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徐讦


作者:刘以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离开陆沉的“孤岛”到自由区去。抵达龙泉,拿了父亲的信去见浙江地方银行董事长徐圣禅(桴)先生。圣禅先生介绍另一位徐先生与我相识,说他也是到内地去的,要我跟他同乘一辆便车(运载货物的木炭车),路上可以得到照应。这位徐先生就是徐讦的父亲,对康德有研究,也懂得一点治病的方法。在前往赣县的途中,我背部生疮,徐老先生为我敷药。
  到了重庆,杨彦歧(易文)介绍我与徐讦相识。我说出这件事之后,徐讦与我一下子就熟得像多年老友了。从那时起,我与徐讦是常常见面的,有时在心心咖啡馆喝茶,有时到新民报馆去找姚苏民谈天,有时到国泰戏院去看话剧,逢到圣诞前夕之类的节日,还在两路口钮家开派对。那一个时期,徐讦在重庆一家银行有个名义,好像是研究员,住在川盐银行的宿舍里。他住的地方,是顶楼,面积很小,低低的屋梁上,用揿钉钉着两三张明信片。明信片上是他自己写的新诗。
  在战时的重庆,我曾为两家报馆编过副刊:一家是《国民公报》,一家是《扫荡报》。当我为《国民公报》编副刊时,徐讦不但常有稿件交给我发表(譬如:他的《赌窟的花魂》曾在《孤岛》一份杂志发表,大后方读者多数没有读过,我编《国民公报》副刊,他交给我重刊),还常常介绍中央大学学生的稿件给我。在我的记忆中,写《现代作品论集》的公兰谷那时也在中大念书。公兰谷为我编的副刊写稿,就是徐讦介绍的。
  我进入重庆《扫荡报》时,工作是收听广播。《扫荡副刊》由陆晶清编辑,徐讦的《风萧萧》在《扫荡副刊》连载。
  抗日战争后期,徐讦以《扫荡报》驻美特派员的名义到美国去。到了美国,从纽约寄来一封信,写给我的哥哥与我,内容如后:

     缜
    同 兄:
     绎

    到华盛顿会见周尔勋,收到你带我之书两本及一
  本油印稿,谢谢。周君福建人,态度冷淡,似很难成熟
  友,我问他可否带点书给你,他说绝不可能,我也就算
  了。
    上次所译的《犹太的彗星》是否译好?
    托绎弟找的《烟圈》(《申报月刊》一九三四—一九
  三六年)及《阿拉伯海的女神》(《东文杂志》一九三六一
  一九三八年)有否找到?
    此三文务恳先将中文尽快的用航空挂号寄我。专
  恳绎弟为我一抄寄来,叩头叩头。寄费请先垫,以后当
  用稿费拨还。
    最近(三月后)或有便人可带一、书,我将选二、二
  本,交老曾,我希望一本给晶清,一本给《国民公报》。给
  晶清的万望同绎亲自送给她去。希望同绎肯埋头翻译
  一本。二、书用完后,谨赠绎弟。
    缜兄所约丛书事,一时实在无法,容徐图之,我下
  半年工作计划极紧张,如身体吃得消,一定可以过很充
  实的生活。我预备至少一年里停止写作,这当然是指创
  作而言。不知二位以为如何?
    我的地址:
    匆匆不一,余详老曾信中,请一阅可也。此候
  近好
                     徐讦顿首

  徐讦到美国去之后,过了一个时期,陆晶清到英国去了。《扫荡报》副刊由我接编。
  胜利后,我从重庆回到上海,先在报情做事,后来决定创办出版社。这时候,徐讦从美国回到上海了。我将计划告诉他,请他将《风萧萧》交给我出版,他一口答应。他还建议将“怀正出版社”改为“怀正文化社”,使业务范围广大些。
  怀正文化社成立前,有许多筹备工作需要做。出版社二楼是职员宿舍,有空房,我请徐讦搬来居住。徐讦搬来后,介绍他的朋友袁同庆担任发行组主任。
  徐讦交给“怀正”出版的作品,除《风萧萧》外,还有《三思楼月书》。《风萧萧》出版后,相当畅销,不足一年(从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到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印了三版。《三思楼月书》最初的打算是:每月出版一种,有新集,也有旧作。新集有《阿拉伯海的女神》(徐讦第一本短篇创作集)与《烟圈》(徐讦第二本短篇创作集)等,旧作有《鬼恋》与《吉布赛的诱惑》等。这些作品出版后,销路也不坏。那时候,徐讦心情很好,结识了一个女朋友,姓葛。当他刚从美国回来时,心境沉重,感情受到相当大的伤害。
  后来,我招待姚雪垠到出版社来居住。徐讦因为吃不惯出版社的伙食,不大住在社里了。不过,他还是常常到出版社来的。因此,也常常见到雪垠。关于这件事,徐讦曾为文叙述,刊于《知识分子》第三十五期。
  徐讦还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鲁迅先生的墨宝与良言》,也有一段文字提到“怀正”。他这样写:

