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坊桥


  常常想起虎坊大街上的那个老乞丐,也常想总有一天把他写进我的小说里。他很脏、很胖。脏,是当然的,可是胖子做了乞丐,却是在他以前和以后,我都没有见过的事;觉得和他的身份很不衬,所以才有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吧!常在冬天的早上看见他,穿着空心大棉袄坐在我家的门前,晒着早晨的太阳在拿虱子。他的唾沫比我们多一样用处,就是食指放在舌头上添一舔,沾了唾沫然后再去沾身上的虱子,把虱子夹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盖几上挤一下,“贴”的一声,虱子被挤破了。然后再沾唾沫,再拿虱子。听说虱子都长了尾巴了,好不恶心!
  他的身旁放着一个没有盖子的砂锅,盛着乞讨来的残羹冷饭。不,饭是放在另一个地方,他还有一个黑脏油亮的帆布口袋,干的东西像饭、馒头、饺子皮什么的,都装进口袋里。他抱着一砂锅的剩汤水,仰起头来连扒带喝的,就全吃下了肚。我每看见他在吃东西,就往家里跑,我实在想呕吐了。
  对了,他还有一个口袋。那里面装的是什么?是白花花的大洋钱!他拿好了虱子,吃饱了剩饭,抱着砂锅要走了,一站起身来,破棉裤腰里系着的这个口袋,往下一坠,洋钱在里面打滚儿的声音丁当响。我好奇怪,拉着宋妈的衣襟,指着那发响的口袋问:
  “宋奶,他还有好多洋钱,哪儿来的?”
  “哼,你以为是偷来的、抢来的吗?人家自个儿攒的。”
  “自个儿攒的?你说过,要饭的人当初都是有钱的多,好吃懒做才把家当花光了,只好要饭吃。”
  “是呀!可是要了饭就知道学好了,知道攒钱啦!”宋妈摆出凡事皆在的样子回答我。
  “既然是学好,为什么他不肯洗脸洗澡,拿大洋钱去做套新棉袄穿哪?”
  宋妈没回答我,我还要问:
  “他也还是不肯做事呀?”
  “你没听说吗?要了三年饭,给皇上都不当。”
  他虽然不肯做皇上,我想起来了,他倒也在那出大殡的行列里打执事赚钱呢!烂棉祆上面套着白丧褂子,从丧家走到墓地,不知道有多少里路,他又胖又老,还举着旗呀伞呀的。而且,最要紧的是他腰里还挂着一袋于洋钱哪!这一身披挂,走那么远的路,是多么的吃力呢!这就是他荡光了家产又从头学好的缘故吗?我不懂,便要发问,大人们好像也不能答复得使我满意,我就要在心里琢磨了。
  家住在虎坊桥,这是一条多姿多彩的大街,每天从早到晚所看见的事事物物,使我常常琢磨的人物和事情可太多了。我的心灵,在那小小的年纪里,便充满了对人世间现实生活的怀疑、同情、不平、感慨、兴趣……种种的情绪。
  如果说我后来在写作上有怎样的方向时,说不定是幼年在虎坊桥居住的几年,给了我最初的对现实人生的观察和体验吧!
  没有一条街包含了人生世相有这么多方面;在我幼年居住在虎坊桥的几年中,是正值北伐前后的年代。有一天下午,照例的,我们姊弟们洗了澡换了干净的衣服,便跟着宋妈在大门口上看热闹了。这时来了两个日本人,一个人拿着照像匣子,另一个拿着两面小旗,是青天白日旗。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刚刚成了过去。小日本儿会说日本式中国话,拿旗子的走过来笑眯眯地对我说:
  “小妹妹的照像的好不好?”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和妹妹直向后退缩。他又说:
  “没有关系,照了像的我要大大的送给你的。”然后他看着我家的门牌号数,嘴里念念有词。
  我看看宋妈,宋妈说话了:
  “您这二位先生是——?”
  “噢,我们的是日本的报馆的,没有关系,我们大大的照了像。”
  大概看那两个人没有恶意的样子,宋妈便对我和妹妹说:“要给你们照就照吧!”
  于是我和妹妹每人手上举着一面青天白日旗,站在门前照了一张像,当时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要这样照。等到爸爸回家时告诉了他,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玩笑着说:
  “不好喽,让人照了像寄到日本去,不定是做什么用哪,怎么办?”
