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三女子



我的曾祖母

  一年前的冬日,我陪摄影家谢春德到头份去。他是为了完成《作家之旅》一书,来拍摄我的家乡。先去西河堂林家祖祠拍了一阵,便来到二婶家,那是我幼年三岁至五岁居住过的地方。
  春德拍得兴起,婶母的老木床,院中的枯井,墙角的老瓮,厨房里的空瓶旧罐,都是他的拍摄对象,最后听说那座摇摇欲坠的木楼梯上面,是我们家庭供祖宗牌位的地方,他要上去,我们也就跟上去了。虽是个破旧的地方,但是整齐清洁地摆设着观音像、佛像、长明灯、鲜花、香炉等等,墙上挂着我曾祖母、祖父母的画像和照片,以及这些年又不幸故去的三婶的儿子、媳妇和孙辈的照片。看见曾祖母的那张精致的大画像,祖丽问我说:“妈,那不就是你写过的,自己宰小狗吃的曾祖母吗?”
  这样一问,大家都惊奇地望着我。就是连我的晚辈家族,也不太知道这回事。
  如果我说,我的曾祖母嗜食狗肉,她在八十多岁时,还自己下手宰小狗吃,你一会吃惊地问我,我的祖先是来自哪一个野蛮的省?我最初听说,何尝不吃惊呢!其实“狗是人类的好朋友”的说法,是很“现代”而“西方”的。我听我母亲说过,祖父生前有一年从广东蕉岭拜祭林氏祖词归来,对正在“坐月子”的儿媳妇说:“你们是有福气的哟!一天一只麻油酒煮鸡,老家的乡下,是多么贫困,哪有鸡吃,不过是用猪油煮狗酒罢了!”
  你听听!祖父说这话的口气,是不是认为人类对待动物的道德衡量,宰一条小狗跟杀一只鸡,并没有什么分别?甚至在那穷乡僻壤,吃鸡比吃狗还要奢侈呢!
  自我懂事以来,已经听了很多次关于曾祖母宰小狗吃的故事。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曾祖母宰小狗这回事,每一次都有更多的认识、了解和同情。
  说这老故事最多的就是二婶和母亲。三婶还健康的时候,每次到台北,都会来和母亲闲谈家中老事。老妯娌俩虽然各使用彼此相通的母语——一客家、一闽南——又说、又笑、又感叹地说将起来,我在一旁听着,也不时插人问题,非常有趣。她们谈起我曾祖母——我叫她“阿太”——亲手宰烹小狗吃的故事,都还不由得龇牙咧嘴,一别不寒而采的样子:就好像那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就好像我阿太还在后院的沟边蹲着,就好像还听得见那小狗在木桶里被开水浇得吱吱叫的刺耳声,使得她们都堵起耳朵、闭上眼睛跑开,就好像她们是多么不忍见阿太的残忍行为!
  但是,我的曾祖母,并不是一个残忍的女人,她是一个最寂寞的女人。
  我的曾祖父仕仲公,是前清的贡生。在九个兄弟中,他是出类拔萃的老五。为了好养活,他有个女性化和名字“阿五妹”,所以当时人都曾称他一声“阿五妹伯”。我的曾祖母钟氏,十四岁就来到林家做童养媳,然后“送做堆”嫁给我的曾祖父。但不幸她是个生理有缺陷的女人,一生无月信,不能生育,终生无所出。那么,“阿玉妹”爱上了另一个美丽的女孩子罗氏,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那个女孩子是人家的独生女儿,做父母的怎肯把独生女儿给“阿五妹”做妾呢?因为我的曾祖父当时有声望、有地位,又开着大染布坊,他们又是自己恋爱的,再加上我阿太的不能生育,美丽的独生女儿,就做了我曾祖父的妾了。妾,果然很快地为“阿五妹伯”生了个大儿子,那就是我的亲祖父阿台先生。
  我想,我的曾祖母的寂寞,该是从她失欢的岁月开始的。
  阿台先生虽然是一脉单传,却也一枝独秀,果实累累,我的祖母徐氏爱妹,一口气儿生了五男五女,这样一来,造成了林家繁枝覆叶的大家庭。那时候,曾祖父死了,美丽的妾不久也追随地下。阿台先生虽然只是个秀才,没有得到科举时代的任何名堂,但他才学高,后来又做了头份的区长(现在的镇长),事实上比他的父亲更有声望和地位。但是就在林家盛极一时的时候,我的曾祖母,竟带着她自己领养的童养媳,离开了这一大家人,住到山里去了。
  并不是我的祖父没有尽到人子的责任,我的祖父是孝子,即使阿太不是他的亲母,他也不废晨昏定省之礼。或许这大家庭使阿太产生了“虽有满堂儿孙,谁是亲生骨肉”的寂寞感吧,她宁可远远地离开,去山上创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天地。
  在那种年代,那种环境,那种地位下,无论如何,阿台先生都有把母亲接回来奉养的必要,但是几次都被阿太拒绝了。请问,荣华和富贵,难道抵不过在山间那弯清冷的月光下打柴埋锅造饭的寒酸日子吗?请在我的曾祖母的身上找答案吧!
