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

作者:彭家煌

  曙光还没打定主意惠临到窗子上,韦公听见爆竹到处响,就不管昨晚摩麻雀、掷骰子闹得太晚,连眼皮还不曾合拢一回,便也从温软的被里挣了起来。这天不是接到党部里开紧急会议的通知;也不是得了共产党要暴动的消息,值得去报告戒严司令,好邀一笔重赏;也不是那不能维持生活的纱厂工人要大罢工,得去弹压,解散;更不是有什么好玩的事体如杀头着火之类可看,值得我们这位好同志那末早就起床的。只因那天是我们中华民国旧历十六年的元旦。
  原来这天比“五卅”“五七”和一切什么纪念日都重要。虽则我们的国度里那“新历”早就跟着一大群的新文化从海外输入了,每年弄出两个元旦来,然而本质上,新历元旦压根儿就赶不上旧历元旦那末切于实用,那末真正算得过年。那只是一般好高骛远的浅薄少年拿来应卯的,我们从这上面就可批判出它俩的优劣来:比如过新历年,大家不过发发贺年片,各机关冷冷清清放三五天假,见了朋友不过和平常一样点点头,握握手,懂洋径浜的说一声,“A Happy New Year ForYou”。至于稳健分子他才不肯那末丢脸呢!这时节,长辈或上司那边你去是自然应该去贺贺,可是你见了他们,你只有呆坐寒暄的分儿,你总不好意思来别的表示恭敬的花头的。如果到了旧历元旦,那你就不能这样简慢这般大意啦。不怕你曾过过一回新历年,你还得慎重其事的再过一回旧历年才算过足了瘾;而且所有的事业、经营、讨帐、催款、办年货、送人情以及扫除灰尘等大事都得在除夕前结束。“一年之计在于春”,你辛苦了一年,那时你应该把一切弄个清爽,腾出大部分的精神和辰光从元旦起专心一意的娱乐个把月,那差不多和张勋的军队打开了南京准弟兄们大抢三天一样,这时节官厅连叫化子,修马路的囚犯,都恩准他们在街上赌钱,掷骰子,上等人更不用说,只要你不是有共产嫌疑,写文字讥评党国要人,那真是小雀子出了笼,再自由没有的。不过天大的事可在这时节搁起,但那“拜年”你无论如何懈怠不得,因为过新历元旦时你不曾拜,也不作兴拜,发了贺年片是空的,只有这时节你才能一家家去登门作揖,在长辈或上司前行那叩头或九十度的鞠躬礼,一句话,你那满肚子的恭敬礼貌也只有这时才是行的唯一机会。我们的韦公就为着这缘故,他得赶早到一个中央委员老爷那边去一趟。
  那中央委员老爷爱住在离都市二三十里的一个偏僻地方,到他家里去虽可乘火车,但下车后还要走半里又纡回又臭的烂泥路,乘公共汽车或洋车吧,可是太不合算。在委员老爷自己,固然是恶嚣杂,爱山水,有隐士之风,到那儿逛逛有自备的摩托卡,进京开会有国备的专车,但一般远地的小人物去拜访他,那就很费事啦。如果误了钟点,赶不上火车,得掏许多的血本来乘汽车或洋车,在半路上还怕给小瘪三捉了肥猪,平常没事儿不去拜访他还不觉着怪难过的,何况是时行拜年的旧历元旦呢。他充军充到那世上,真是故意跟韦公这般人捣乱的。
  那从民国十六年就飞起的细雨,这时还像哭丧人的泪儿洒个不住;那从除夕就发作了的狂风也不看看节气,好像刮起了兴头还在空中放肆的乱吼;街上的店家都像吃饱了的老牛,闭了大嘴一般,将财门开了之后,又紧紧的封着;马路旁的赌摊也还不曾摆出一个来,只有每家屋檐下那疏疏密密的通宵未睡的孩子们还在高兴的放着冲天爆。不瞒人,我们这位穿戴齐全的韦公出门时,天还只有点毛毛亮。这不纯然因为是辰光早,一大半也是乌云弥漫了满天,雨中还夹杂着雪雹,将天色弄暗淡了的缘故呢!
