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淡的事

作者:彭家煌

  新近我认识了曾医生,虽然还不曾知道他的名字。
  那是因为几天前由北平来了个穷友,一个危险人物,危险到什么人都不敢惹,没饭吃没衣穿,也没屋子住。
  在革命成功以后,忽然发现这位十年不见的老友,竟还活着,我是多么高兴啊!我想在僻处赁间小房好使他安身,也想以九牛二虎之力随时接济他一点生活费。我替他找了两天的房子,在一天傍晚,找着了一个挂眼科牌子的医生家的一间后楼,即刻就叫我那朋友搬进去。当时,我虽然是和那医生讲的房价,又交给他房钱,又向他担保我那朋友是十分靠得住的,但在暮色中,匆忙的我实在没有暇豫的心情去注意他,我不过记住了他的前门两边的白墙上写着,“照原眼科”,也仿佛记着这医生是姓曾而已。
  翌日,我那朋友走来和我谈天。
  “昨晚那个房东走到我房里向我借一块钱买米,吓吓吓!我说:‘我也是靠朋友维持,实在穷得很,如果有,块把钱是不算一回事的。’他不知道要怎样才好,空了好久,他说:‘你那个朋友倒是个好人噢!’末后,他又说:‘今晚我难过得很,夏先生,我们到小酒馆子里去喝两杯酒吧!’我说:‘不必吧,我不会喝酒。’他说:‘我们喝米酒,不伤人的,十四个铜子一斤。’我一个人也很无聊,好,我就同他去了,在街尾上一个小酒馆里,他要了两斤酒,又买了三个子一包的黄豆,于是两个人喝起来。他讲他的近况,讲他的历史,他说他是瑞征的学生,瑞征是前清两湖总督,吓吓吓!这个人谈起话来很有味。”
  “噢,刚认识就向你借钱,这样的冒昧——哼,总是穷得没有办法喏:——借不着钱倒还请你喝酒,在这一点上我觉着这个人倒是真有点味——现在这块钱不知道有了没。如果我有一块钱,我可以送给他的——明天晚上我们请他喝两杯酒好吗?仍然在那个酒馆里。”
  “好,好,明晚我在家等你就是。”
  第二天,我到曾医生家里去,我在微光中找来找去,不知如何始终找不着“照原眼科”几个字,我很骇异,但是看见前门的墙壁两边有白粉的一幢房,“大概这就是的吧!”我想不管一切,我就走进去。不消说,我是怀着“连一块钱都得向生朋友告贷,贫穷到这样子!”的心情去的,但进门一观察,也不怎样使我失望。那客堂间也点着洋灯,灯下也有两个老妈子似的顾客请他看眼睛,靠窗也陈设一张只开了两道裂缝的桌,东边墙下也摆着小圆台,台上也搁着好几瓶药水,台边还有两个一只脚都不短的藤椅,点缀在壁上的暗黄的字画虽然都往下卷起来,也还勉强粘得住。至于他本人,也戴着遮阳帽,颈上虽没有领带之类的东西,身上却穿着呢大衣,旧靴子上也盖着呢布,一见还知道他是穿穿西装裤的,他手中拿着揩眼睛的棉花,一见有人推门,就脸色苍白起来,知道是我,才浮出微笑,轻着脚步走近我,低声的温和的说:
  “夏先生在家。”
  我微笑着颠颠头。便往前面走,眼睛从板壁缝里看进那后房,看得出那里面有木板搭成的床,床上坐着一个老太婆,也还有一座旧藤床,床边有个三脚椅,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数不清的家具,总之,决计没有一件是应该丢到垃圾桶去的。上楼时,我循环的默诵着:“难道真一块钱没有吗?——这江湖医生——这骗子。”
  在后楼,我不耐久坐,我们就下楼,走过客堂间时,老夏指着我对那医生说:
  “曾先生。我们又到那个老馆子里去喝酒吧!这位黄先生他请你喝酒。”
  “不敢当,不敢当!”他像没骨头似的连忙鞠着躬,还不停的欢笑:“好的,好的,我马上就来,请先走一步。”他送我们到门口,口里叽咕着“好的,好的!”
