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远方的沉樱


  回想我和沉樱女士的结识,是在1956年的夏天,我随母亲带着三岁的女儿阿葳,到老家头份去参加堂弟的婚礼。上午新妇娶进门,下午有一段空时间,我便要求我的堂的、表的兄弟姊妹们,看有谁愿意陪我到斗焕坪去一趟。我是想做个不速客,去拜访在大成中学教书的陈(沉樱)老师,不知她是否在校。大家一听全都愿意陪我去,因为大成中学是头份著名的私立中学,陈老师又是那儿著名的老师,吾家子弟也有多人在该校读书的。于是我们一群就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大成中学。
  到学校问陈老师住家何处,校方指说,就在学校对面的一排宿舍中。我们出了校门正好遇见一个小男生,便问他可知道陈老师的住家,并请他带领我们前往。这个男孩点点头,一路神秘不语地微笑着带我们前往(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那神秘的笑容)。到了这座日式房子,见到沉樱,她惊讶而高兴地迎进我们这群不速客,原来带我们的正是她的儿子梁思明。
  大热的天,她流着汗(对她初次印象就是不断擦汗),一边切西瓜给大家吃,一边跟我谈话。虽是初见,却不陌生;写作的人一向如此,因为在文字上大家早就彼此相见了。尤其是沉樱,她是三十年代的作家,是我们的前辈,我在学生时代就知道并读过她的作品了。
  1956年开始交往,至今整整三十年了。三十年来,我们交往密切,虽然叫她一声“陈先生”,却是谈得来的文友。她和另外几位“写沉樱”的文友也一样:比如她和刘枋是山东老乡,谈乡情、吃馒头,她和张秀亚谈西洋文学,和琦君谈中国文学,和罗兰谈人生,和司马秀媛赏花、做手工、谈日本文学。和我的关系又更是不同,她所认为的第二故乡头份,正是我的老家,她在那儿盖了三间小屋,地主张汉文先生又是先父青年时代在头份公学校教的启蒙学生。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话题甚多,谈写作、谈翻译、谈文坛、谈嗜好、谈趣事,彼此交换报告欣赏到的好文章,快乐无比!到了吃饭的时候,谁也舍不得走,不管在谁家,就大家胡乱弄些吃的——常常是刘枋跑出去到附近买馒头卤菜什么的。
  这样的快乐,正如沉樱的名言——她常说:“我不是那种找大快乐的人,因为太难了,我只要寻求一些小的快乐。”
  这样小快乐的欢聚的日子也不少,是当她在1957年应聘到台北一女中教书的十年里,以及她在一女中退休后,写译丰富、出版旺盛的一段时日里。
  如今呢?她独自躺在马利兰州高儿子家不远的一家老人疗养院(nursing house)里,精神和体力日日地衰退。手抖不能写,原是数年前就有的现象,到近两年,视力也模糊了,脑子也不清楚了。本来倚君在美国还跟她时通电话,行动虽不便,电话中的声音还很清晰,但是近来却越来越不行了。今春二月思明来信还说,妈妈知道阿姨们要写散文祝贺她八十岁生日,非常高兴,我向思薇、思明姊弟要照片——最重要的是要妈妈和爸爸梁宗岱(去年在大陆逝世)的照片,以配合我们文章的刊出,沉樱还对儿女们催促并嘱咐:“赶快找出来挂号寄去!”思明寄照片同时来信说:“妈的身体很好,只是糊涂,眼看不清楚,手不能写是最难过的事,我也只有尽量顺着她,让她晚年平静地过去。”据说这家疗养院护理照顾很好,定期检查,据医院说,沉樱身体无大病,只是人老化了,处处退步。
  我们知道沉樱眼既不能视,便打算每人把自己的写作录音下来,寄去放给她听也好吧!但是思薇最近来信却说:“……希望阿姨们的文章刊出录音后,妈妈还能‘体会’,她是越来越糊涂了,只偶尔说几句明白话。每次见着她,倒总是一脸祥和,微笑着环视周遭,希望她内心也像外表平静就让人安心了……”琦君最近也来信说:“稿子刊出沉樱也不能看了,念给她听也听不懂了,只是老友一点心意,思之令人伤心!”
