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紫与无名文学会


作者:刘以鬯

  我参加叶紫组织的“无名文学会”,大概是一九三三年春天的事。我说“大概”,因为我已记不清正确的日期。我只记得《无名文艺》月刊是在“无名文学会”成立之后出版的。
  “无名文学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能算是一个重要的团体;不过,对研究叶紫的人,这个团体的重要性,不应忽视。
  关于叶紫的生平,从《叶紫创作集》的作者小传中、从卢国庆、余起芬等人编写的《左联时期文艺界烈士传略》中、从鲁迅写给叶紫与汤咏兰的信中、从各家的文章(如夏明的“叶紫之死”、满红的“悼《丰收》的作者——叶紫、洛凡的一个战士的死——叶紫”、谷寒的“悼叶紫”等)中、从叶紫自己写的文章(如“夜雨飘流的回忆”、“我怎样与文学发生关系”)中,我们多少总还可以知道一些。可是,关于他组织“无名文学会”的资料,孤陋而寡闻的我,就没有看到过。这件事,要是没有人提的话,将来恐怕更少人会加以注意。
  叶紫组织“无名文学会”,距今已有四十五年。在追记四十五年前的旧事时,我发现我的记忆力衰退得非常厉害,有些应该记得的事情居然记不清楚了。不说别的,单是“无名文学会”这个名称,我也不敢肯定没有错。它可能叫“无名文艺社”;也可能叫“无名文艺会”,总之,我已记不完全。多年来,我一直在留意有关此事的资料,始终没有找到。在我见到的有关叶紫的资料中,不少人提到《无名文艺》月刊,却没有人提到过“无名文学会”。现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将它写作“无名文学会”,只有一个根据:出版《狂流文艺》月刊的团体叫做“狂流文学会”。当时,“狂流文学会”是与“无名文学会”唱对台的。
  《无名文艺》是一本月刊,由叶紫等人编辑,创刊于一九三三年六月。该刊由现代书局发行,印刷成本,似乎是从“无名文学会”的会员费中提出来的。《无名文艺》出版之前,叶紫组织了“无名文学会”。参加该会的人数有几十个,不足一百。所有的会员都很年轻。
  我参加“无名文学会”时,只有十四岁。那时,我在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读书,读的是初中。我常在壁报上写些短文。
  有一天,在校园里散步时,一位高班的同学忽然走来跟我打招呼。我记得他姓葛,因为他的父亲是我们那一班的算术老师。他喜欢结红领带,比我大三四岁。他问我:“想不想参加文学会?”我点点头。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份入会书,要我填妥后交给他。
  我依照他的吩咐做了。过了半个月左右,接到开会的通知。
  那一次会员大会,记得是在“静安专”举行的。静安寺是地名,也确有一坐寺院坐落在那里。这寺院虽然位于沪西最热闹地区,香火并不旺盛。直到现在,当我追忆这件事时,仍不明白“无名文学会”的会员大会为什么在庙宇里举行。
  所谓会员大会,其实并不“大”,几十个年轻人挤在寺院的客堂里,情形与上课倒也十分相似。
  开会前,有一个年轻人拿了一堆油印的文件分发给大家。
  大会由叶紫主持。他很瘦,脸色也不大好看。我不记得大会是否举行过选举,不过,我清楚记得:“无名文学会”的会长是叶紫;副会长是陈企霞。
  叶紫在会员们嘁嘁喳喳的谈话声中讲述“无名文学会”的宗旨。
  讨论会章时,有些年纪比我大的会员先后站起,好像演讲似的,发表意见。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因为那时我年纪太轻,没有勇气站起来讲话,见别人讲得头头是道,难免有些钦羡。
  就我记忆所及,当时讨论最热烈的条款是“会刊”。事实上,这也是会员们最关心的事。根据草案,“无名文学会”成立后,每月刊印会刊一本,定名《无名文艺》。讨论这个问题时,会员们的意见特别多。有人提议出三十二开,有人提议出二十四开。有人提议出半月刊,有人提议出双月刊。有人提议减少篇幅改出周刊,俾能多登有时间性的稿件;有人提议增加篇幅改出季刊,俾能容纳字数较多的作品。总之,竟见纷纭,你有你的主张,我有我的看法,七嘴八舌,声浪刺耳,像茶馆。但在表决时,还是通过了最先的提议:十六开,定名《无名文艺》,形式与当时现代书局出版的《现代》差不多。(我记忆中的情形大致这样。不过,事情距今已有四十多年,此刻记述的,可能与实际情形有出入。)
  除此之外,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叶紫与陈企霞一再鼓励会员们多写,要大家将写好的作品寄到《无名文艺》编辑部;并一再保证,编辑部同人对会员们的稿件必定优先处理。
  散会后,叶紫与陈企霞非常热情地与会员们握手,鼓励大家多写稿子寄交编辑部。
  走出寺院,我必须赶去南市。我是住在沪西的。学校则在南市的南火车站附近。从我家到学校,路程相当远,要经过公共租界、法租界、然后进入南市,通常转三次车。由于住处较远,我是在学校寄宿的,每星期回家一次: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日傍晚回校。
  那一天,开过会出来,就在静安寺搭乘电车到“新世界”;然后在“新世界”转搭无轨电车,经法租界到老西门;进入南市,转车前往学校。老西门是法租界与南市的交界处,平时畅通无阻,那一天却架起铁丝网,有几个南市的警察站在铁丝网边“抄靶子”(搜身)。这种事情虽不经常发生;却也不是完全没有遇见过。
  气氛相当紧张,每一个从法租界进入华界的人都要接受警察搜身检查。警察见我年纪小,通过“关口”时,不耐烦地挥挥手,毋须检查,就让我通过了。我走去乘搭黄包车,吩咐车夫拉去南火车站。