  我们走到街的尽头,那里不大有人走,老夏站住一望,退回好几十步,才发现那酒馆。不过他虽指示给我了,我还是不能一目就了然,因为那酒馆不仅小,而且很模糊,里面两个桌,全用灰尘装饰着。铺台上是两盆不大令人垂涎的发芽豆,和一只不知那天杀的干瘪了的鸡,还是整个的,柜台里竖着四个大酒坛,不,其中有一个是不大看得见人的老太婆就是掌柜的,旁边还有一个鼻眼不分明的半大孩子。她们没有招呼我们,我们也就不客气,从外面桌旁的车夫身边挤进去,占了里面正中的优座。
  那孩子终于走拢来问我们要什么,我就要了两斤酒。一面计算着:“十四个子一斤,二四如八,一二如二,来八个子的花生米。身上的四毫钱够开消的。再来点……”再来点什么呢?我的眼光到处一寻找。那真不能使我一下就决定。老夏说:“等曾先生来了再说吧。”好,我们就坐着等。我听见那孩子凑近老太婆叽咕着:“他们是曾先生的朋友。”于是,我向老夏:“他们怎么知道曾先生的;”老夏说:“曾先生是股东,这个店他有五块钱的股。”
  不久,曾先生笑嘻嘻的擦着手走进来了。三人就了座,我叫孩子拿酒来,又叫他买了八个子花生米。又叫他设计来了一盆白菜炒肉丝。曾先生又擅自在柜台上弄了一碟发芽豆,又弄了一碟海蜇皮。于是我们交谈着痛饮起来。
  “在夏先生那里听说先生差了一块米钱,心里很过意不去,现在可有了?”
  “不要紧,已经赊了一块钱的米,那米店还放心我,我答应明天还他。”曾先生自得的说:“那晚不是有五块房钱吗?因为欠了人家的,人家知道,马上就要去了,唉,没有饭吃,肚子里很难过——我们喝酒吧!”他筛了酒,举起杯来喝。
  “哈哈,你说话真有趣!没有饭吃不仅是肚子难过,那简直是要命的事啊!”我说。
  “喝酒吧,喝酒吧!”曾先生又举起杯来:“不要紧的我有鸿运酒楼的一张五十块钱的股票,这酒店生意很好。我托朋友押三十块钱;明天晚上可以成功。我还了二十,加了五块利钱,还有五块好多,这是借的印子钱,每月六分的利息。”他又喝了一大口酒,拣了一颗发芽豆。
  我们没有说什么,我只全神倾注他的举动。他筛了酒,搔了两下头,把肩耸起来,搓着手低声的苦笑着说:
  “没有办法。我们喝酒吧!——喝酒真是好事情,夏先生没有钱,我也没有钱,我们是好朋友——这地方真好,我们要常常来的!”他说着,回头望望后面的老太婆:“这老板是好人,很可怜的!——她常常到我那里看眼睛,我不要她的钱。她钱不够,我就入了五块钱的股。所以,我在这里很随便的,常常来!”
  “酒倒是少喝的好,曾先生,我看你的神经刺激得太厉害了,说话也没有条理。——你何不好好生生把你的行业振兴一下,把生活维持下去?”我说。
  “不行!”他摇着头说:“我倒霉,连这个都没有!”他用手摸着披散的领子两端的窟窿,“不知那一天掉了,我上了一个螺丝,梗在颈子上把肉都刺破了。现在螺丝又俏皮,逃了!”他笑了又喝了几口酒,忽然把脚举起来:“你看,我这个皮鞋,底穿了,前面开了口,走起来,他冒烟。”
  我们不禁笑起来。
  “你每天也有多少收入喽?”我问。
  “没有一定,两毛,四毛,有时还倒贴。穷人多啊!一块钱看一回的。一个同难得有几次。”
  “像你这样是不行的。你越是那幅倒霉的样子,人家越瞧你不起。上海这鬼世界是全靠外样子,不怕你本事怎样好。”我愤愤地说。
  他只温和的笑。
  “是呀,你看姚佐顿花柳病医生,从前是什么样子。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哼,现在,爱多亚路口上半天云里挂着他的招牌,到处张贴了他的广告,随便什么人,只要见了这广告,他不要知道底细就会‘啊,这是个著名的医生!’如是,个个上他那里去,三百五百送给他,花了钱诊不好病,也还是去找他。为的是他的声名大。于今他发财了。曾先生,像你,据前楼的人说,你的手术很不坏,你只要好好的把诊所布置得像个样,把身上弄整齐点,在门口挂个招牌,在弄堂口还挂个更大的,也定一个章程,门诊几何,出诊几何,架子一挺,人家自然不会小看你,像你这样两毛四毛,有时还送诊,有时还……那是……”老夏也说了一大篇。
