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自叙(节选)



《新文化报》

林语堂、张振玉

  有一次,几个朋友问他:“林语堂,你是谁?”他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只有上帝知道。”又有一次,他说:“我只是一团矛盾而已,但是我以自我矛盾为乐。”他喜爱矛盾。他喜欢看到交通安全宣传车出了车祸撞伤人。有一次他到北京(当时谓北平)西郊的西山上一个庙里;去看一个太监的儿子。他把自己描写成为一个异教徒,其实他在内心却是个基督徒。现在他是专心致力于文学,可是他总以为大学一年级时不读科学是一项错误。他之爱中国和中国人,其坦白真实,甚于所有的其他中国人。他一度自称为“现实理想主义家”。又称自己是“热心人冷眼看人生”的哲学家。他喜爱妙思古怪的作家,但也同样喜爱平实贴切的理解。他感兴趣的是文学,漂亮的乡下姑娘,地质学,原子,音乐,电子,电动刮须刀,以及各种科学新发明的小物品。他用胶泥和滴流的洋蜡做成有颜色的景物和人像,摆在玻璃上,藉以消遣自娱。喜爱在雨中散步;游水大约三码之远;喜爱辩论神学;喜爱和孩子们吹肥皂泡儿。见湖边垂柳浓阴幽僻之处,则兴感伤怀,对于海洋之美却茫然无所感。一切出峦,皆所喜爱。与男友相处,爱说脏话,对女人则极其正派。
  生平无书不读。希腊文,中文,及当代作家;宗教,政治、科学。爱读纽约时代杂志的要目栏及伦敦时报的“第四社论”;还有一切在四周加框儿的新闻,及科学医药新闻;卑视一切统计学——认为统计学不是获取真理真情可靠的方法;也卑视学术上的术语——认为那种术语只是缺乏妙悟真知的掩饰。对一切事物皆极好奇;对女人的衣裳,罐头起子,鸡的眼皮,都有得意的看法。一向不读康德哲学,他说实在无法忍受;憎恶经济学。但是喜爱海涅,司泰芬·李考克(Stephenleacock)和海伍德·布润恩(Heywood老鼠”和“唐老鸭”。
  他与外交大使或庶民百姓同席共坐,全不在乎,只是忍受不了仪礼的拘束。他决不存心给人任何观感。他恨穿无尾礼服,他说他穿上之后太像中国的西崽。他不愿把自己的照片发表出去,因为读者对他的幻像是个须髯飘动落落大方年长的东方哲人,他不愿破坏读者心里的这个幻像。只要他在一个人群中间能轻松自如,他就喜爱那个人群;否则,他就离去。当年一听陈友仁的英文,受了感动,就参加了汉口的革命政府,充任外交部的秘书,做了四个月,弃政治而去,因为他说他“体会出来他自己是个草食动物,而不是肉食动物,自己善于治己,而不善于治人。”他曾经写过:“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对妻子极其忠实,因为妻子允许在床上抽烟。他说:“这总是完美婚姻的特点。”对他三个女儿极好。他总觉得他那些漂亮动人的女朋友,对他妻子比对他还亲密。妻子对他表示佩服时,他也不吝于自我赞美,但不肯在自己的书前写“献给吾妻……”,那未免显得过于公开了。
  他以道家老庄之门徒自许,但自称除极少数人外,最为努力工作者,非他莫属。他不耐静立不动;若火车尚未进站,他要在整个月台上漫步,看看店铺的糖果和杂志。宁愿走上三段楼梯,不愿静候电梯。洗碟子洗得快,但总难免损坏几个。他说艾迪生24小时不睡觉算不了什么,那全在于是否精神专注于工作。“美国参议员讲演过了5分钟,艾迪生就会打盹入睡,我林语堂也会。”
  他唯一的运动是逛大街,另有就是在警察看不见时,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草地上躺一躺。
  只要清醒不睡时,他就抽烟不止,而且宣称他的散文都是由尼古丁构成的。他知道他的书上哪一页尼古丁最浓。喝杯啤酒就头晕,却不能忘情于酒。
