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犯罪

作者:彭家煌

  趁星期日下午有工夫,邀老邹到附近的通信图书馆去,在路上盛称这图书馆办得怎样好:职员都是尽纯粹的义务啦,看书不卖票还可以借出去啦,也不必查那麻烦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就可以马上借到心爱的书啦,老邹是想参观一下预备下次捐给这图书馆几册书,而我是老早就有这个志愿的。
  走到图书馆,敲了几下门,门是锁着的。
  “你们是借书的吗?”荷枪的巡警突然走来问,枪上有刺刀。
  “是的,”我答。
  “办事人把钥匙交给我们区上了,请到区上去。”
  “到区上去?!不,不,不看书也行的,干吗要上区?”我一壁说,一壁往后退,心想到图书馆对门的朋友家坐坐,因为那情形实在有点蹊跷。
  “上头有命令,请你们到区上去,只坐坐问两句话就没事。”
  好,照着刺刀的指挥,我们到区上。
  走进传达室,那里早有五个被请来坐坐的人在摇头叹气。
  “你们大家相熟吗?”躺在睡椅上的巡长说。
  “我们不认得他们,不知道他们认不认得我?”我答。
  “谁认得谁,都是前前后后从四面八方来的。”五人中之一赶忙插着嘴。
  “这图书馆总有个人办的啊!谁办的呢?你们彼此不认识,全是看书的,这图书馆总有个人办的啊!”一个巡警目光四射着,好像查问不出就没有晚饭米似的。
  “谁也不知道是谁办的,我们只是去看看书,就只这点子关系,正同我们到商店买货,不知道店是谁开的,也正同我们偶然被请到这儿来不知道你们的区长尊姓,您贵姓是一样的。”我答着,其余的人跟着笑。
  “你们把姓名年龄写上吧,到这里来!”巡长说。
  我们站在写字台前,台那边坐着个穿制服的,面色苍白,不很威武,该是个小小的官儿吧。他能写字,不惮烦劳的将询问所得的答话一一写上,最后还问我们想看什么书,这个,我们还没有决定,就没说出来,在我,也觉着把想看什么书的意见一一说出来似乎有点显示自己太高明的嫌疑,而且觉得这私人的意见也似没有当众宣言的必要。
  传达室椅子少,实际并没有请我们坐,心想到外面的长椅上去歇歇,又怕给拐回来,所以只得站,站着看隔壁拘留室里的犯人,看先我们而至的蹙额皱眉的那五个人,看室外来往的人,看太阳,看房子;同时也听,听街上的汽车喇叭叫,听车夫骂娘,听风声,尘沙扑扑声,起首是悠然神往的,一想及自己待在那儿究竟是干什么?也想及有些事情要赶办,渐渐的心上浮出了焦躁。
  “没有事了吧?话问完了,该放我们出去啊?”我说。
  “是呀,我们来了半天啦,我们全是看书的,放我们出去啊!”
  “再坐一坐,等区长回,多说也没用,上头有命令。”
  “那末,区长什么时候回?”
  “上公安局去了,快啦。”
  “那末,弄点茶喝喝啊!”
  “我是来得顶早啦,还没吃中饭,请叫人叫碗面吃吃吧!真倒霉,前天借的书,因为怕失信用,所以今天来还,六点钟要上船到汉口。”
  “是呀,虽然是星期日,谁都不能没有一点事啊!我还要——”
  这杂乱的询问与恳求,巡警们敷衍得还周到,而且颇关心的盘问这图书馆的情形,甚至对这图书馆的办法还加以赞成,他们说办图书馆的人是为公,他们自己也是为公,我们看书本来没有什么,这全是党部里的命令,他们又说这图书馆从孙传芳时代就开起,七八年了,从没发生事情过,这回告发的原因大概是因为那弄堂里驻了兵,常有党部里的人来往,他们常常看见许多人晚上在图书馆出进,图书馆为什么常常只在晚上开放呢?这就可疑了,昨天“五四”,有人从窗口望进去,没有看见一个人,这就更可疑了,所以告发了,晚上,党部里会同公安局派来一架大汽车,预备装人了,落了一个空,这就显然证实是怯逃了。非拿办不可,所以今天又派警守候着,最后他们申明那并不是他们在多事。
  “你瞧,我们吃公安饭,听命令办事,弟兄们一月拿十块钱,饭吃自己的,除了制服是上头发,其余的都得自己买,谁还高兴去多事,”巡长牢骚满腹的说。
  “您多少钱一月?”一个青年问。
  “比站岗的稍微多一点,唉,不够化的,巡官还只四十块呢,他干了八年啦。”巡长答着,随即反问那青年。
  “你一月挣多少钱?”
