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钟理和先生


  大约在两星期前,华苓打电话来说某处所选中译英的短篇小说,尚缺少本省作家的作品,要我代找。这个消息使我很兴奋,立刻就近要了文心、清文的,同时写信给肇政和钟理和先生,要他们寄几篇来选,因为他们几位都是常写小说的本省籍作家。华苓在催,但是钟理和先生的却迟迟未到,我只好选了他在《联副》不久前刊过的一篇《还乡记》凑上送去。接着他的四篇剪报寄来了,所附的信是别人代笔署他的名写的,我可以猜想到他一定是病了,因为起起倒倒对于他已经是常事了。但过了两天,却又接到理和先生的亲笔信,他说他突然病倒了,这回病得凶狠些,所以所要的剪报迟寄来,同时他又说他所选的四篇作品,在他是有意义的,因为他写的是乡土的台湾,都市的台湾自有别的作家去写。我的工作忙忙乱乱,还来不及写信谢谢他,并且告诉他说已经来不及,所有的稿子都已送走,而今天便又接到一封寄自高雄美浓镇的信,笔迹不是理和自己的,我猜想一定是他细心要修改稿件的信。接信的当时,我从木栅回来,人很疲乏,吃了午饭睡觉第一,午觉醒来才拆开信,那上面写着:

  
    海音女士:
      家父于8月3日突然老病复发,4日终于不治辞世,
    5日下午依遗言火化。事出仓猝,不能及时通知,请
    原谅。
      前些日子寄去的作品,用完后请替我寄回来,以后
    希望您仍像以前一样的照顾我们。还有好些作品没有
    出版,我希望将来能把他的作品集成一集出版。《笠山
    农场》父亲遗言要请您跟肇政叔叔设法出版,现在原稿
    在台北,已经写信去要了,接到后即将寄给您们。心里
    慌乱,言语无绪。敬祝,大安

                  钟铁民拜 8月7日


  看了这封信,我愣住了,因为理和先生的死,似在意料中,又出乎意外。他在本刊那篇万字连载《复活》是5日才刊毕,他4日已经死了,这可能是他在世所见到他的最后一篇刊出的作品,而相信他日前写来的短信,也可能是他生前写的最后的一封信。想到他和《联副》两年来的写作的关系,以及对他的敬佩和认识,似乎不会使我的心情平复,同时本刊的读者,在读了理和先生的许多作品以后,也会对这位默默一生的作者寄予无限的怀念吧!
  从理和先生的作品中,读者也会看出他是一位不快乐的作者,因为在他的作品中难得——不,简直从没有看见过“欢乐”与“诙谐”的场面,而多的是“悲悯”和“忧伤”。每读他的作品都使人心情沉重起来,有欲哭无泪的感觉。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卖弄笔墨来赚取读者的眼泪或同情的作家,而是他写作和生活的背景,正有着无限的辛酸,笔触所及,不由要流露出来。理和先生一生热爱写作,从年轻到死亡,他所写的,在情感上毫无虚构,这正应了贝多芬的名言:
  “为何我写作?我心中所蕴蓄的,必须流露出来,所以我写作。”
  但可怜的是他一直盼着有一本自己的集子出版,却到死也没有实现。
  理和先生今年四十六岁,一生除了热爱写作外,没有辉煌的记历和学历,而更不幸的是十几年来一直在和肺病搏斗。他在第一次通信上便沉痛地写说:“我在一个人生涯中最为有用的少壮之年便罹此疾,空让大好时光虚掷,自思此生已无多大希望,今后倘能当名小卒,呐喊呐喊为文坛添点热闹,于愿足矣!”
  然而这点愿望也不能让他完全地达到,他还有些作品尚未发表,但当我们再读到他的作品时,这个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
  钟理和先生的平凡(也不平凡!)的一生,是这样的:
  他的学历仅仅是日据时代的高小毕业再上一年半的村塾(读汉文)而已,而实际上,村塾所读的汉文,对于他后来的写作,并没有什么大帮助,因为当时所读的都是古文。在日据时代,政治环境是那样地恶劣,一切条件都不适合一个人成为一个中国文的作家,所以他有了今天的成就,除了酷爱文艺的起码条件以外,还是有赖于他个人的遭际。
  他自己曾说过他的写作生涯的最初动机:

      我少时有三个好友,其中一个是我异母兄弟,我们
    都有良好的理想。我们四个人中,三个人顺利地升学
    了,一个人名落孙山,这个人就是我。这事给我的刺激
    很大,它深深地刺伤了我的心,我私下抱定由别种途径
    赶上他们的野。心。这是最初的动机,但尚未定型。