  他只顾喝酒,起首连忙替我们筛,后来就只筛自己的,一定要等干了杯才说话。
  “这是没有办法的!”他摇头坚决的说:“他们都是穷人末!顶多只能收点药钱,总而言之,是阔人就没一个肯上我的门的。我会看像,我会外科,有些人我知道是流氓,绑票匪,我常常白给他们治伤。他们呢,诊好了,去啦,还用片子介绍别人来,也是不给钱的。我有什么办法呢?——你们以为我是好人吗?其实我也很坏的,是穷人,到我这里来,他们都是别处诊不好的,他们没有钱谁给他诊,是这种人,我是欢喜给好药,一次二次就好了,阔人就不同了,一次诊得好的,我给他分做几次诊,多弄他几个钱,其实我是很坏的。”
  “你这样待人家,人家把你当呆子,像你这样的人,是不能存在的。我劝你以后还是把牌子挂出来,好好的干一下,免得受苦!”我说。
  他还是温和的笑,连连把酒往口里送,酒完了,又再叫两斤。
  “是的,牌子原先挂的,在弄堂外头,因为警察要捐钱,才取下来的。”
  “哈哈,假使人家说你不该吃饭,你就把自己的颈子割了吗?这是太笑话了!”我说。
  他也笑,已经很醉了,话便滔滔不绝。
  “原先我生意很好,每月赚二百多块,那不是现在这个地方,这是去年搬来的。我赚了钱就把门面扩充起来,我没有老婆,订是订的,因为她要八百块钱办嫁妆,我没有,她就另外嫁人了。我把老娘由乡下接来住,请了两个听差,有一个不能做事。这听差原先有田在乡下,给人家骗了,很可怜,我就把他带到这里来,他是个呆子——那时候,我的日子很好过,门诊是一块二,没有钱的就减半,看人说话。不料去年革命,我的诊所烧得干干净净,好,没有想到这个革命把我打倒了。搬到这里之后,起首还敷衍得过去,凑巧,闸北办市政,一条马路修上大半年,交通断绝了,简直没有人上门。好,这个市政又把我打倒了。光修马路还不打紧,三四月间落起黄霉雨来,你想谁肯爬过烂泥堆里走过丈多深的水沟到我这里来呢?这里又这样偏僻!好,这个黄霉雨又把我打倒了。房钱欠七个月,生意没有,我吃的是身上的衣服,是老娘的皮袍子,是木器。有一次听差的走了,后门口扒手进来把老娘的棉衣也偷了!——是的,我牌子是有的,弄堂外有块大的,前门的壁上写着‘照原眼科’四个大字,但是我给不起捐钱,警察天天来要,起首我就把外面的牌子取下了。昨天他又来了。我就把墙上的字也粉了,省得他来麻烦。可是牌子一取消,就简直更没有瞎子能找得着我了。好,这个警察捐又把我打倒了。这就可以太平了吧,但是那个印子钱逼得很紧,所以——我近来不快乐,睡不了觉,头痛,有了钱就喝酒。我想把牌子挂在这酒店的楼上,夏先生噢,我们两个无论如何在一起。这地方真好,慢慢的我们会发达起来的!——不过,现在,唉!——我还有两个好朋友,都死了。我晚上眼睛一闭,就看见他们两个。唉,好人。——阔朋友我也有的,那是姓何的,从前和我很好。如今有几十万,白克路有洋房。上次我买点东西去送他,他不见,他怕是绑票的。——是的,我是要饭的,你们看这幅样子,——我常常半夜里……”他说到此地,眼睛朝天,两手合拱着:“爬起来,打开眼睛,是的,我是晚上才喜欢打开眼睛。因为我不愿看不见什么,我对天说:天啦,你把我的寿命减少二十年吧,切莫再使我是这样子啊。”
  他不再笑了,两手撑着头,慢慢的伏在桌子上。我们全都沉默着,忽然他又抬起头来说:
  “这地方真好,我们每晚都要来的噢,夏先生!”
  “不来了,明晚我请你到鸿运楼吧!”我说。
  很晚了,曾先生还要酒,我们不承认,我叫孩子来算帐,曾先生就立起来用手一挥,好象这应该归他出,我也就不客气,给了二百四小帐就往外走。我回头向柜台一看,看见那孩子仿佛用蝌蚪文在簿子上写着:
  “曾先生欠……”
  走到街上,我拒绝他送我,他说:“不要紧的,我们通晚不睡觉不要紧的,睡觉是受罪,在外面走走很快乐啊!”到了我自己的弄堂口,我和他告别。我在十二步之外还听见他的声音:“夏先生,我们再到那酒馆里去坐坐吧!”