  生怕浸湿皮鞋,韦公就捡没有水的石块将脚尖踏上去,那好似点水的蜻蜓,又像轻手轻脚的窃贼,每一步都得使身体一伸一缩,那姿势可以说是跳吧,他就几步跳到附近一个弄堂里,敲敲一家人家的后门。因为那委员老爷不是他私有的,他到他那边去不通知同志一声,似乎是自私自利,虽然同志们不一定能够同他一道去。好在那家人家还不曾睡觉,他就很顺利的走进去,一直冲上楼,推开门用随便的口气问:
  “喂,黄同志,邹同志,怎么还不起来,老头子那边也得走一趟吧!”
  黄同志早就张着耳朵听,他们原是不拘礼貌的,这时他只瞪着眼呆呆的望着床前的韦公呆笑,许久才装出个不信禁忌的样子说:
  “见鬼啦,这么早就起来!——喂,告诉你,昨晚我输了十八块,真背时!”
  邹同志装着睡着了,弓着腿不动,像葬在那被里,但一听到“老头子”,他终于像蚯蚓样扭了两扭,掀开被露出那红眼睛,又伸出一只手来,“唔——”他伸了个懒腰说:
  “今天早上五点钟才睡,唉——实在是——”
  黄同志就揭穿他那种虚伪的不高兴说:“叹什么气呀!三十四块钱进了袋还有什么不舒服的!”
  韦公是急急于要走的,他就不耐烦的说:“不和你们谈这个,喂,你们究竟怎么样啦?”
  邹同志说:“别急呀,自然要去的,——是的,一道去省事啊!”
  好啦,不久,他们三人一路到车站,上了火车。车厢一大半是空的,可以说是一列贺年的专车吧。在车中他们谈了些昨晚牌九输赢的事:黄同志悔不该一点多钟的时候还不收手,因为那时他赢了好几十;邹同志就懊恼着没有下了重注,因为他的手气始终就没衰颓过,韦公干的是小玩意,没有可说的。大家谈了一阵,不免浏览些铁路边的新年的景色。那景色虽在乌云压压雨雪纷飞的不清爽的光线之中,但在他们的心目里却各自有无边的新气象:韦公呢,他早就不愿株守着月薪六十元的位职,最好中央委员老爷调他充当个一等科员;黄同志资格高些,他就想补一个肥缺的县知事,弄上三五万好什么事都不干,有吃有住,幸福一辈子;邹同志却为着他那赋闲大半年了的堂弟打算。听说时局会有大变动,他们这位中央委员老爷有任省政府主席的消息,老天爷,他们这几位亲信想当权,不趁着机会活动一下还成,而活动的步骤——这“拜年”显然不是闹着玩儿的。
  下车时,因为到了野外,那风势更加大,呼呼的只往面部压,几乎将他们那鼻孔的气流顶回去,细雨是像农夫洒石灰样四面八方往下盖,路又泥泞得很,不知给什么马蹄子踏得那末烂,简直伸不了脚,又没有一个走运的洋车夫晓得这里有三个雇主要照顾他们。他们只好迎着北风打冲锋,左一步右一脚的低着头,小心翼翼的拣路走,那怕眼睛里给风拂起了泪波,红鼻孔给冻得清流淅沥的,也始终不敢将头躲在大衣里偷一会子安,那勇敢奋斗的精神着实可佩服,那点丹诚也真够撼动天地的。
  一脚没走好泥水溅了一身的黄同志忽然生起气来了:“真背时,阳历元旦我们到老头子那边去碰了这样的天气,现在又这样,真背时!”
  因为这位同志受了飞灾,韦公觉着那末早,那末天气不好,跑到这野外,是他的主动,他就不能不像是为自己开释似的对于这“拜年”加一点骑墙的论调:
  “拜年实在没意思,不过——我们却是和普通一般人不同,顶多见了师长作作揖,敷衍敷衍了事,况且老头子这边真是生亲了,没法儿的。至于真真拜年,我是十几年没干过这玩意。”
  邹同志因为某种心理所驱使,即刻同情的说:“是啊,我一向就反对,那真无聊!”
  黄同志也说:“我也是十几年没……”
  原来这三位都是革命的急先锋,虽在革命事业倥偬之际,无暇对于“拜年”的命认真的,彻底的来革一下,然而他们却早就将跪拜革成为作揖。谈锋既经转到“拜年”上,于是还来了一阵对于从前那跪拜的攻击与嘲笑!