  “四十块钱。”
  “你今年几岁。”
  “二十。”
  “哈哈哈,我们巡官今年四十岁啦!”
  所有被请去坐坐的人都笑了,拘留所里的囚犯也笑了。最后是巡长问这些人的西服的价钱,问各人日常的收入与开支,佩服先生们的阔绰,欣羡先生们的职业,没有什么谈的啦,互相看着,注视着陆续被请来坐坐的七八个,东站一站,西靠一靠,揭一揭那没有水的茶壶盖,摇摇头,蹬蹬脚,忍耐的而精细的侦察着那有椅子坐的人,希望他一移动或去撒尿就预备把自己的屁股去补上,是这样,一点钟,二点钟,恭候着老不回来的区长的审问。
  “这些囚犯是怎样生活的呢?”我又开始来打破这屋子的沉闷了。
  “他们是吃区上的饭,凡是关到这里的就有饭吃,三天五天,不等,顶多十五天。”巡长说。
  我正想说出“这倒是个慈善机关啊!”的时候,忽然汽车已多的一声,说是区长回了,后面跟着许多人,大概是党部里的诸公吧,我们以为得了救,全都站起来,不,许多人原是站着的,挤在传达室门口,只想占有那第一个被审判的幸福。然而等了二十分钟名单才呈上去,又过了十多分钟才开审,只许先审先到的,但我和老邹假冒先到的,捷足的跟着进去了,但又只许一个一个上楼去候审,于是大家在扶梯下的马桶旁边静候着。我是第三个受审的,走上楼,区长和党部诸公围着办公桌坐着,好象有八九个,我想一人审一个也够分派的,他们,大概要三辆汽车才能装来呀。真是,图书馆出了大乱子,他们忙着啦,这样的劳师动众!清闲的我,真觉有些赧然的。
  区长命令我站在穿西服的青年身边,青年的衣服很挺硬,头发也很光滑,戴着双料的玳瑁框眼镜,看样子总有二十来岁吧,这样的年轻,竟有这样的能为,真令我汗颜已极,好在他全没瞧我一下,两手在桌上撑着头,看着那名单,低声的问,其实名单上也写得还详细。
  “你是什么名字?”
  “我是彭家煌,”
  “什么地方做事?”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研究什么的?”
  “教育,也研究文学。”
  “你看过些什么书?”
  这就使我为难了。不幸我很健忘,不能记起二三十年来的事。我在前清光绪皇帝时候就入了蒙馆,到民国还入专门和大学之类的学校,出了学校也看过不少的书,虽然没有毕过大学的业,文章也做不通,可是把读过的书造一个详细的表,也不免有些遗漏的,所以我随便的就最易记忆的说出来:
  “我看过《悒郁》,《复活》,《木马》,《教育丛著》——”
  大概熟习这些书的内容,回味着书中的描写去了吧,所以那青年裁判官默了一会儿就说:
  “好,你去,在下面等着。”
  依然等候在马桶旁边,我很怅惘,原先我有许多话要说,象平常教课时对学生演说一样,我是一向对穿西眼戴眼镜的学生老着面皮的,但我那时竟没有一点的勇气,我是个犯人,我只想怎样开脱我的罪,能够马上被赦免就谢天谢地,所以也不敢这样反问着,“为什么拘留我的呢?”也不敢这样自供着,“象这种看书的罪我是犯了二三十年了啦。大人!”我想这样含默着,巴给着是最聪明不过的。
  被拘押进来的人,并不减于走近图书馆的,渐渐的一个一个由传达室升到马桶间了,我们又只得退回传达室听候发落,等了许久,命令下来了:
  “审问过的,要取保。”