  我就是这样认识了曾医生了。
  第二晚,我原打算请他到鸿运楼去的,不知怎样我忽然变了计,只随便买点干牛肉之类的下酒菜请他到家里喝。他起首不肯去,后来虽是去了,但是不再多说话,只低着头在房里徘徊。我问他:
  “股票押了吗?”
  “没有,要明天听回信。”
  “今天有生意吗?”
  “有的,一块假洋钱。”他掏出那洋钱来后,笑着说:“铅的,分量轻,放在手里就知道。”
  “上海人真坏,看病的钱也给假的!——那末,你不能叫他换吗?”我老婆不平的说。
  “马马虎虎,那个人送我假洋钱当然也是没有钱喽!”
  “是没有钱就送诊也可以的,给假洋钱你不妨责备他的!”老夏很反对他的态度。在我家里,酒也喝得不少,但他不多说话,话里也没有惊人的句子。不过我们都觉着他的神经的确纷乱了,每句话是牛头对马嘴的,因为我知道他昨晚送我回家后又在酒馆里去喝了一顿,又因为被窝放在别处去了,只伏在椅子上看书,度过这寒宵。他呢,也知道自己这次是一个不小的失败,所以不高兴多说话。不过,他也不十分沮丧,他还有无穷的希望呢,他有一张五十块钱的股票,明天那张股票总会押了的!
  第二天晚上,天下着毛毛雨,我走到他那里,我看见那替他押股票的人说,事情又变了卦,要过一个礼拜听回信。总之,这是推脱的话,这股票肯有人要,五十元只押三十元,六分息也没有人要,而且那印子钱别人不肯再放了,非马上收回不可的。我很替这医生不平:
  “二三十块钱的事有这样难吗?又不是凭空讨人家的,曾先生,你给股票我,我明天去试试。”
  “好,谢谢!”他将股票给我,深深的一揖。
  天还是下着毛毛雨,很冷,我一早搭车到江湾,想找几个朋友,因为那些朋友起码赚二三百元一月,又没家眷,就是一人力量不够,几个人总可以凑足的,如果不放心,就由我负责,然而结果是:
  “我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如果囗囗在这里,那就没有问题啦!”
  我回到曾医生家,走进他的寝室,把这消息告诉他,把股票退给他,答应再想法,可是他睡在床上起不来,因为房里有个姑娘,我听他说过有个朋友介绍一个女人给他,他曾因为自己没有钱,关照那姑娘别再上他那儿去的,现在她又来了。
  “姑娘,请你出去一下。”他说着,那姑娘就走了。
  于是他抬起身来,掀开盖在身上的唯一的外套,把那件窟窿累累的绒绳褂扯得很周正。披上外套,伸出穿着无底袜的脚来,费了许多工夫,才穿好靴,因为不如是,那袜是不容易就范的,此外我还发现他腿上失去了那条西装裤。
  我们同在客堂里坐,他还是笑,鞠着躬说:“对不起你,这样的雨天,害得你跑江湾!”我和他谈了很久,我没有坐,因为他的藤椅也不见了,圆台边只剩了那原先摆在后房的三脚椅。
  我回家了,下午又向另一个有钱的朋友打主意,更不成,他说他并不干这样的生意。我只好回曾医生一个信,就再没有到他那儿去了,老实话,我不敢再见他。
  过几天,老夏又来了,我问及这医生,他说:
  “近来他再不喝酒了,脸也肿了。山东人天天来吵,要那笔钱,很凶的。这两天他没有在家,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大概是害怕这山东人吧。”
  我不敢再问了,我只尽量的沉思:为什么不藏在黑暗的破屋里,却走到外面去呢?怀着忧伤,到荒野徘徊去了吗?到山顶怆地呼天,向北风求助去了吗?到黄浦江边痛饮去了吗?他欢喜孤独,连好友老夏也不要了吗?连……
  “这个人很可怜。老黄,你是欢喜把自己妻子儿子都上小说的,也把他上一上小说吧。哈哈!”
  “但是——唉,在这年头,这玩意早已不时髦了,这事情,太平淡了,上了小说不会有人看的。”
  我禁抑着奔放的热情坚决的这样回答。
              一九二八,一二,二五,于上海
  (选自短篇小说集《平淡的事》,1929年5月,上海大东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