  “讲起旧式的拜年,哈哈哈!”邹同志开头说:“那真笑话!尤其乡下人,到了大正初一,照例,早饭是不吃的,唯一的大事是拜年。万事落后的妇女自然要到初三四才出门,那叫做‘出行’,出行时还放爆竹。男子汉呢,早晨起来,一洗完脸就把那件月蓝竹布半截单长褂从箱底下翻出来,几下往身上一罩,拖住半天云里像一把伞,再阔气一点的就加了一件上了霉又皱折不堪的青布旧马褂,比长褂稍许短一点,带了兄弟和大的孩子们,七八个一路拜起年来。照老规矩是‘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地方’,但是他们拜完了自己家里的长辈,拜完了邻舍,就拜发了势啦,还管得那套,大队一开出门就挨家子拜。一走近人家的屋门口,还在大门外头,那长于言谈的走头,那算是队长,他就敞开喉咙嚷起来:‘常家二爹呢,请到大厅上拜年啊!’那里头虽是在拉屎,或是在喂猪牛,但他们是时时刻刻提防着这个的,也就什么都丢在一边,吁吁喘喘的嚷着奔出来打接应:‘那不敢当呢!到了就是年,到了就是年!哈,真是,太客气了,到火房里请坐,到火房里请坐!’这边是不因为人家推让就将拜年模糊一点的,自然见了人就倒下去,平辈见了就作作揖,孩子们那就硬要跪下去像冬瓜样在地下打滚,哈,哈哈!那边回了礼之后,这边又得先开口:‘恭喜你老人家过得热闹年啊!’那边就得:‘好说,好说!彼此一样,彼此一样,’这边又是:‘你老人家新岁健旺啊!’那边就得:‘托福,托福!’哈哈哈!天天见面,甚至时时在一块,只隔了一晚就忽然客气起来,绕弯儿问安,真笑话!真碰了鬼!”邹同志说时,口沫直往嘴边涌,两手指东画西,描摹得活像,打着湖南的土调模仿两边的口气,抑扬啊,顿挫啊……使人听了见了,真像亲自听见看见那些怪物在那里哈哈嘿嘿作拱打揖的,于是博得黄同志的同情的微笑和韦公的赞言:
  “好描写,老邹你真形容得刻苦,不但是革命家,还是文学家呢!哈哈哈!”
  “也不是故意形容,”邹同志接着说:“实在的,这情形在乡下到处看得见。还有,拜了年之后,免不得到火房里坐坐喽!吃芝麻豆子茶啊,嗑瓜子啊,喝酒啊,再客气点的,还留吃饭。至于孩子们喝不了酒的,就每人分一碗薯片豆子,他们吃不了就灌在他们的口袋里,好在他们的口袋大,三两斤货色尽盛得下,他妈故意为他做大些就为的这一手。——到了第二家又是老套头。这样一家一家拜下去,大人们是灌得醉醺醺的像关公,孩子们就吃得皮黄骨瘦,吃起饭来翻起眼睛看天,差不多正月那一晌,个个都得害一场积食病,妈的,真造孽!——唉!——还有那些住在城里的大户人家,老头子的姨太太讨上好几房,多半是班子里接出来的,十几岁的妹子,论起来你得喊她‘叔哀姐’,拜起年来,她是长辈,你到他家里去喊‘到大厅上拜年’,难道真等她走出来才拜,还不是没头没脑的钻近门帘子去,不管她还在床上裤子都没穿好,你也只好红着脸在门弯里的马桶旁边把头磕下去,那怕你穿的是新衣,那地上又有一堆鸡屎或一泡浓痰,你还好意思不下礼!妈的,这宗制度才看见!才该杀!”愤世嫉俗的邹同志,这时便将头左摇右摆的低下去,非常的感慨系之,末后还将“唉!——”做了这篇高谈的结论。
  韦公好像也要将“拜年”臭骂一顿似的,他笑了笑接着说:“我。……”但同时黄同志也笑容满面的在说:“我……”于是韦公就让了一步说:“好,好,你说,你说。”
  黄同志发言素主慎重,无论做什么,脚步站得稳,从来没有人说他不革命或反革命。他为人再伶俐,再老练,再能干没有的,虽则在除夕输了钱,那完全是气运坏。他说:
