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薏莎


作者:刘以鬯

                  一

  长街被雪毯覆盖着,很冷。风在狂笑。街灯暗澹,景象寥落。我踏雪独行,怀着漂泊者的心情,想找一个热闹的所在去买点刺激。时近中宵,应该是熄灯就寝的时候了。我走进“伊甸”——一家有酒有歌有女人的夜总会,拣了一个黝暗处的座位坐下,倾饮威士忌,一杯,两杯,三杯……感性渐次麻痹。

                  二

  当我的故事再一次“淡入”的时候:突然有一串夏威夷的手腕珠,像一支箭般飞到我的桌上。
  乐队演奏的“拉康茄”遽然停止,舞池里的男男女女相继回到他们的座位。酒吧间的聚光灯集中着我,全场的绅士和淑女热烈鼓掌。我有点腼腆了;无法用理智去解释这过分陌生的际遇。这时候,一个全身热带装束的半裸的西洋舞女,从舞池里走到我面前,站在桌旁,凝视我。
  全场更兴奋地鼓掌,夹杂着喊叫声。美丽的西洋舞女如同白玉雕像一般站在我的面前。
  这个白种女子,有一对大眼睛,脸色黧黑,小嘴含情,头戴“千利达”的珍珠帽,腰间围着七彩的玻璃纸裙,上身是湖色的丝马夹,脚穿银色高跟鞋。
  她对我微笑。
  “站起来吻我,”她低声说。
  “?”我有点莫名其妙。
  “吻我!”她重复这个奇特的要求。
  我站起,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有权这样做。但等不及我用理智来处理行动,她扑到我的身上,轻轻吻了我一下。
  她逃往化妆室。
  全场喧哗,一种调侃的喧哗。
  四隅电灯熄灭,乐队开始演奏狐步舞曲《啄木鸟之歌》,绅士随着淑女走下舞池,一对又一对。
  十分钟过后,她换了一套乳白而衣袋和油管镶着蓝绸的法兰绒便服,婀婀娜娜走到我面前。
  “不邀我坐下?”她问。
  “是的,”我站起,“请坐。”
  她把手提包往桌上一放。我拉开凳子,请她坐下。她回过头来,以狐媚的笑容表示谢意。从她的发鬓间,我嗅到一阵香气。
  “喝什么?”我问。
  “寇拉莎,”她说。
  我向侍者要了寇拉莎。
  “抽烟?”我打开烟盒,摊在她面前。
  “谢谢你。”
  她取了一枝帕尔摩尔,我给她点上火。她吸一口,边吐烟雾边问:
  “不跳舞?”
  “厌倦了。”
  “厌倦了?”她陡然痴笑起来,笑得很媚。她说:“同我跳舞你永远不会厌倦,来吧!”
  未经我同意,就稚气地拉我去跳圆舞曲。十几步圆舞后,在我的耳朵边,她悄悄地问:“刚才为什么不吻我?”
  “吻?”我想了一想,“我不一定有这个权利。”
  “为什么没有?”
  “你也许在做梦?”
  “也许。
  她用她涂着粉红色蔻丹的手指点了我的嘴,仰起头,笑了。她说:“如果你不是装傻的话,让我告诉你:我是伊甸夜总会雇用的表演女郎,刚才所表演的节目叫做《午夜》,依照场主的意思,舞终时我必须将手腕珠丢去,哪一位男宾客取得,就有权吻我。”
  “这是你的职业?”我用挪揄的口吻问。
  她低声答:“这是第一晚。”
  《蓝色多瑙河》已在提琴上流过。
  回到座位,我问她:“很想知道你的芳名?”
  “露薏莎,”她说。

