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一柄双刃剑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的《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在当今世界反全球化的潮流当中,属于比较醒目的一朵浪花。
                 
  从全书的内容来看,作者所批判的全球化实际上是指在两大国际经济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掌控之下,按照“华盛顿共识”所推进的全球市场化和金融一体化。作者根据其丰富而又独特的工作履历,对于90年代以来两大国际经济机构在俄罗斯转轨过程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所提出的政策主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
                 
  对于俄罗斯的转轨,作者深刻地认识到市场原教旨主义往往简单地把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机制概括为价格机制,忽略了价格机制得以正常运作所必须的前提条件:能够大大降低交易成本的一个以信誉机制为基础的交易网络和一套规范政府和公众之间关系以及不同民间经济主体之间关系(包括市场交易双方之间关系和公司内部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的法制构架(包括适应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律、立法程序和司法及执法机构),忽略了对这个交易网络和这套法制构架的性质和形成机制的研究,从而大大低估了转轨的艰巨和复杂。
                 
  市场原教旨主义分析价格机制时的隐含的市场,实际上是一个交易成本为零的拍卖市场,然而实际生活中很少有这样的市场。因此,实际生活中的交易者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包括寻找交易对象的搜索成本,签约前的谈判成本和签约后的履约成本),往往形成比较稳定的交易关系(包括稳定的交易对手和稳定的交易场所,以及稳定的商业组织)。全体交易者从降低各自的交易成本的目标出发,通过反复的耗时的试错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同交易者之间的博弈过程),包括对不讲信誉者的发现和排斥过程,最终将自发形成以信誉机制为基础的均衡的交易网络。这个网络也许具有最低的交易成本,因此是稳定均衡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有效率的讲信誉的商业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构成网络中的重要结点。这个网络的有效运行有赖于一套信誉机制,即经济主体重承诺讲信誉的普遍性习俗。在契约双方的履约行为不可能同时同地进行时,这套习俗的形成和维持是极为重要的。同时,为了降低广义的交易成本(不仅是纯粹发生在交易中的搜索、谈判和履约成本,还包括确立和维护产权的成本),社会还必须经过一个往往是耗时的博弈过程,形成一套规范政府和公众之间关系以及不同民间经济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制构架,包括适应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律、立法程序和司法及执法机构。离开了这样一个交易网络和这样一套法制构架,单凭私有制和交易者的定价自由,是不可能形成有效率的市场经济的。
                 
  作者根据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大量事实,尤其是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令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以及马来西亚,中国坚持相对独立的金融货币政策所造成的相对比较好的结局,强调了不受限制的资本跨国自由流动对于发展中国家所可能造成的危害。市场原教旨主义忽视了资本市场中的大量的投机因素,误以为资本流动自然会趋向贫穷落后的地区或国家,消除那儿的落后状态。其实资本的跨国自由流动往往导致资金从落后地区和国家流向发达地区和国家,留下的只是贫穷与落后。
                 
  作为信息经济学的重要领军人物,作者深深懂得市场机制的种种失灵现象,懂得政府所应当发挥的作用。从基本层面的基础理论出发,他坚决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那种认为只能通过市场解决各种问题的见解,要求政府在纠正市场机制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作者并没有一概否定全球化,只是希望能够在缩小富国与穷国,富人与穷人之间差距的目标之下推进全球化。这种观点无疑是准确无误的,作为进出口贸易的结果的全球化,确实为不少地区和国家带来丰硕的收益,但同时也为另一部分人带来了不幸和苦难。因此如何发挥全球化的正面作用,避免它的负面影响,就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作者这本书为后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很好的依据和出发点。
                 
  自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先生提出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来论证国与国之间开展贸易的巨大利益以来,经济学家一直面临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巨大鸿沟:从理论上讲,自由贸易总归会给双方带来更大的收益;但是在实际当中,有时确实使双方受益,有时又造成双方两极分化。全球化表现为一种双刃剑。问题是在什么条件之下会出现双赢的局面,而在什么条件下却只能是零和的博弈?作者的这本书有助于我们在解答这个难题的道路上能够扎扎实实地前进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