  爸爸虽然玩笑着说,我的心里却是很害怕,担忧着。直到有一天,爸爸拿回来一本画报,里面全是日本字,翻开来有一页里面,我和妹妹举着旗子的照片,赫然在焉!爸爸讲给我们听,那上面说,中国街头的儿童都举着他们的新旗子。这是一本日本人印行的记我国北伐成功经过的画册。
  对于北伐这件事,小小年纪的我,本是什么也不懂的,但是就因为住在虎坊桥这个地方,竟也无意中在脑子里印下了时代不同的感觉。北伐成功的前夕,好像曾有那么一阵紧张的日子,黄昏的虎坊桥大街上,忽然骚动起来了,听说在选学生,而好客的爸爸,也常把家里多余的房子借给年轻的学生住,像“德先叔叔”(《城南旧事》小说里的人物)什么的,一定和那个将要迎接来的新时代有什么关系,他为了风声的关系,便在我家有了时隐时现的情形。
  虎坊桥在北京政府时代,是一条通往最繁华区的街道,无论到前门,到城南游艺园,到八大胡同,到天桥……都要经过这里。因此,很晚很晚,这里也还是不断车马行人。早上它也热闹,尤其到了要“出红差”的日子,老早,街上就涌到各处来看“热闹”的人。出红差就是要把犯人押到天桥那一带去枪毙,枪毙人怎么能叫做看热闹呢?但是那时人们确是把这件事当做“热闹”来看的。他们跟在载犯人的车后面,和车上的犯人互相呼应的叫喊着,不像是要去送死,却像是一群朋友欢送的行列。他们没有悲悯这个将死的壮汉,反而是犯人喊一声:“过了十八年又是一条好汉!”群众就跟着喊一声:“好!”就像是舞台上的演员唱一句,下面喊一声好一样。每逢早上街上涌来了人群,我们就知道有什么事了,好奇的心理也鼓动着我,躲在门洞的石墩上张望着。碰到这时侯,母亲要极力不使我们去看这种“热闹”,但是一年到头常常有,无论如何,我是看过不少了,心里也存下了许多对人与人间的疑问:为什么临死的人了,还能喊那些话?为什么大家要给他喊好?人群中有他的亲友吗?他们也喊好吗?
  同样的情形,大的出丧,这里也几乎是必经的街道,因为有钱有势的人家死了人要出大殡,是所谓“死后哀荣”吧,所以必须选择一些大街来绕行,做一次最后的煊赫!沿街的商店有的在马路沿摆上了祭桌,披麻带孝的孝子步行到这里,叩个头道个谢,便使这家商店感到无上的光荣似的。而看出大殡的群众,并无哀悼的意思,也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情,流露出对死后有这样哀荣,有无限羡慕的意思在。而在那长长数里的行列中,有时会看见那胖子老乞丐的。他默默的走着,面部没有表情,他的心中有没有在想些什么?如果他在年轻时不荡尽了那些家产,他死后何尝不可以有这份哀荣,他会不会这么想?
  欺骗的玩意儿,我也在这条街上看到了。穿着蓝布大褂的那个瘦高个子,是卖假当票的。因为常常停留在我家的门前,便和宋奶很熟,并不避讳他是干什么的。宋妈真奇怪,眼看着他在欺骗那些乡下人,她也不当回事,好像是在看一场游戏似的。当有一天我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时,便忍不住了,我绷着脸瞪着眼,手插着腰,气势汹汹地站在门口。卖假当票的竟说:
  “大小姐,我们讲生意的时候,您可别说什么呀!”
  “不可以!”我气到极点,发出了不平之鸣,“欺骗人是不可以的!”
  我的不平的性格,好像一直到今天都还一样的存在着。其实,对所谓是非的看法,从前和现在,我也不尽相同。总之是人世相看多了,总不会不无所感。
  也有最美丽的事情在虎坊桥,那便是春天的花事。常常我放学回来了,爸爸在买花,整担的花挑到院子里来,爸爸在和卖花的讲价钱,爸原来只是要买一盆麦冬草或文竹什么的,结果一担子花都留下了。卖花的拿了钱并不掉头走,他会留下来帮着爸爸往花池或花盆里种植,也一面和爸爸谈着花的故事。我受了勤勉的爸爸的影响,也帮着搬盆移土和浇水。
  我早晨起来,喜欢看墙根下紫色的喇叭花展开了她的容颜,还有一排向日葵跟着日头转,黄昏的花池里,玉簪花清幽地排在那里,等着你去摘取。
  虎坊桥的童年生活是丰富的,大黑门里的这个小女孩是喜欢思索的,许是这些,无形中导致了她走上以写作为快乐的路吧!

                              196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