                  三

  露薏莎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当我继续同她跳了一阕《风流寡妇》和一阕《意大利花园》之后,我开始对她发生爱恋了。我自问不是一个轻浮的男人,那样迅速堕入情网,相信并不完全是由于她外表的美丽。
  这时候已是午夜一点四十五分。露薏莎说她有“戒严派司”,一定要我伴她到沪西伊文泰或者帕薇苓花园去玩“Bingo”
  我说:“沪西的日本宪兵讨厌得很。”
  “沪西”在太平洋战事尚未爆发的时候,是一个三不管地带,租界上的英美法军也没有军队驻防在那里。在名义上,它对“越界筑路”,既不是租界,也不是日军可以擅自驻扎的地方。它是一个特殊区,租界上的居民可以去;郊外日军占领区的居民也可以来,没有严格的封锁线,只有几个日本宪兵和伪兵站在路口,荷着枪,无端抓人,乘机敲诈。因此大多数居民是不大愿意去的,但是由于环境特殊,这地方却开设了几家情调非常别致的夜总会,赌钱,吸大烟,甚至女人赤裸了胴体公开表演舞蹈,都不受限制;而类似这样的夜总会在租界上是禁止开设的。所以每天晚上,总有一大批绅士淑女们甘冒被敲诈的危险去到那里享受几小时的荒唐。现在,纵然日军已经进入租界,越界筑路的特殊性并未消除。露薏莎很喜欢这地方,一定要我陪她去玩个痛快。她说:
  “你又不是‘抗日分子。’”
  我说:“我是中国人。”
  露薏莎不高兴了,她说自从上月八号日本兵攫夺租界以来,沪西越界筑路的地位同法租界很少有分别。
  “你是一个懦弱者,”她说。
  “难道你不曾听过虹口日本宪兵司令部因为要封锁思想,在一个月以内,杀害了三千多个中国知识分子?”
  “我不要听你讲这些血的故事!”露薏莎撅着嘴不说话了。
  沉默。有意无意地听了两只勃罗斯。
  过了一会,我说:“你看,外面下大雪了。”
  我拉开窗帘邀她看,她不看。
  “怕不怕冷?”我问。
  “不怕。”
  “那么,”我说,“到帕薇苓花园去。”
  露薏莎听这句话,噗哧笑了起来。我付了酒账为她披上大衣,朝外走去。她挽着我的手臂走下大理石楼梯。
  外边漫天雪羽。银色的霞飞路,美丽得好像圣诞节的祝福画片。阒寂,寒冷,除了偶尔传来一二声安南巡捕的咳嗽外,什么声响都没有。露薏莎一边嘱咐印度门警雇“银色出差汽车”;一边敷脂抹粉。两三分钟后,印度门警撑着雨伞来迎我们上车。
  在车厢里,我问。
  “不觉得疲倦?”
  她摇摇头。
  我笑了。我说:“我是一个夜游神。”
  “不是所有夜出活动的人都是坏的,”她说。
  “你喜欢夜?”
  “我不是坏人。”
  “你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子。”
  “我不算愚蠢,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环境逼我失去聪明。”
  “环境也曾逼你失去过聪明吗?”
  她点点头,向我要了一支香烟,我替她点上火,我说:“很想知道一点你的过去?”
  顿了一下,她坦白叙述往事。她告诉我,她父亲是一个帝俄时代的男爵,曾经在歌剧院唱过歌。一九一七年革命爆发,如同其他的帝俄贵族,被流放到荒瘠的西伯利亚,最后,又逃亡到满州里,在哈尔滨同一个中国女子结婚。这个诚笃的女人,养育了一男一女,男的叫卢钦茨基;女的就是露薏莎。当露薏莎九岁的时候,日本人侵占沈阳;侵占全部东北。在极度困难的状况下,母亲因为拒绝日本兵的无理要求而牺牲在侵略者的刺刀下。
  说到这里,车子已驰过愚园路到达帕薇苓花园。付钱,下车,我挽着露薏莎走进这上海夜生活的游憩场所。
  露薏莎要我为她买“热狗”。
  然后,我们就坐到一苹果摊上。
  我们一共买了四张“卡特”,输了。第二次,我们又买了四张,露薏莎竟中了Bingo。她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
  我接过奖金,露薏莎提议去打考尔夫。
  “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玩意,”她说。
  “是吗?”
  她眯着眼睛向我一瞅:“它象征生命。”
  “为什么?”
  “生命不就是机会和运气的产物吗?”她反问。
  “露薏莎,”我说,“你们的遭遇太惨了。”
  “但是,”她说,“卢钦茨基更惨……。”
  提到卢钦茨基,她忽然失口地不再说下去了。我猜想她的哥哥正在遭遇恶运。对于这件事,我有点好奇,因此追问一句:
