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每一种生存方式

  大凡写小说的,都会看重自由。我们经常说,要自由地写作。这是一种尊重个性的表现。尊重写作中的个性,我们的小说才不至于千人一面。但还有比写作的自由更大的自由,那就是生存的自由。小说家在获得了写作的自由后,理应去关注更大的自由,往大了说,这是一个小说家必不可少的精神使命。最近相继读到一些小说,作家们仿佛是预先约定了似的,大多表达了对生存自由的兴趣。
                 
  汪晟的《子非鱼》(《大家》2004年5期)传神地塑造了大舅朱云鹤。朱云鹤在世俗人的眼里肯定是一个一生都倒霉的人,他出身于富裕之家,聪明绝顶,可他不把聪明用在正经地方,却痴迷于玩棋,按古训真的是玩物丧志,全部家产都被他折腾掉了。而他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却又在关键时刻当了逃兵,胜利的果实从此与他毫无关系。特别是在他的晚年,中央和省里的高官体恤式地下到乡里,来看望他这位当年游击队时的上级时,人们一定会为朱云鹤的潦倒一生而扼腕叹息,但是朱云鹤面对高官们的抚慰和乡亲们的惋惜时,说出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这句话出自古代大思想家庄子之口,作者深得其中三昧,他的小说是在把这句话的玄思洇化到历史、人生之中。朱云鹤的生存方式是独特的,而这种独特性又把头脑中固化的历史图景拆解了,揭示出历史生存方式的多种可能性。编者在谈到这篇小说时,认为主人公朱云鹤“独特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也许是一种境界,也许是一种逃避”。这种犹疑不决的判断方式首先说明了我们的生存方式应该具有多种可能性,因为生存方式的多种可能性,也才会产生多种价值判断的可能性。而问题还在于,我们是否有必要对这种多种可能性作出价值判断?你能说谁的生存方式就是最好的吗?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尉然的《菜园俱乐部》(《莽原》2004年5期)也涉及到生存哲学的命题,一开始就为我们描绘了农民陈世清的幸福感,他的幸福感来源于他的菜园,他只有与他的蔬菜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会滋生出幸福感。但是这种幸福感背后已经隐含着悲剧了,因为离开了菜园,陈世清就无所适从,也不是陈世清无所适从,而是他的生存方式不被他人所接纳,于是他成了被人愚弄的对象。粗看上去,陈世清有点像鲁迅笔下的阿Q,但实际上陈世清要比阿Q伟大得多,因为从生存哲学上看,陈世清有着自己的精神世界,而阿Q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自己的精神世界。陈世清不屑于去计较别人的愚弄,他把菜园当作自己的幸福王国,有了这个幸福王国,世俗的一切烦恼都可以抛之脑后。真正的悲剧性在于,陈世清的独特性不会被人们理解。作者最后写到村里人瓜分了陈世清的菜园,我以为这是最点题的一笔,我真的不敢想象,陈世清回来后看到他的菜园消失了,他还如何继续生存下去。放大了说,我们民族的悲剧就在于不能理解每个人自己的“幸福王国”,哪怕这个幸福王国只是一个小小的菜园俱乐部。在现实生活中,不是经常发生理直气壮地摧毁他人的“菜园俱乐部”吗?
                 
  池莉的《托尔斯泰围巾》(《收获》2004年5期)和舟卉的《红玉簪》(《作品》2004年9期)都采用了寓意式的手法。托尔斯泰围巾和红玉簪这两个物件,虽然两位作者都没有以故意渲染的方式加以强调,但无疑在各自的小说中都起到点穴的作用。这两个物件可以说代表了两种生存方式。红玉簪暗喻着女性的悲剧命运,而托尔斯泰围巾则把一种精神期待编织了进去。舟卉写的是一篇意象型的小说,整篇小说都是在为我们烘托一种神秘阴郁的意象,也许这种古旧宅院的寡妇少女的凄凉故事我们已经听得太多,所以这篇小说让我感兴趣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它的意象。《红玉簪》的故事多少有些死寂,而池莉的小说则把我们带回到现实。写日常生活,写身边琐事,这本来就是池莉所擅长的。她把我们带到汉口的一个居住小区,守传达室的寡妇,装修的民工,还有互相算计着的邻居,这些仿佛就是我身边常见到的人和事。但为什么是托尔斯泰围巾,池莉好像完全忘记了这个题目,直到故事讲了一大半,我们才发现那位老扁担的脖子上围着一条华贵的围巾,这条围巾戴在收破烂的老扁担身上,和他一身臃肿破旧的棉袄棉裤配在一起,也许显得非常滑稽。小说最后才点题,老扁担非常喜欢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学托尔斯泰的样子弄了一条长围巾戴着。于是池莉将这条围巾命名为托尔斯泰围巾,这显然是对一种稀有的生活方式的命名,这样的命名代表了一次庄严的仪式,因为在我们的连卖破烂的斤斤两两都要计较的日常生活里,恐怕难以注意到这样一条围巾,池莉赞美它“是一点人工色彩,是一段春种秋收之外的童话”。事实上,老扁担并不是这篇小说的全部,像这种象征比喻的手法在池莉的小说中更是少见,也许,作为作家的池莉确实被生活中的一种稀有的生活方式感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