了小说中精彩段落的艺术魅力吧。

  当然,我们透过泪水看到的,是集中、鲜明地体现在陆文婷身上的中国当今大多数中年和老年知识分子的特征:她的正直善良,她的谦逊质朴,她的忠诚坚韧,她的清贫刻苦,她的事业心,她的责任感,她在强暴和权势面前的不卑不亢、文静端庄,她虽然无职无权无名无位温柔随和,但凭手术漂亮要求严格而令护士们产生的敬畏,都充分显示了一种人格的力量,知识的力量。这正是“物美价廉”的中国牌知识分子仅有的宝贵财富和安身立命的基础。邻居陈大妈对陆文婷夫妇的一间小屋、两身布衣、三餐粗饭、被褥单薄而书籍丰厚的生活感到不可思议,谌容却捕捉到了这对书呆子于繁星满天的夏夜在闷热的陋室里安宁而又充实的夜读图,准确形象地展示了知识分子特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谌容在十分细致地描述陆文婷在进修大夫们的围观中做角膜移植手术的过程时,情不自禁地欣赏着“她那一双看来十分平常的眼睛放出了异样的智慧的光芒,显得很美”!谌容由衷赞叹的这种智慧美,大概就是她1979年秋天在北京同仁医院体验生活时独特的感受和发现。

  当然,陆文婷形象不会赢得所有读者的理解和认同,那些认为她给我们“艳阳高照,莲荷盈盈”的生活投下阴影的说法姑且不论,我亲耳听到一些激进的青年责问:“若是大家都如陆文婷这般‘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地逆来顺受,中国还会有改革么?”这话并非毫无道理,陆文婷身上确实有历史和时代赋予他们这一人的长处和局限。但她的性格中外柔内刚的一面也是不应忽略的,这不仅表现在她对闯进手术室的“造反派”们的横眉冷对和对焦部长及其夫人的不卑不亢,尤其在各级大夫簇拥着眼科权威孙主任查病房的庄严仪式中,她竟然毫不顾及名分、辈数、地位、场合,以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住院医身分对门诊主治医的诊断质疑的勇气和自信,表现了知识分子特有的、往往不被世俗所容而被斥之为“不识时务”的“书生气”,即对科学和真理执拗的忠诚。她只是过于克已罢了。如果联系谌容笔下的韩腊梅(《永远是春天》)、西坡奶奶和杨月月(《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这些农村的妇女或女干部性格的塑造,那么我也认为某些论者是有理由怀疑作者对中国人信奉“忍为高”的传统文化性格,特别是对至今仍被一些人推崇备至的“东方女性”的“美德”,诸如过度的忍从、不分善恶是非的宽容、毫无价值的自我牺牲等等消极、软弱的一面是否缺乏足够的警惕和批判(作者的道德观念和审美理想上的欠缺,在她以后的作品,如《懒得离婚》,或《献上一束夜来香》中的现代青年女性方芳和齐文文身上似有弥补)?话又说回来,无论如何,谁都无法否认,陆文婷们同广大工农群众一样,是维系疾风暴雨中的共和国大厦的支柱和基石,是人类历史上那种层出不穷的、默默无闻地为人类做出贡献和牺牲却不图回报、也无人认可的无名英雄。谌容这一批作家率先一反当代文学史上知识分子形象的被改造利用者、甚至被专政镇压者的模式,把他们作为民族的脊梁来表现,无疑是文学发展思想解放社会变革的标志。

  这里似乎还应顺便提及《人到中年》的结构问题。这是因为谌容写小说时大爱在结构上“大作文章”,而《人到中年》的结构又备受称赞:新颖,精巧,严密,和谐,几近于完美。可能就在王蒙抛出他的“集束手榴弹”的同时,谌容也开始吸收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中的精华来营造自己的《人到中年》,她摆脱了传统的讲故事思路的束缚,打乱时间顺序,以病危的陆文婷那时而清醒,时而朦胧的意识流动过程为主要线索,舒卷自如,跳跃性强,在两天之间、病房之内的现实生活中凝炼地展示她十八年的人生旅程,表露那颗为他人操劳半生、积劳成疾,停跳前的一刹还要把牵挂和深情献给自己的病人与亲人的苦难的心,令人信服地强化了陆文婷性格的崇高感和悲剧色彩。这以后谌容的很多中篇或长篇小说都要在叙事方法上花样翻新,往往贯之以两条甚至三条平行的线索,以便在有限的篇幅内加大容量,增强密度,衬托对比,深化内涵。《散淡的人》和《人到老年》是把描述现实的章节和追述历史的章节交叉着写,《散淡的人》尤其有规律,单数章节写现实(田家宴会),双数章节按时间顺序写杨子丰历史中几个重要片断。《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由阿漳、阿维夫妇的通信组成,阿漳讲杨月月的故事,阿维写他读萨特的心得(很多论者都试图弄明白这种设置的内在统一性又都感到难圆其说);而《懒得离婚》里贯穿着三条线:一条是青年记者方芳对刘述怀家庭婚姻状况的采访,再一条是方芳与同宿舍神秘兮兮的李索玲的对话,第三条则是没名没姓的夫妻间的怄气,拌嘴及离婚的艰难。孤立地看,每一篇的写法都有些“意思”;整体上看,便因手法的重复而冲淡了新鲜感,倒是《人到中年》先入为主地让人牢记著作者运用新手法的老到娴熟而“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不管从哪方面看都能当之无愧地成为谌容的代表作。难怪巴金说“我多么希望我能够写一部像《人到中年》那样的小说!”

  也许陆文婷是个技术型的知识分子,或许因为她是个女性抽象思辨能力较弱,要么就是作者的疏漏,她的理念世界(即卢卡契所说“人物的智慧风貌”)逊于她的感情世界,以致影响了陆文婷形象的丰满厚实。而在《真真假假》里,我们看到了各具情态的学者型知识分子群像。这部小说不过写了某省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室的“大研究员”们奉命举行了三天的政治学习会的里里外外,却十分敏锐辛辣地描绘了极左路线的回光近照对一群惊弓之鸟的骚扰,即使人忍俊不禁,又使人慨叹不已;但历史留给新生活的阴影,毕竟遮不住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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