  “卢钦茨基怎么样?”
  “哦,没有什么。”她耸耸肩。
  “你必须告诉我,露薏莎。”
  露薏莎倏然改变容色,露出忧虑的神情。经过一番审慎的考虑后,终于说出了卢钦茨基的不幸的遭遇。
  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日本人派特工人员去和卢钦茨基接洽“白俄侨民问题”。卢钦茨基是白俄侨民联合协会的秘书,日本人知道他在会里的地位,便以种种可能加在他身上的危险要挟他,要他设法使所有在沪的白俄侨民“赤诚地与日本当局合作”。卢钦茨基是生长在东北的,对日本人的“合作”相当熟习。他懂得日本话“合作”的意义,更懂得“合作”后会怎样迅速地断送这一群流民的幸福。因此卢钦茨基决然拒绝了,就在这天晚上,当卢钦茨基在亨利路天主教堂做了夜褥出来,被几个不知国籍的暴徒枪杀了。
  说到这里,露薏莎眼眶噙着热泪。我取出手帕递给她。
  露薏莎是一个非常直率的女性,对于像我这样的中国男人,第一次见面,就肯将这些不必要告诉人的事情全告诉我了,我感到意外,事实上,我可以相信她对我有好感,但是我不敢相信她会在短短几小时内就对我付出真挚的感情。如果不是这样,她决不可能在一个陌生男人面前说出她的心事;尤其是当时局演变得如此复杂的时候。我直觉地感到这传奇式的邂逅不是偶然的。
  她擦干泪水后,陡地抬起头来,用手将垂下来的头发往后一掠,舒一口气说:“别提了!我们不要辜负这宝贵的周末。”
  喝了两杯浓烈的马推尔后,我们离开帕薇苓花园。街上依旧飘着无休止的雪花;我把我的雨衣遮在我俩头上,露薏莎好像一头驯服的小猫一般,偎在我的怀里。她将她的粉脸靠在我的肩上,开始低哼《圣母颂》。虽然行走在寒冷的雪毡上,我的精神是非常愉快的。我不可能用我的思虑机构去想像这梦一般的境界。我也许喝醉了,也许还没有。总之,对当时的现实环境竟不敢信以为真。我嗅到露薏莎的粉颈所发出来的香味,沉醉了。我怕太阳升得太早。
  我们走进全部中亚细亚装饰的“阿里巴巴”,许多高贵人士的目光都被露薏莎的风姿吸引住了,露薏莎故意拣一只黝暗处的座位坐下。我帮她卸下大衣,随即向侍者要了两杯威士忌。
  “这些男人真讨厌。”她低声说。
  “那是因为你太美的缘故。”
  “不要挖苦人,”她故意绷着脸说。
  因此我就不说了。但是,我的贪婪的视线却始终不愿意离开她的美丽的脸庞。在绿色的灯光下,她的眼睛是那样的灵活,仿佛黄昏出现的星星,不停地闪着诱人的光彩。每一次当她摇摇玫瑰色的耳坠子、眯细眼睛作笑的时候,就会本能地引起我的无法抑制的情欲。
  当我注视她的时侯,她忽然站起身来,拉我走下舞池。
  “跳拉康茄去!”她说。
  她站在池边寻找排尾,一面抓住我的手去搂抱她的身腰。然后,我们按着疯狂的锣鼓声一步一步地跳着疯狂的舞蹈。
  蛇一般柔软的细腰,像蛇一般摇动起来。
  鼓手坐在音乐台的高处,使劲击着非洲土风舞的原始音节。那是一种最浊的音阶;重浊到连你的心脏也会感到麻痹。
  光滑的地板上,如同新年舞龙灯般的游着一群狂欢的男男女女。
  肥胖的亚美利加黑妇人在麦格风前用金属的嗓子唱《瓜蔓依迦情歌》。
  全场都震颤了;震颤的银柱,震颤的壁画,震颤的桌子,震颤的酒杯,震颤的黑芭蕉,震颤的花帽,震颤的腿,震颤的肉和震颤的心。
  “兴奋吗?”她回过头来问我。
  她又痴笑了。
  我们继续跳一二小时左右的舞。看过了羽扇舞和魔术表演,也看过了潘家班的绝技。露薏莎和我已相处得十分熟习。
  露薏莎时常用俏皮的话语取笑我,看来她好像不知疲惫似的。她的精神特别好,当别人打呵欠的时候,她还是那么兴高采烈。
  音乐台上的洋琴手大部分都已走了,只留下一个鼓手和弹钢琴的还在有气无力的敷衍着吹奏。
  跳舞的人,一对少似一对。
  连侍者们也持着银盘,靠在墙上打瞌睡。
  但是露薏莎还亲自点了一阕Kiss Me Again。
  舞池里,只存下我们这一对。
  露薏莎紧紧地贴着我的面颊,低哼歌词。
  “快打烊了吧?”我说。
  “忙什么?”她说,“明天反正是礼拜日。”
  “现在已经是礼拜日了。”
  “别撒谎。”她继续哼着那只尚未奏完的曲子。
  “怎么不是礼拜日?你看,窗外已有曙光。”
  露薏莎望望窗子:“啊!雪停止了。”
  “是的,雪已暗。”
  “我们到兆丰公园去赏雪景好不好?”她还是那样兴奋。
  “你不倦?”我问她。
  “难道你倦了?”她反问我。
  “同你在一起永远不会感到疲倦。”
  她扮了一个鬼脸。