  终于,在我曾祖母八十岁那年,寒冬腊月,一乘轿子,把她老人家从山窝里抬回来了。听说她的整寿生日很热闹,在那乡庄村镇,一次筵开二三百桌,即使是身为区长,受人崇敬的阿台先生家办事,也不是一件顶容易的事吧!而且,祖父还请画师给她画了这么一张像:头戴凤冠,身穿镶着兔皮边的补褂。外褂子上画的那块补子,竟是“鹤补”,一品夫人哪!我向无所不知的老盖仙夏无瑜兄打听,他说画像全这么画,总不能画一个乡下老太婆,要画就画高一点儿的。我笑说,那也画得高太多啦!
  据我的母亲和二婶说,阿太很健康,虽然牙齿全没了,佝偻着腰,也不拄拐杖。出出进进总是一袭蓝衣黑裤。她不太理会家里的人,吃过饭,就举着旱烟管到邻家去闲坐,平日连衣服都自己洗,就知道她是个多么孤独和倔强的人了。
  大家庭是几房孙媳妇妯娌轮流烧饭,她们都会为没有牙齿的阿太煮了特别烂的饭菜。当她的独份饭莱烧好摆在桌上时,跟着一声高喊:“阿太,来吃饭啊!”她便佝偻着腰,来到饭桌前了。我的母亲对这有很深的印象,她说当阿太独自端起了饭碗,筷子还没举起来,就先听见她幽幽的一声无奈的长叹!阿太难道还有什么不满足吗?
  现在说到狗肉。
  二婶最会炖狗腿,她说要用枸杞、柑皮、当归、番薯等与狗腿同煮,才可以去腥膻之气,但却忌用葱。狗肉则用麻油先炒了用酒配料煮食,风味绝佳。三婶虽是狗肉烹调家,却从不吃狗肉,她是做子媳的,该做这些事就是了。不但二婶不吃狗肉,在这大家庭里,吃狗肉的人数也不多,二婶曾笑指着我的鼻子告诉我说:
  “家里虽然说吃狗肉的人数不算多,可也四代同堂呢!你阿太,你阿公,你阿姑,还有你!”
  秋来正是吃狗肉进补的时候。其实,从旧历七月以后,家里就不断地收到亲友送来的羊头、羊腿、狗腿这种种的补品了。因为乡人都知道阿台先生嗜此,岂知他的老母、女儿、四岁的小孙女,也是同好呢!
  不是和自己亲生儿子在一起,我想唯有吃狗肉的时候,阿太才能得到一点点快乐吧?因为这时所有怕狗肉的家人,都远远地躲开了!
  据说有一年,有人送来一窝小肥狗给阿台先生。这回是活玩意儿,三婶再也没有勇气像杀母鸡一样的去宰这一窝小活狗了。阿太看看,没有人为她做这件事,便自己下手了,这就是我的曾祖母著名的自己下手宰狗吃的“残忍”的故事了。
  记得有一次我又听母亲和三婶谈这件事的时候,不知哪儿来的一股不平之鸣,我说:“如果照我祖父说的,煮鸡酒和煮狗酒没有什么两样的话,那么阿太宰一只狗和你们杀一只鸡也没有什么两样的呀!”
  阿太高寿,她是在八十七八岁上故去的,我看见她,是在三岁到五岁的时候,直接的记忆等于零。但是,如果她地下有知的话,会觉得在一个甲子后的人间,竟获得她的一个曾孙女的了解和同情,并且形诸笔墨,该是不寂寞啊!