    鲁迅写给我的这两幅字,林语堂先生自然是见过
  的。那幅“金家香弄千轮鸣,杨华秋室无俗声”的横条,
  我想刘以鬯也许也会记得。那时以鬯与他的哥哥同缜
  办杯正出版社,我在社中寄居过一阵,那幅字曾经在社
  中容厅里挂过。……

  相信这就是丝韦在《徐讦离人间世》一文中提到的“放在上海,可能早已经失落了”的那个条幅。
  怀正文化社原是有一些计划的,诸如出版刊物与大型丛书之类,因为时局动荡,通货恶性膨胀,这些计划都无法实现。当出版社陷于半停顿状态时,徐讦固然不大来了,雪垠也搬了出去。我自己则在徐州会战时离沪来港,有意在香港设立怀正文化社。到了香港,因为客观条件不够,此意只好打消。
  上海易手后,徐讦设有离开。过了一个时期,他到香港来了。他将《风萧萧》与《三思楼月书》交给别家书局印行。
  一九五一年,星岛日报有限公司出版《星岛周报》,徐讦是该杂志的编辑委员,我是执行编辑。徐讦在创刊号发表了两首诗,《宁静落寞》与《泪痕》。
  就在这一个时期,新加坡刘益之先生到香港来招兵买马。刘益之邀请六个工作人员到狮城去参加《益世报》工作,徐讦与我都在被邀之列。徐讦比我早几个月到新加坡去。我是六个人中最后一个离开香港的。我离港赴新时,徐讦离新回港。徐讦回港后,积极筹组创垦出版社。《益世报》(新加坡版)于一九五二年六月七日创刊,徐讦仍在香港,没有参加该报的编辑工作。《益世报》出版了几个月,因得不到读者的支持而停刊。我在星马住了五年,于一九五七年回港。回港后,每次与徐讦见面,总觉得他对办报、办杂志的兴趣依旧浓厚。
  徐讦办《笔端》,是与李吉如、黄村生合作的。《笔端》是半月刊,创刊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徐讦曾写信给我,要我为《笔端》写稿,我写了一篇《链》,刊在第三期。《笔端》编得相当好,只是销数不多。
  《笔端》停刊后,文华出版社冯若行因为计划出版一套文学丛书,要我介绍名家作品给他,我介绍徐讦与他见面。我们三人在北角云华餐厅喝过几次茶,徐讦答应将《三边文学》(即《场边文学》、《门边文学》、《街边文学》)交给文华出版。《三边文学》排印时,徐讦、冯芝行与我曾讨论过出版《七艺》月刊的计划。这个计划获得黄泠的支持后,立即展开筹备工作。第一次筹备会假苏浙同乡会举行,一切都很顺利。第二次筹备会假于仁行(现已改名“太古行”)一间俱乐部举行,参加者除我们三个外,尚有黄泠、何弢、董桥、孙家雯、林年同等人。讨论杂志的内容时,徐讦与林年同的意见未能一致,使大家担心这样的合作会产生不愉快的事情。有了这样的担忧,整个计划随之搁浅。至于那套文学丛书,虽然大部已排好,因为缺乏商业价值,也没有付印。徐讦取回《三边文学》,交上海印书馆印行。冯若行另有高就,离开文华出版社。过些时日,徐讦组织英文笔会,我也参加过几次聚餐。
  一九七五年底,忽然接到《七艺》月刊征稿函,才知道《七艺》决定出版了。徐讦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写了一封信给我,问我在“一月底前可写一篇给《六艺》月刊否?”他还说:“此刊想稍维持较高水准,不得不先由我们自己努力写一点,您如可每期写一篇短篇小说,则不但鼓励自己,亦且是鼓励朋侪之办法……”接到这封信之后,我写了一篇《评(科尔沁前史)》寄给他。他接到后,在复信中说“这是一篇很结实的文章。”我以为《七艺》很快就会出版的,想不到徐讦却在这时候到外地去了。征稿函于几个月之前发出,《七艺》却迟迟未见出版。我因为替别人在《明报》补稿,一时忙不过来,就将《评(科尔沁前史)》改在《明报》发表。徐讦从外地回来,打电话给我,我告诉他这件事。他将排好的清样交《七艺》编辑退回给我。
  之后,我与徐讦很少见面。两个月前,快报邝老总打电话给我,说徐讦病了,住律效治疗养院。我立即偕同董桥前去探望。徐讦说他患的是肺病,需要住院接受两个月的治疗。他虽然咳得很厉害,董桥与我都相信现代医药会使他很快康复。可是,令人悲痛的事情竟在十月五日发生了,张翼飞在电话中告诉我:徐讦已于五日凌晨零时五分逝世,患的是肺癌。

                         一九八○年十月十二日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第一五卷第—一期,一九八○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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