                  四

  从“阿里巴巴”出来,我们到一家名叫“黑猫”的酒吧去吃早点。吃过早点,让露薏莎挽着我的手臂,在到兆丰花园去的路上踏雪。长街,到处积着雪和水,仿佛童话里的银世界一般炫目纯洁。北风吹过,墙壁上,不时有荒谬的标语被吹落下来。铁路沿线的菜贩担着冬令的蔬菜,向城中心的小菜场挑去。两个矮小的日本宪兵在铁丝网旁,说是检查行人,其实在敲诈小市民。几个穿着破军衣的伪兵,则拢着袖管,索索发抖。有一辆二十号路牌的无轨电车从雪毯上滑过。
  电线上有一群因寒冷而啁啾的麻雀。
  我们走到兆丰花园门口,一个脸色苍白的白俄老头子迎面走来,向我们说了一句:
  “史特劳鸟斯脱伍叶乞!”(注:俄语:“早安”。)
  “史特劳鸟斯脱伍叶乞!”露薏莎说。
  走进这座大城的最大的公园,空气如同果子酒一般,使我们感到清凉。露薏莎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匆匆奔到一棵大杉树底下,捏一个雪团,向我投来。
  我弯下腰,也捏了一团,高高擎起,向她作投掷的姿势。
  露薏莎逃,我追。
  我们在雪毯上,你进我追,直到露薏莎奔得力疲时,才让我将她捉住在雪堆里。
  露薏莎睁大眼睛望着我,不说话。
  我也睁大眼睛望着她,不说话。
  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
  半晌。
  露薏莎低声问:“你在想什么?”
  我说:“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永远在一起?”
  露薏莎说:“我们从认识到现在,才不过一夜的时间?”
  我说:“一夜在人的一生中当然算不了什么;可是这一夜你却将我的心窃去了。”
  露薏莎垂下头来,双手提揉着衣角,有点忸怩。
  我就近拾取一条树枝在积雪上划了这样的几个字:
  “露薏莎我喜欢你。”
  露薏莎看我写到“你”的时候,脸颊上立刻泛起一阵红晕。
  然后我把树枝交给露薏莎,要求她也写几个字。露薏莎起先还腼腆地摇摇头,但当我把树枝塞在她手里时,她就用银色的高跟鞋把那个“我”字擦掉,然后用树枝再写一个“也”字嵌在中间。
  接着,迅速把它擦掉,有点不好意思了。这时,到花园来赏雪的人,逐渐增多。
  我们离开小杉树,经过一条小石桥,在桥上看了一回尚未解冻的小溪,便走到花圃去看花朵。花圃设在一个广大的露天音乐场的旁边,在夏天,每逢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工部局管弦乐队常在这里演奏世界名曲,为一般爱好音乐者解除声音的饥和渴。但是现在,它已被花匠改成菜圃,在从前安置观众座位的地方,纵纵横横,划着许多菜畦。雪,像被子般的盖在菜畦上,一片银色。那座半圆形的音乐台,与我在夏季见到的样子不同。它的后墙已倾圮,垩土剥落,令人感慨。