  在一篇小品文里,他把自己人生的理想如此描写:“此处果有可乐,我即别无所思。”“我愿自己有屋一间,可以在内工作。此屋既不需特别清洁,亦不必过于整齐。只要我觉得舒适,亲切,熟悉即可。床的上面挂一个佛教的油灯笼,就是你看见在佛教或是天主教神坛上的那种灯笼。要有烟,发霉的书……“我要几件士绅派头儿的衣裳,但是要我已经穿过几次的,再要一双旧鞋。我需要有自由,愿少穿就少穿……若是在阴影中温度高到华氏九十五度时,在我的屋里,我必须有权一半赤身裸体,而且在仆人面前我也不以此为耻。他们必须和我自己同样看着顺眼才行。夏天我需要淋浴,冬天我要有木柴点个舒舒服服的火炉子。“我需要一个家,在这个家里我能自然随便……我需要几个真有孩子气的孩子,他们要能和我在雨中玩耍,他们要像我一样能以淋浴为乐。“我愿早晨听公鸡喔喔啼叫。我要邻近有乔木数株。“我要好友数人,亲切一如日常的生活,完全可以熟不拘礼,他们有些烦恼问题,婚姻问题也罢,其他问题也罢,皆能坦诚相告,他们能引证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喜剧中的话,也能说荤笑话,他们在精神方面必须富有,并且能在说脏话和谈哲学时候同样坦白自然,他们必须各有其癖好,对事物必须各有其定见。这些人要各自有信念,但也对我的信念同样尊重。“我需要一个好厨子,他要会做素菜,做上等的汤。我需要一个很老的仆人,心目中要把我看做是个伟人,但并不知道我在哪方面伟大。“我要一个好书斋,一个好烟斗,还要一个女人,她须聪明解事,我要做事时,她能不打扰我,让我安心做事。“在我书斋之前要修篁数竿,夏日要雨天,冬日要天气晴朗,万里一碧如海,就犹如我在北平时的冬天一样。“我要有自由能流露本色自然,无须乎做伪。”
  按照中国学者给自己书斋起个斋名的习惯,他称他的书斋“有不为斋”。在一篇小品文里他自己解释说:“我厌恶费体力的事,永远不骑墙而坐;我不翻跟头,体能上的也罢,精神上的也罢,政治上的也罢。我甚至不知道怎样趋时尚,看风头。“我从未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当局爱慕的文章。我也从来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连那个想法也压根儿没有。“我从未向中国航空基金会捐过一文钱,也从未向由中国正统道德会主办的救灾会捐过一文钱。但是我却给过可爱的贫苦老农几块大洋。“我从来没有成功过,也没有舒服过,也没有自满过;我从来没有照照镜子而不感觉到惭愧得浑身发麻。“我极厌恶小政客,不论在什么机构,我都不屑于与他们相争斗。我都是避之惟恐不及。因为我不喜欢他们的那副嘴脸。“在讨论本国的政治时,我永远不能冷静超然而不动情感,或是圆通机智而八面玲珑。我众来不能摆出一副学者气,永远不能两膝发软,永远不能装做伪善状。“我从来没救少女出风尘,也没有劝异教徒归向主耶稣。我从来没感觉到犯罪这件事。“我以为我像别人同样有道德,我还以为上帝若爱我能如我母亲爱我的一半,他也不会把我送进地狱去。我这样人若是不上天堂,这个地球不遭殃才怪。”
  他在《生活的艺术》里说,理想的人并不是完美的人,而只是一个令人喜爱而通情达理的人,而他也不过尽力做那么样一个人罢了。
  注:《八十自叙》是林语堂先生的自传,内容计十三章,自童年故乡家庭始,中经攻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再后返国在北京教书,对所经过的三十年代及当时接触的人物有扼要的描述,最后是专心创作时代。
  除去生活叙述之外,在思想方面有论幽默、论老年,皆有独到的见解。最后是对主要作品的清查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