  频频传来的都是这样的消息,怎能想象出沉樱如今的这种病情呢
  1907年出生的沉樱,按足岁算是七十九岁,但以中国的虚岁算,应该是八十整寿了。无论怎么说,是位高寿者。而她的写作龄也有一甲子六十年了。沉樱开始写作才二十岁出头,那时她是复旦大学的学生。她写的都是短篇小说,颇引起当时大作家的注意,但是她自己却不喜欢那时代的写作,在台湾绝少提起。她曾写信给朋友说,她“深悔少作”,因为那些作品都是幼稚的,模仿的,只能算是历史资料而已。她认为她在五十岁以后的作品才能算数,那也就是在台湾以后的作品了。
  可是她在台湾的几十年,翻译比创作多多,创作中绝无小说,多是散文。她的文字轻松活泼,顺乎自然,绝不矫揉做作。她的翻译倒是小说居多。她对于选择作家作品很认真,一定要她喜欢的才翻译。当然翻译的文字和创作一样顺当,所以每译一书皆成畅销。最让人难忘的当然是茨威格的《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出版以后不断再版。引起她翻译的大兴趣,约在1967、1968年间,她竟在教书之余,一口气翻译、出版了九种书,那时她也正从一女中退休,很有意办个翻译出版社,在翻译的园地上耕耘吧!
  说起她的翻译,应当说是很受梁宗岱的影响。1935年她和梁宗岱在天津结婚,他们是彼此倾慕对方的才华而结合的。尤其是文采横溢的梁宗岱,无论在写诗、翻译的认真上,都使沉樱佩服,她日后在翻译上,对文字的运用,作品的选择,就是受了梁宗岱的影响。但是在他们婚后的十年间,沉樱的译作却是一片空白,因为连续生了三个孩子,又赶上抗战八年。但是没有想到抗战胜利后,她和梁宗岱的夫妻之情再也不能维持下去,因为梁宗岱对她不忠。又和一个广东女伶结合,她的个性强,便一怒而携三稚龄子女随母亲、弟弟、妹妹来台湾,一下子住进了我的家乡头份,在山村斗焕坪的大成中学一教七年才到台北来。她并没有和梁宗岱离婚,在名义上她仍是梁太太,而梁宗岱的妹妹在台湾,她们也一直是很要好的姑嫂。
  记得有一年她正出版多种翻译小说时,忽然拿出一本梁宗岱的译诗《一切的峰顶》来,说是预备重印刊行,我当时曾想梁宗岱有很多译著,为什么单单拿出这本译诗来呢!不久前,在一篇写去年去世的梁宗岱的资料,说梁于1934年在日本燕山完成《一切的峰顶》的译作,而这时也正是沉樱游学日本,和梁同游,当然完成这部译作,沉樱随在身边,这对沉樱来说,是个回忆和纪念的情意,怪不得她要特别重印这本书呢!也可见她对梁的感情,并没有完全消失,她的子女也说,母亲对父亲是既爱又恨!也怪不得这次我向她子女索取一定要有爸妈合照的照片时,她催着子女一定要挂号赶快给我寄来。如果不是海天相隔梁宗岱已故去的话,今年也是他们的金婚纪念呢!
  在我收到的一批照片中,有几张是1935年二十四岁的马思聪、王慕理夫妇第一次到北平开演奏会,住在沉樱家一个月时合拍的。沉樱想到1935年时和故友同游的情景,如今她形单影只,怎能不有“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心情呢!
  头份如今是个有七万人口的镇,斗焕坪是头份镇外的山村,经过这儿是通往狮头山的路。沉樱把这里当做她的“有家归不得”的精神的老家。她退休后在这儿盖了三间小屋。她所以喜欢这儿,不止是为了她在这儿住了七年的感情,不止是果园的自然风景和友情,而是一次女儿思薇来信说到曾做梦回台湾时,加注了一句:“不知为什么每次做这种梦,总是从前在乡下的情景。”就是指的斗焕坪。于是她才决定在那山村中,盖了三间小屋,使孩子们有了个精神的老家,她也跟着有了第二故乡。
  她在台北居住忙于翻译出书时,总还会想着回到木屋去过几天清悠的日子,那是她这一生文学生活最快乐的时期,所以她说:“我对生活真是越来越热爱,我在这个世界还有许多事没做呢!”
  沉樱退休赴美定居后,时时两地跑,倒也很开心。1981年是沉樱回台湾距今最近的一次。1983年身体才变化大,衰弱下来。今后恐怕她不容易再有回台湾她的第二故乡的机会了,我们只希望她听了我们每人的录音,真能“体会”到和我们欢聚的那些美好的日子。

                           1986年8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