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逊:当代的批评理论大师

  在西方学术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名字几乎无人不知。去年一位从美国访学归来的朋友对我说,他曾询问圣地亚哥加州大学英文系的几位教授,“目前在美国学术界,谁排第一位?”这些人想来想去,最后一致认为:“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他是第一号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家。他的影响与德里达旗鼓相当。”确实,只要你阅读当前的批评理论著作,从文学到社会学再到文化研究,詹姆逊的引用率总是最高的之一。关于研究他的专著已有多种,以他为题作博士论文的亦不鲜见。实际上,詹姆逊在我国学术界也相当知名,他的著作已有九部翻译出版,据我所知至少有3人以他为题写了博士论文。
                 
  詹姆逊博学强记,曾留学法国和德国,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他善于吸收其他人的理论,但决不生搬硬套,而是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他不像有些理论家,固守自己的一套理论,不断为自己辩护而不求创新。在年近70岁的今天,他仍然关注社会文化的最新发展,提出新的问题,并进行新的探讨。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过程。他早期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形式》(1971)首先摆脱了传统的文本解读方法,将形式的构成和文学的内在逻辑结合起来,赋予形式以具体的内容(一个时代的范式,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或逻辑),从而辟出了一条文学与社会尤其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新的途径。
                 
  他最重要的作品是《政治无意识》(1981),正是这部作品奠定了他在批评理论界的地位。在这部作品里,他以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历史观为指导,将一切文本(包括批评之批评的文本)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提出了独特的解释文学作品的叙事分析方法:叙事艺术是人类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人们通过叙事方式去了解历史,形成历史的叙事,但历史既指事件也指存在方式,由生产方式决定,因此必须认识主体对过去的理解和阐释行为,因为阐释行为本身也是叙事,是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体现;文化制品和叙事形式本身形成“形式的意识形态”。《政治无意识》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政治无意识”这一概念也变成了一个经典概念。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所谓的后现代时期。作为一个富于总体观照的批评家,詹姆逊经过近10年的潜心研究和观察,从文学研究转向了文化研究,写出了宏篇巨作《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991),通过以辩证的方式分析文学、绘画、建筑、音乐和电影等大众传媒及大众文化制品,对生产方式与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对历史意识和时空变化的关系,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述。
                 
  这期间,由于消费社会所引起的媒体和大众文化的发展,詹姆逊对文化研究倾注了更大的心血。他认为,整个文化现在正经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从以语言为中心转向以视觉为中心。电视、电影、以及电脑的发展,具有“后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时间性,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有最短暂的闪光,但一切事物都不会有长时间重大的滞留,虽然它们不断地产生和消亡。于是,詹姆逊断言,现在一切都服从于时尚和媒体想象的不断变化。以视觉为中心的文化将改变人们的感受和经验方式,从而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所以从90年代开始,他非常重视影视文化,重视影视文化的内在逻辑,因为他认为它们更能向我们展示文化意识中的经济、权力和政治与生产方式的关系。出于这种考虑,他先后出版了两本论述电影的著作:《可见的签名》(1990)和《地缘政治美学》(1992)。
                 
  纵观詹姆逊的思想发展,可以说他经历了从文学到文化、从批评到理论的过程。虽然他的作品内容和分析论述多有变化,但辩证法和历史观却始终如一。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利用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并不完全赞同),并不意味着我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一切理论和方法都可以为之所用,关键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生产方式决定意识形态的关系,因此生产方式影响一切意识形态的产品,包括文学作品和思想理论;但以前马克思主义批评多从某个阶级出发来分析客体,不注意从资本和价值或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进行分析,因而具有简单的对应性。而在后现代时期,必须从资本主义制度出发,从资本本身的运作来分析,所谓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实际就是资本运作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把握这种关系,就难以进行理论阐述,而只能停留在表面上的观察和理解,无法深化对社会文化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