  “这是好几年前的事:那时我记得我是念四岁,在大学堂里念书,因为离家近,所以不能不回家去过年。正月初一的早晨,照例爹爹妈妈和兄弟侄子们都得向祖母拜年的,她是八十多岁的活祖宗,顶欢喜见子孙向她拜年的,那个没向她拜年,在吃饭的时候,她指名说那个于今是不认得大人啦,那个于今自己能够赚饭吃啦。闭那宗气比挨几个耳光还难受。爹爹妈妈都向她拜,难道我不拜,我拗得过她?——好,当大家都到了大厅上,我就出了个主意。我就向他们说:‘我来提一个议,你们一个一个就祖母拜年,太麻烦,她老人难得回礼,你们顶好站成一个队伍,一齐向祖母拜。’他们都同意了。我就毛遂自荐作一个司仪的,我要祖母坐在堂屋中间,要他们站成一排,我就站在旁边做指挥官,喊口令:‘一,二,三,’哈,哈,喊完之后,我就无声无息的走开了。那一次算是躲过了。不过这狡计第二年就不适用,终究给他们在祖母前面告发了,祖母还是……”
  大家虽是佩服黄同志有急智,能躲过“拜年”,又能将“拜年”的方式变通一下,只是大家以为他那故事还有绝妙的下文,下文既是飘渺了,也就只随随便便的笑了笑。这就轮到韦公的名下了,但那委员老爷的高第忽然站在他的前面,是时候啦。韦公便没往下说,各人暗中只忙着戴正他们的帽子,扯匀他们的马褂,然而态度却始终是慎重的,因为他们拜访中央委员老爷着实不止几次啦。
  按了许久许久的门铃,那得了他们的年赏的听差出来开了门。
  “喝,拜年客来了,早啊!”
  各人的脸上浮出个不自然的微笑。
  “老爷起来吗?”
  “没有。”
  “那末,我们在客厅里等一等。”
  “嗯——讲老实话,老爷起是起来了,因为大学堂里的学生来了十几个,把客厅拥得拍满的,老爷不愿见他们,始终没出来,他们也就始终坐着不走。”
  “我们一进去,他们难为情,就要走的喽!”
  “不见得,他们什么时候来的啦,我的天,要走是早已走了的啦!”
  “这怎么办呢?”
  他们失望的彼此互相看着,眼睛睁得开开的。
  “你们带了片子来吗?——只要意思到了就行,我替你们把片子交上去也一样的!”
  他们起始犹疑着,彷徨着,像失足到污泥里的小山羊,想到那前面的青草地去游游,可是前面隔着一道水,想往后退,又觉着到个地方一次着实不容易,他们只想说:“你瞧,这是什么天气啊?”但终于只得这末说:
  “好,好,就这样。”他们各人将名片掏出来,交给听差,就这样解救了自己。
  “走吧,我们,——这也不过是一个意思。”韦公说。
  “是呀,只要意思到了就得。”邹同志说。
  “北京拜年就是清早起来挨家丢片子的。”黄同志说。
  那听差好像有点怕冷的样子,身体只想往后退,他们也就转过背来,于是老听差将大门关了。他们就在大门外徘徊着。委员老爷的客厅里那热气蓬蓬的电炉,那碧绿的柔软地毡,那是他们常常享受到的,这时忽然在脑海里浮晃着,而打在脸上,触着皮肤的却是雨雪,风,他们真觉著有些冷,但这样感觉的时候,却很短,他们一念着贴在心门上的那“意思到了”的标话,好像自己的名字已经是永远刻在委员老爷的记忆里,这差不多是靠得住的,再远一点推测……于是韦公就像一个一等科员,黄同志像个县知事,邹同志像他那堂弟的恩人,眼前的雨雪云烟,暗淡,依然在他们心中幻成无边的新气象。
  他们离开那儿开始渡着回头路的时候,那委员老爷的客厅里的大钟刚敲八点。是的,这时候天应该大亮啦!
              一九二八,三,一八,于上海
  (原载1928年6月《文学周报》3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