  他在高小读书时,借着由父亲手里得到的一点点阅读能力,热心地浏览中文古体小说,一部《杨文广平蛮十八洞》,可以说是他启蒙的中国小说了。后来他进入村塾后,阅读能力提高了,随着阅读的范围也增广了!举凡当时能够搜罗到手的古体小说,莫不广加涉猎,后来更由高雄、嘉义等地买来新体小说。当时祖国大陆上正是五四之后,新文学风起云涌,当时很多名作家的选集,在台湾也可以买到。那些新文艺作品,几乎使他废寝忘食地倾读着。于是在熟读之余,便也偶尔拿起笔来写。有一次他把改作后的一篇短文拿给他的兄弟看,他默默地看过后忽然对理和先生说:“你也许可以写小说。”他虽然不明白兄弟的这句话,究竟是出于无心还是有感,但对理和先生来说,却是一句重要的话。以后他的兄弟到台北到日本,都常常给他寄来文艺理论的书籍。他兄弟的这种做法,使他不断地和文艺发生关系,他后来从事文艺工作,兄弟的鼓励有很大关系。
  但是把他更驱向文艺的,却是他的婚姻!
  当理和先生读完了一年半的村塾,第二年他十九岁,家里从屏东县迁到现在的地方来开拓山林,而就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个农场的女工平妹,并且爱上了平妹,不幸的是女工也姓钟,同姓联姻,在本省是大忌,他自述说:

      我们受到旧社会的压力之巨和为贯彻初衷所付的
    代价之巨,是无法形容的。这是我生平的又一次刺激。
    被压迫的苦闷和悲愤,几乎把我压毁。这时候我兄弟的
    那句话开始对我发生影响了,我借笔墨来发泄蕴藏在
    心中的感情的风暴。这思想把我更深地趋向文艺。由此
    时起,要做作家的愿望开始在心中萌芽了。

  1938年夏天,他只身跑到中国的东北,1940年便回台湾把他的平妹带走。平妹也就是他的妻,这个结合对他太不容易了。而平妹呢?在贫病交迫的日子里,她勇敢地又背起了犁耙回到农场,现在她还是一个耕种着四分田和养着几只猪的农妇。读者在理和先生的作品中,早已看到一个那样忍耐着丈夫的病、家庭的贫的主妇,如果说平妹嫁给理和先生没有得到什么吗?她得来的却是全部的爱,一直到死!现在他们有四个孩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国校,两个还小,生活一直不如理想,理和先生死了,更不堪想象。
  二十年来,理和先生并没有过一个固定的职业。当他1938年到东北去,是做着驾驶汽车的工作,后来在公司里工作。1941年,他们移居北平,在文化古城中加强了他要做作家的愿望,虽然他的工作一向没有和“文化”有关,他在北平经营的是“煤炭零售商”!但是他几乎把全副的精力花在写作和自修上了。
  最不幸的是他的病。1946年他回到台湾来,初担任县立初中代用教员,但转过年的年初就得病,后来进松山疗养院,开刀切去了七条肋骨,一个人只剩半个了!这期间他没有写作,但是1950年出院回到乡下的家里,便在疗养中继续他热爱的写作。这时好像完全达到他的夙愿了,因为事实上他不能担任任何工作,看书、写作,不正是他所希望的吗?然而时好时坏的病体,实在是在挣扎中生活的。
  在这种情形下,他的笔触何来幽默与欢乐?但是他从不发牢骚,本着他热爱文艺的意志,尽情地写作下去。平妹,下田种着地,上山砍着柴,她也从不抱怨。
  理和先生在病后的作品多属短篇,而且也多在《联副》发表,其他刊物如《自由青年》上也间或发表一两篇。唯一的长篇小说《笠山农场》是曾得文艺会奖的,但一直不得机会出版单行本。
  一个一生的精力付诸写作的人,盼望着有一本自己的集子出版,该不算奢侈吧,但是一直到死,理和先生的小小愿望就没有达到,但是谁又想到他这样突然地离去了呢?
  不久以前我曾在通信中向理和先生谈及说,台北的西区扶轮社(全部本省籍会员)对于本省的文化年年都奖励,我很想建议他们掏出点钱来出版一本省籍作家的作品合集。理和先生很高兴,写信频频询及,但是我还没碰到什么机会向什么人去讲呢,理和先生已经不在世了。他临死的遗言要肇政和我帮他出版集子。对于这样一位作家,我们应当尽力而为,为了安慰他,也为了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事。

                           1960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