我的祖母

  我的祖母徐氏爱妹的放大照片,就挂在曾祖母画像的旁边墙上。这张虽是老太太的照片,但也可以看出她的风韵,年轻时必定是个美人儿,她是凤眼形,薄薄的唇,直挺的鼻梁。她在照片上的这件衣着,虽是客家妇女的样式,但是和今日年轻女人穿的改良旗袍的领、襟都像呢!
  我的祖父林台先生,号云阁,谱名鼎泉,他是林家九德公派下的九世孙。前面说过,他科举时代没有什么名堂,却是打二十一岁起就执教鞭,1916年到1920年,出任头份第三任区长,在纯朴的客家小镇上,是位令人尊敬的长者。在中港溪流域,是以文名享盛誉。他能诗文,擅拟对联,老年间的许多寿序、联匾,很多出于祖父之笔。我的祖母为林家生了五男五女,除了夭折一男一女外,其余都成家立业,所以在祖父享盛誉的时候,祖母自然也风光了半辈子。
  我对祖母知道得并不多,年前玉美姑母到台北来,我笑对也已年近八十的玉美姑说:“我要问你一些你母亲的事,你可得跟我说实话。”因为我常听婶母及母亲说,祖母很厉害,她把四个儿媳妇控制得严严的,但她自己却也是个勤俭干净利落的人。听说,我的曾祖母所以很孤独地到山上去过日子,也和这个儿媳妇有些关系,因为当年的祖母,妻以夫贵,不免有时露出骄傲的神色来吧!而且我听三婶说,她的女儿秀民自幼送人,也是婆婆的主意。我问玉美姑姑,五美姑姑很技巧地回答说:“你三婶身体不好嘛!带不了孩子,所以做主张把秀凤送人好了。”其实我又听说,是祖母希望二婶生儿子,所以叫她把女儿送人的。我又问姑姑说:“听说祖母很厉害。”姑姑说:“她很能干。”能干和厉害有怎样的差别和程度,是怎么说都可以的。
  但是在我的记忆中,祖母却是可爱的,幼年在家乡的记忆没有了,却记得在北平时,我还在小学三年级的样子,祖父、祖母到北平来了。那时父亲、四叔——祖父的最大和最小的儿子都全家在北平,从遥远的台湾到“皇帝殿脚下”的北平来探亲和游历,又是日据时代,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我想那是祖母最最风光的时期了。他们返回台湾不久,四叔就因抗日在大连被日本人毒死狱中。四叔本是祖母最疼爱的儿子,四婶也因是自幼带的童养媳,所以也特别疼。过两年,祖父独自到北平来,父亲已经因四叔的死,自己也吐血肺疾发。记得祖父住在西交民巷的南屋里,我常听他的咳声,他似乎很寂寞地在看着《随园诗话》,上面都是他随手所记的批注。等到祖父回台湾,过不久,父亲也故去了。
  这时祖父的四个儿子,先他而去了三个,祖父于1934年七十二岁时去世,死时只有一个三叔执幡送终。祖父死后的年月,不要说风光的日子没有了,祖母又遭遇到最后一个儿子三叔也病故的打击,至此满堂寡妇孤儿,是林家最不幸的时期。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1936年时,台湾地震,最严重的就是竹南、头份一带。我们这一辈,最大的是堂兄阿烈,他又偏在南京工作,看报不知有多着急,那时家屋倒塌,大家都在地上搭棚住,七十多岁的祖母也一样。后来阿烈哥返台,在一群孤儿寡妇中,他不得不挑起这大家族的许多责任。
  阿烈哥说,幸好他考取了当时的放送局,薪水两倍于一般薪水阶级,负起奉养祖母的担子。他也曾把祖母接来台北居住就医过,可是她还是在八十岁上、在祖父死后十年中风去世了。她死时更不如祖父,四个儿子都已先她而去,送终的只好是承重孙阿烈哥了。
  而我们那时在北平,也是寡妇和孤儿,又和家乡断绝音信多年,详细的情形都不知道。只是祖母在我的印象中却是和蔼的、美丽的。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板桥镇上一个美丽、乖巧的女孩,她十五岁上就嫁给比她大了十五岁的父亲,那是因为父亲在新埔、头份教过小学以后,有人邀他到板桥林本源做事,所以娶了我的母亲。