  到了学校,哥哥问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不但将开会的经过情形告诉他,还将那份油印的文件拿给他看。他看了,问我经过老西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抄靶子”;我说他们没有搜我。哥哥叫我以后不要将这一类的文件带在身上,最好不要再去开会。
  话虽如此,第二次接到通知后,我还是走去开会了。这一次,参加的人数似乎没有第一次多。
  这一次会员大会讨论的问题,我已记不清楚了。不过,有一件事,直到现在还没有忘记:一个伶牙俐齿的会员邀我参加他组织的“狂流文学会”。这个会员姓盛,名叫马良。
  盛马良为什么另组文学会?我不知道。对我来说,既然对文学的兴趣这样浓,多参加一个文学会,多结交一些爱好文学的朋友,没有什么不好。我答应了。
  “狂流文学会”的第一次会员大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蓬莱市场”举行的。蓬莱市场在南市,大同大学也在南市,所以我走去参加了。开会前,能说会道的盛马良在我们面前讲了几句破坏“无名文学会”的话。我年纪轻,头脑简单,不知道盛马良为什么这样讲。那时候,别的会员对盛马良的印象如何,我不清楚。我只觉得他有点油滑。作为一个小团体的领导人,他有他的小聪明。不过,与叶紫相比,差得太远。叶紫是一个真正的文人。
  “狂流文学会”的会员,大部分都是“无名文学会”的会员。我们同时参加两个文学会,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但是,两个团体的主持人似乎从此处于敌对的地位了。这种情形应该有个解释,我却不知道。现在,追记这件旧事时,我依旧不明白当年盛马良为什么要脱离“无名文学会”,另起炉灶。
  《无名文艺》月刊,是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出版的。出版后,盛马良与他的那班朋友就在我们面前讲叶紫的坏话,说叶紫自私,在“创刊号”刊登自己的《丰收》。这篇《丰收》,字数在三万五千以上,一次登完,将“创刊号”的篇幅几乎占了三分之一。
  盛马良这样讲,无非想给大家一个印象:“狂流文艺”的园地是属于会员的,与“无名文学会”的作风不同。
  《狂流文艺》月刊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出版,比“无名文艺”迟一个月,形式差不多,也是十六开;不过,内容非常贫乏,像《丰收》那样有份量的创作,根本没有。杂志出版后,盛马良与他的朋友在我们面前夸耀《狂流》的内容充实;但是,我们都在称赞《丰收》。
  《丰收》虽然受到广泛的注意,刊载《丰收》的《无名文艺》,并未受到读者欢迎。不受欢迎,可能因为杂志选刊的都是无名作者的作品,缺乏号召力。
  至于《无名文艺》出了几期;《狂流文艺》又出了几期,我都记不清了。甚至“无名文学会”维持多久;“狂流文学会”维持多久,也记不清。印象中,两种刊物好像都只出了一两期。
  当我读高中时,这两个团体已不存在。叶紫常有作品发表在其他的刊物上,后来还出版了《丰收》、《星》与《山村一夜》。除了他,两个团体的会员,包括盛马良,在那个时期,都没有什么表现。
  抗日战争期间,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日出版的“文艺新闻”里读到两篇文章,才知道叶紫在贫病交迫中死于湖南益阳。
  之后,与这两个文学团体有关的人与事,一点也没有听到。
  战争结束,我从重庆回到上海,在一家报馆编副刊。有一天,一位同事告诉我:报馆多了一个编辑,姓盛,名马良。我不相信这个盛马良就是当年组织“狂流文学会”与叶紫唱对台的盛马良。后来,在编辑会议上见面,果然就是他。他已不认识我了,因为我参加“无名文学会”与“狂流文学会”时还是一个小孩子,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不过,我是认识他的。他曾经是“狂流文学会”的会长。
  我与盛马良虽然同在一家报馆做事,见面的机会却少。他在夜间上班,我的工作是在白天做的。后来,因为自己要办出版社,分身乏术,只好辞去那家报馆的工作。这样一来,对盛马良的情形更加不清楚。在我的心目中,盛马良善于投机取巧,不是一个真正爱好文学的人,无法与叶紫相比。
  叶紫在《无名文艺》发表《丰收》之前,也是无名的;《丰收》发表后,有名了。那时候,他不过二十一岁。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能够写出这样意义深长的、有力的小说,引起广泛的注意,是必然的。他的小说写得好,主要因为生活经验丰富。在“夜雨飘流的回忆”中,他说:“什么苦都愿意吃;什么祸都不怕……”。这种倔强,使他在极困难的环境中写出了像《丰收》那样优秀的作品。
  叶紫死得太早,留给我们的作品并不多。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叶紫创作集”几乎包括了他的全部创作。数量虽少,每一篇都很结实,有份量,极富战斗性。《丰收》英译本对叶紫的作品说了这样几句中肯的评语:
  “在传达时代的脉动时,在反映当时的现实时,叶紫小说的逼真是极其可信的。”
  尽管叶紫自谦“没有技巧,没有修词,没有合拍的艺术的手法”,他的小说,无疑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收获。
  截至目前为止,只有刘西渭、曾祖荫、凌冰研究与剖析过叶紫的作品。这方面的工作,显然做得还不够。叶紫的作品要是没有研究价值的话,鲁迅也不会在《丰收》的序文中予以那么高的评价。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