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争史:中国现代文学的“结”

  鲁迅先生曾说只要“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漫骂,诬陷的。”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可能是最争议叠出、众声喧哗的,有那么多的问题和不同的意见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涌现出来。手头的这本《文学的消解与反消解——中国现代文学派别论争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就是一本关注现代文学三十年论争史的书。
                 
  该书是复旦大学教授吴立昌带领他的几位博士完成的一本文学史论集,分上中下三编,以时间为序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其中上编主要是新旧文学之争,上启晚清文学变革中的文白之争,继之以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文学有无功利之辩,主体是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学和杜亚泉、学衡、甲寅等派的论争。中编主要讲述新文学阵营内部的论争,包括著名的左翼作家与新月派的争论,京派和海派的争论等等。下编主要是左翼文学内部的论争。从这样一条线索当中我们似乎可以捕捉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一个隐约的脉络,这个争论的范围其实是在不断缩小的,由中、西、新、旧的对抗到新文学内部就文学观念、创作风格的调整,再到左翼文学的一统江山。文学史格局在看似热闹的争论中慢慢缩小,最终走上了一条逼窄的道路。
                 
  这本书换了另外一个角度来重新看待1918-1948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它拨开纷繁复杂的文学史的迷雾,以文学派别论争的线索串接起了现代文学史,直面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结”。比方文学与现实功利和非功利审美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取舍等等。这些论争的核心议题在当时就曾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并长久笼罩着之后的文学创作研究。大半个世纪以来,学界都没有完全冲出这些命题中的困境。
                 
  本书在反思五四以来新文学史的同时,也进一步反思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对于五四的反思。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富于热情和才华同时具备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深厚造诣的前辈们曾经那样不遗余力地寻求答案。但是当争论的风云在历史的沉淀中逐渐消散后,他们留下的文字告诉我们,也许文学史本身的问题并不在于寻找一个完美的正确答案,而在于寻找中的态度和思维的方法,这才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正像本书作者在绪论中总结的那样,“三十年的文学派别论争,不仅在内容方面有迹可寻,而且在思维方式、批评方法方面也有不少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遗憾的是此后的文坛,不仅没有对以前论争中许多负面效应有所遏止和克服,而且一犯再犯,以至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比如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比如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批评方法;比如缺乏理智和宽容的态度等等。同中国现代文学在争吵的硝烟中痛苦挣扎的三十年来说,这些与三十年的论争始终相伴随的问题倒深深地渗透进了民族的思维方法和文化心理中,给民族文化带来更深更长远的问题。这也许是本书给我们的真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