  母亲是典型的中国三从四德的女性,她识字不多,但美丽且极聪明,脾气好,开朗,热心,与人无争,不抱怨,勤勉,整洁。这好像是我自己吹嘘母亲是说不尽的好女人。其实亲友中,也都会这样赞美她。
  母亲嫁给父亲不久,父亲就带着母亲和母亲肚中的我到日本去,在大阪城生下了我。父亲是个典型的大男人,据说在日本到酒馆林立的街坊,从黑夜饮到天明,一夜之间,喝遍一条街,够任性的了。但是他却有更多优点,他负责任地工作,努力求生存,热心助人,不吝金钱。我们每一个孩子,他管得虽严,却都疼爱。
  在大阪的日子,母亲也津津乐道。她说当年她是个足不出户的异国少妇(在别人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女),偶然上街,也不过是随着背伏着小女婴的下女出去走走。像春天,傍着淀川,造币局一带,樱花盛开了,风景很美。母亲说,我们出门逛街,还得忍受身后边淘气的日本小鬼偶然喊过来的“清国奴”这样侮辱中国人的口号,因为母亲穿的是中国服装。
  后来父亲要远离日本人占据的台湾,到北平去打天下,便先把母亲和三岁的我送回台湾。在客家村和板桥两地住了两年,才到北平去的。母亲以一个闽南语系的女人嫁给客家人,在当时是罕见的。母亲缠过足,个子又小,而客家女性大脚,劳动起来是有力有劲的。但是娇小的母亲在客家大家庭里仍能应付得很好,那是因为母亲乖,不多讲话。她说妯娌们轮流烧饭,她一样轮班,小小的个子,在乡间的大灶间,烧柴、举炊,她都得站在一个矮凳上才够得到,但她从不说苦。不说苦,也是女性的一种德性吧,我从未见母亲喊过苦,这样的德性在潜移默化中,也给了我们姊弟做人的道理。像我,脾气虽然急躁,却极能耐苦,这一半是客家人的本性,一半也是得自母亲。
  父亲去世前在北平的日子,是最幸福的,但自父亲去世(母亲才二十九岁),一直到我成年,我们从来都没有太感觉做孤儿的悲哀,而是因为母亲,她事事依从我们,从不摆出一副苦相,真是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了。
  我的母亲常说这样两句台湾谚语,她说:“一斤肉不值四两葱,一斤儿不值四两夫。”意思是说,一斤肉的功用抵不过四两葱,一斤儿子抵不过四两丈夫。用有实质的重量来比喻人伦,实在是很有趣的象征手法。我母亲也常说另一句谚语:“食夫香香,食子淡淡。”这是说,妻子吃丈夫赚来的,是天经地义,没有话说,所以吃得香;等到有一天要靠子女养活时,那味道到底淡些。这些话表现出我的母亲对一个男人——丈夫的爱憎之深、之专。
  现在已婚妇女,凑在一起总是要怨丈夫,我的母亲从来没有过。甚至于我们一起回忆父亲时,我如果说了父亲这样好那样好,母亲很高兴地加人说。如果我们忽想起爸爸有些不好的地方,母亲就一声也不言语,她不好驳我们,却也不愿随着孩子回忆她的丈夫的缺点。
  我的母亲十五岁结婚,二十九岁守寡,前年八十一岁去世。在讣闻里,我们细数了她的直系子、孙、媳婚等四代四十多人,没有太保太妹,没有吃喝嫖赌不良嗜好的。是母亲虽早年守寡,却有晚年之福。
  在这妇女节日,写三位旧时女子——我的曾祖母、祖母、母亲,无他,只是想借此写一点中国女性生活的一面,和她们不同的身世。但有一点相同的,无论她们曾受了多少苦,享了多少福,都是活到八十岁以上的长寿者。

                           1985年3月8日
  来领奖,正高兴可以见到八十岁的胡蝶了,却不想她因旅途不宜,不能亲自来,她给张明大姊信上说:“……早就该写信给您,可是懒得很,真是要不得。蝴蝶是虫变的,我胡蝶是懒虫变的啊!……医生说我不宜远行。近日精神很差,一切都在退化,终日不做事情都觉得很累,每天要吃几种药,离不开医生……”
  无论如何,她得此特别奖是实至名归,我们遥祝她健康!

                           1985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