  虽然为着这命令传达室起了小小的纷乱,却不曾将命令挤动过一厘。要取保固然是顶开恩的,可是星期日谁预先等在府上以备人们来请求作保呢?倘是作保的也犯着看书的罪的,谁有胆量和资格来作保呢?路远些的或是人地生疏的人又将怎样呢?犯人是得关着啊,保人谁给去找呢,这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吧?于是,我马上有了主意,我要来碰碰钉子看。我看见住在我家隔壁的是区的巡官,不管平常怎样瞧他不起,意识怂恿我谦卑的走近他,说:
  “巡官怕不认识我吧,冒昧得很,我姓彭,我住在二十九号,您住在三十号,我们是贴邻,我在商务印书馆作事,为着到图书馆去看书,不曾进图书馆的门就给拘押起来了,要取保,在平常倒是不要紧,星期日可就为难了。巡官可以给我证明一下吗?我们出去之后,有什么事可随传随到的。”
  “这件事我们不管的,全是党部里的人主办,我们区上的人不便作保的,你先生是好人,我相信得过的,看书也并没有错,可是我不便去作保。”
  他说完,走进巡官室,看样子他没有把我们当下流的囚犯,况且既经攀上了一门“贴邻”的亲戚,我同老邹就老着脸皮,大胆跟进房,巡官并没拒绝,不过对跟着我们进来的那位犯人却没有十分的垂青。
  彼此坐定了,略略寒暄过了,巡官敬了茶烟,将那天在街上的电杆上撕下的“打倒××总司令,”的标语摊在桌上,随即又搓了,然后开始畅谈着。他说贴标语没有用,到处捉人也没用,他说他干了八九年的巡官,只四十块钱一月,不够花的,有家小,区长原薪一百二,一年就加到快二百,科长原薪八十块,一年加到一百二,只有巡官老是四十块。他没有在社会上多事过,全是听命令办事,谁也不得罪,这次抄查图书馆他也没有去。办公没有日夜的,有时不留神就会把性命送掉,谁高兴干这苦差,人要吃饭,没法儿的。在军阀底下作事,在贪官污吏底下作事全是想弄三十五十混饭吃,不过于今总算好一点,要是徐国梁当警察厅长时代,他想补一个兵也补不上,难道凭本事当不上一个兵,不是天津人不要,多说话还枪毙。于是他摇头表示对时事的灰心,随即谈到作证的事,他又说事情全归党部里办,假使他是一个别的人,随便怎样都可以尽力。最后等跟我们进房的那犯人走了,他低声说等其余的人取了保他不妨去说说,随后他去了,许久之后又转来说党部里的人不答应,以为我们既是好人,为什么不能找人保呢,没有办法啦,他又赧然的摇头。
  老邹是找不着熟人的,就由我想出一个不爱出门的同事,巡官给了纸笔,我写好了,他吩咐一个属员去了。巡官是可感的。不久,保人来啦,好象初干这事儿的,面色不自然,我将他介绍给巡官,给老邹,然后把详情说了,他一口承担下来。巡官就带我们回传达室,叫那写字的小官儿在保人的名片上写了取保所应说的话,保人又回去取了图章,盖了章,保人同名片又见过党部的人,于是许可了,巡官用手一挥,通知了站岗的,于是我们和巡官握手,走出守卫线,那时候,太阳快和上海作别了。
  “究竟是怎么一会事呢?”保人询问着。
  “谁知道?我们只去看看书,老邹还是第一次去,而且只敲了两下图书馆的门。”我说。
  除了唏嘘之声而外,大家只是垂头踱着回家的路,顺便到保人家谢过恩,我和老邹各自归家了。
  没有回答妻的“在什么地方逛了这么久”的质问。我头脑昏沉的把自己往床上一掷。丢开由那图书馆借来的一本讨厌的《窄门》:只静听在心门敲着的警钟的音浪:
  还看书!还捐书!蠢才。索兴把头颅也捐了吧!
                一九二九,五,九。于上海
  (原载1929年8月《北新》半月刊3卷15期,选自短篇小说集《出路》,1934年1月,上海大东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