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靳以写长篇


作者:刘以鬯

  前几天,在一个宴会上遇见张同先生,谈到章靳以,张先生说在重庆时曾为靳以编的副刊写过不少文章。
  张先生的谈话,使我想起约靳以写长篇的往事。
  抗战期间,靳以曾为《国民公报》编过副刊。
  赵燕声在《当代作家小传》中,说靳以“曾在战时重庆的《国民新闻》编过副刊”,是不对的。
  战时重庆并无《国民新闻》。
  葛琴选注:上海文化供应社出版的《散文选》中,说靳以“抗战后……,兼任《新民报》副刊‘文群’主编。……”
  这句话,与事实也有出入。
  战时重庆《新民报》并无“文群”副刊。“文群”是《国民公报》的副刊。
  靳以在重庆编《国民公报》副刊时,我还在上海读书。
  我进入《国民公报》编副刊时,所以已离开该报。
  靳以为《国民公报》编的副刊,名叫“文群”。我为《国民公报》编的副刊,先叫“国语”;后改“国民副刊”。
  靳以在《国民公报》编过副刊;我也在《国民公报》编过副刊,因为工作的时期不同,不能算是同事。我没有见过他。
  约靳以写长篇,是抗战胜利后的事。
  抗战胜利后,我编的“和平副刊”正在连载王平陵的《归舟返旧京》。这部小说,长达六十万字。但在报纸连载时,王平陵并不打算写那么长的。小说在报上登至第四章时,平陵就写信给我,说是写到月底结束。
  重庆报纸的副刊编辑,在决定刊登一个长篇之前,必作审慎的考虑。好的长篇,像老舍的《四世同堂》,会刺激销数上升。
  因此,接到平陵的来信后,我必须设法找一部优秀的长篇。
  在考虑这件事时,我想到靳以。
  靳以写作态度严肃,是大家都知道的。他的长篇,必可使副刊生色。
  我将这个意思讲给平陵听;平陵认为这是明智的选择。
  问题是:我不认识靳以。
  平陵跟他很熟。
  我不便贸然写信给靳以,只好请平陵代约。
  平陵告诉我:过几天会碰到他。我就将这件事托他去办。
  过几天,平陵写了一封信给我。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同绎兄:
    因为前两天为了“文协”开会,耽误了时间,有苦说
  不出,真恨!
    此刻只好在家开夜车,决拟在十月底写完,了结一
  件心愿。
    前天遇及靳以兄,他允为兄赶长篇,请见即致函复
  旦订好时间及交稿日期。
    现在先寄上第四章的一部分,约可供两天之用。
  (印星期五、六。)我拟在三天之内,写完第四章。我打算
  在星期五下午进城,和你打电话,约定时问会面。
    今天的稿件,是我的女儿送到中正路办事处的。因
  为我如果来城,大好的写作时间,又轻轻滑过了。
    专此,即颂
  文安
                     弟王平陵上

  信尾还加上这么几句:

    我总想一下寄你三万字,多登些,让读者感到满
  足。一笑。

  知道靳以已答应为我赶长篇,我很兴奋,立即写了一封信给在北碚复旦大学教书的靳以,请他将小说的第一、二章尽快寄来。
  此外,我还写信给平陵,向他道谢;同时请他再写一封信给靳以,倡一催。
  信寄出后,过了十几天,才接到靳以的复信。靳以在信中这样写:

  以鬯先生:
    来信收到了,知先生主持副刊编务,一定能编得好
  的,我近来因为课务忙,在复旦之外,对河剧专还兼了
  一点课,又因为自己的父亲故去,心中非常不愉快,一
  时没有写什么,将来写成的时候再行寄上。上次平陵见
  提起的长篇也是说将来有机会时写,因为长篇对弟实
  在是一桩极艰巨的工作,所以一时还没有写的勇气,这
  也只好有待将来了。平陵兄的快信也收到了,请在遇到
  的时候转告一声,我不再另外给他信了。匆复即颁
  编祺
                  靳以十一月一日

  这封信,与我预期的结果,完全相反。
  平陵来信中写得清清楚楚:靳以已答应为我赶写长篇,怎会忽然变卦?
  我很失望。
  平陵从南岸黄桷桠进城来,打电话给我,约我见面。我将靳以的来信拿给他看,他感到意外。
  他要再写信给靳以,请靳以实践诺言。
  我反对。
  我的理由是:别的事情可以勉强,写作绝对不能勉强。
  平陵口口声声说是靳以当面答应过的,不应该讲过的话不算数。
  我说:靳以遭父丧,情绪必低落。请他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写长篇,迹近虐待。
  靳以是个非常敬爱父母的人。只要是他的读者,都知道。
  读过“母亲的安息”的人,都能体会到他失去母亲后的悲痛。
  读过“纪念我的亡母”的人,都能体会到他失去母亲的哀伤。“远天的冰雪”是献给他的母亲的。在这本书的序里,他说:
  “……想是懂得爱自己的父母,才能懂得爱自己的友人;懂得爱别人,才能懂得爱更多的人。”
  他是一个“懂得爱自己的父母”的人;失去母亲,一如他在那篇序中所说,使他产生“无所凭附”的感觉。痛失母亲之后,他“依然太息”。所以,失去父亲,当然会令他“心中非常不愉快”。
  抗战爆发后不久,他曾在《烽火》第三期,发表过一篇小说,题名“失去爹妈的根子”;可是,到了抗战胜利时,他却变成“失去爹妈的靳以”了。
  靳以常在文章中提到他的父亲。在“父亲”中,他写父爱。在“冷落”中,他说他的“父亲是一个无神论者”。在“我的母亲”中,他说他的父亲曾经“度过多少困苦颠沛的时日”。在“医生”中,他说他的父亲“在XX住过二十年”。……
  孙陵在“浮世小品”中说靳以的父亲“曾在沈阳交通银行当经理”。又说“靳以弟兄,随家庭在东北长大,与东北关系甚深。”
  靳以虽然多产,长篇小说却写得不多。在《我与文学》一书中,他写了一篇“我的告白”。他说:“一直未曾写过一篇较长的小说来,短的小说我是写过一些的……”
  《我与文学》出版于一九三四年七月。换句话说,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之前,他没有写过“较长的小说”。他的最早“较长的小说”是《秋花》,于一九三六年出版。此外,他还写过一篇“较长的小说”《春草》与一篇很长的小说《前夕》。他曾经写过许多短篇;但长篇的数量相当少。对于他,写长篇确是“一桩极艰巨的工作”。
  唯其如此,我约他写长篇时,他就一时没有写的勇气了。
  靳以既不肯马上为我撰写长篇,我唯有请王平陵将他的《归舟返旧京》写得长些。《归舟返旧京》以抗战胜利后的陪都为题材,胜利后的陪都有不少事象可以写进小说。这一点,王平陵也承认。
  这样,《和平副刊》继续连载《归舟返旧京》。
  过了两个月左右,我离渝赴沪。
  我抵沪后,曾为沪版编过一个时期副刊。那时候听说勒以也从重庆到了上海,除了教书外,还在《大公报》编“星期文艺”。我没有忘记靳以在信中说过的那一句:“将来写成的时候再行寄上”;不过,我没有设法跟他取得联系。
  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说:靳以完成《前夕》之后,曾计划续写《大战争》。这部《大战争》是“写抗战期间的故事”的;但没有完成。于此可见,写长篇对靳以的确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