  “夏季常来听音乐吗?”
  “听过几次。”
  “喜欢哪一位巨匠的作品?”
  “我比较喜欢李滋与史卓文斯基。”
  “你对音乐很有兴趣?”
  “我对新闻事业更有兴趣。”
  “你是新闻记者?”
  我点点头。
  “在哪一家报馆工作?”
  “一家英勇的报馆。”
  “英勇的?”
  “可不是吗?”我说,“连一个副刊编辑,也因为多写了几句公道话,被‘七十六号’的特务们枪杀了。”
  “你不怕?”露薏莎问。
  “我要是不能做一些有益于抗战的事,那才可怕哩。”
  露薏莎沉吟一下,问:“这张报纸还继续出版吗?”
  我摇摇头。
  “停刊了?”她问。
  “被迫停刊。”
  “你现在是失业者?”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这是什么意思?”
  “将来有机会,再告诉你。”
  这时候,梵王渡圣约翰大学的教堂里,忽然传来一阵嘹亮的祝福钟声。
  “做礼拜去!”露薏莎说。
  “你是基督教徒?”
  她点点头。
  我们出了花园的后门,走进这所教会大学的校门。
  教堂里,信徒们都已站起,张着嘴在唱赞美诗篇一百甘首第六节。用管风琴奏出的乐曲极悠扬,袅袅地,一再得到四壁的共鸣。这是一座小礼拜堂,但充满浓厚的宗教气息。
  祈祷的时候,露薏莎跪在祈祷板上,用她的纤细的小手蒙着前额。她的眼皮微微合拢一半,褐色的睫毛很长。然后,低声说出祈祷辞。我听不清她在祈祷什么,转过头去看她,她脸上泛起红晕。她垂下头,经窗子射入教堂的阳光,射在她的卷曲的金发上,她的景泰蓝的发簪一再反射出摇曳的闪光。
  她耸肩啜泣。
  我相信她在追忆她的母亲和卢钦茨基。我深怕过分的刺激会刺伤她的不大健康的心灵,站起身,拉着她走出教堂。
  走到外边,露薏莎紧靠着我,仍在呜咽。我抚摩她的金发。
  露薏莎一边抽哽,一边说:“你还不了解我。”
  我们在苏州河边闲步。
  露薏莎时常用她的银色的高跟鞋,踢着地上的积雪,我把一位法国作家的小说讲给她听,她受了感动,不再流泪。
  “我开始更欢喜你了,”她说。
  “开始?”
  “我不是说更欢喜你了。”
  “但是欢喜与爱是不同的?”
  “所有的爱情都从欢喜开始,”她说。
  我们进入如梦的境界。
  晌午。
  我们乘公共汽车到“欧罗巴餐厅”去吃午餐。这是一家俄国莱馆,陈设华丽,布置幽雅,全部俄罗斯情调,很辉煌,也很别致。露薏莎用俄语向侍者要了“鲍许”,烤小猪、红酒烩鸡和两杯伏特加。
  饭后,露薏莎邀我到她家里去玩。我说,有一些小事必须在下午做好。露薏莎翘起嘴唇,沉着脸,不说好也不说不好。
  我答应晚上再到伊甸夜总会去看她。

                  五

  自从太平洋战事爆发以来,虽然已有一个多月,但是上海的一切仍在极度混乱中。几家正义报纸,业已全部停刊。除了《中华日报》,《新申报》,《新中国报》,《国民新闻》等几份专替日本人摇旗呐喊的伪报外,只有历史比较悠久的《新闻报》和《申报》还能继续发行。由于敌方的压力,这两家报馆经过几次改组后,和其他的汉奸报是很少有差别的了。《文汇报》,《大美晚报》,《神州日报》,《大晚报》,不愿继续出版,已将属员遣散。这些被遣散的属员一部分克服了困难,回到大后方去效忠;另一部分仍留在上海继续做抗日工作。我和程柄权夫妇,就是继续留在上海工作的报人。
  我们在“鸿发煤栈”的堆货房里秘密设置短波收音机,每天将重庆、旧金山、伦敦等盟方广播纪录下来,译成中文,加以编辑,用油印印成小张,分发给街头小贩,让他们利用这油印的报纸去包扎货物,使全市的中国人民能够明了真实的国际情势。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击破日方的宜传攻势。我们没有与任何方面取得过联络,也没有经费,但是我们认为这项工作是很重要的,而且是我们这几个人能够做得到的事。我们人手少,主要为了保密。唯其如此,只要有一个人缺席,就会使这一份小小的报纸难产。
  当我匆匆地赶到鸿发煤栈的时候,柄权夫妇已经在那里工作了。
  柄权坐在一张木椅上,在编排消息。娴淑卷起袖管,坐在小桌边修理油棍。
  我扭开收音机,把听筒套在耳朵上。旧金山立刻传来一连串重要的消息:“华军开入缅甸”,“波多黎谷对保加利亚宣战”,“委内瑞拉对日宣战”,“北非英军占领巴第亚。”
  这些消息被迅速纪录下来,我将它们递给娴淑,娴淑递给柄权去译。
  十分钟后,重庆广播电台忽然中止固定节目,用英语向全世界宣布了第三次湘北会战以及浙东赣北的大捷。
  接着,澳大利亚的雪梨电台宣读了同盟二十六国在华府签订共同宣言的内容。
  我把宣言一字不漏的记下,交给柄权去翻译,又帮助柄权编排,并将已经排好的版样交给娴淑去写钢板。大家工作得非常紧张,尤其因为柄权的孩子这几天受了风寒的缘故,我们必须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报纸印好送出,让柄权夫妇回去照顾他们的孩子。
  三小时后,我们终于做完这一天的工作。柄权夫妇把报纸包扎成叠,回家去照顾孩子,我走出后门,在一条陋巷里,偷偷地将报纸递给几个事前等待在那里的小贩和中学生,叫他们到处去分发。
  回入煤栈,我勺水洗手,穿上大衣,把堆货房里的东西收拾清楚,拉开门,赶去做一件重要的事。

                  六

  事情是这样的:
  昨天下午,在“大新公司”四楼的摄影展览会上,懋先与我曾经有过短暂而秘密的会晤。懋先是一个英勇的地下工作者,“租界”陷入敌手后,他仍在做着反日工作。他是我叔父的朋友,过去与我并不相识,“一二·八”后,他从叔父那里知道我的努力后,坚要叔父介绍与我相识。见过几次面后,他给我的鼓励很大。昨天在“大新”见面时,他告诉我:“有一位住在愚园路五百三十三弄十八号的杜太太,必须在明晚七时以前离开那里,否则,也许会有生命的危险!”但他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只叮嘱我设法去通知。“因为,”他说,“我自己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当时,我答应懋先一定办到。
  现在已是五点半。
  我走出鸿发煤栈,走上大街,雇一辆人力车。
  上海经过这一次突变后,好像被强奸过的女孩子一般,只有怨怼与愤怒。街角,巷尾,到处架着铁丝网,英美侨民的产业,都被贴着“大日本海军占领”的封条。中,中,交,农的门口,挤满着提款的存户,凶恶的日本兵,拿着插有刺刀的来复枪,随时都可以结束他们的生命。每一家米店的门口,群众携着布袋排队,在侵略者的鞭挞下,抢购少量的平粜米。满城张贴着大红大绿的荒谬标语,东一张“全灭英美远东舰队”;西一张“尊重华人生命财产”……大城进入恐怖时期。大上海的市民们经验了同时正在经验着噩梦似的生活。
  人力车抵达愚园路渔光村时,刚下车,枪声倏然划破黄昏的沉寂。
  “福安俱乐部”的二楼,忽然有一个青年跳到五百三十弄的石板上,匆遽地,向通往曹家渡的小路奔去。那是懋先。
  懋先拚命向小路奔去,滑脚的泥泞,一再使他踣倒。他的腿已中枪,裤管有血,走起路来一拐一瘸,但他仍勉强搬动受伤的腿,跳过篱笆,然后回过身来,从篱笆的罅隙间指出他的手枪,向那个死命追赶着他的日本宪兵猛射一枪,又回过身去,拼命奔逃。日本宪兵未被射中,在后面继续追赶。
  三数分钟后,在专门贩售鸦片的“升平谈话室”后院蓦地传出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枪声。
  接着是几秒钟的沉寂。
  接着枪声又起。
  接着又是沉寂。
  稍过些时,那个日本宪兵双手兜着后脑勺,踉跄地从篱笆后面跳出来,奔回“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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