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行》:隐喻与自省

  近年来,以知识人为表现主体,展现学院知识分子生存现实的小说相继出现,如张者的《桃李》、南翔的《博士后》、方方的《树树皆秋色》、叶开的《三人行》等。相较而言,叶开的《三人行》(刊于2004年第1期《小说界》)总体看来较为突出,它以隐喻的形式从更深层面对当下消费社会学院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和自我变异进行了揭示和批判,因此这一文本构成了对学院人生有深度、有意蕴的表现和书写。
                 
  小说《三人行》从叙事的直接形态看,它主要讲述了三个人(一男二女)的故事,即大学教师梅子川和两个女研究生安可和周晓萍之间的或明了或暧昧的关系。透过叙事表象,不难看出小说的主旨在于揭示学院知识分子在消费主义和市场经济主宰的社会中生存的困境与迷惘,呈现了他们在世俗与精英、欲望的诱惑和坚守的尴尬之间的生存结构。为增强文本的可读性,作者运用多重隐喻的方法建构文本,文本的题目本身就是隐喻,其中的故事和人物本身也都带有隐喻特征,蕴含特定的象征意义,三人行的关系使人物之间充满张力,三个人都是承载着特定内涵的表意系统和表意符号。
                 
  《三人行》这一文本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在于它对学人普遍的生存困境的隐喻书写和深度揭示,同时还在于它对学院知识分子在生存状态进行审视与透析,从而对知识人自身的变异进行了消解与批判。
                 
  西方一些研究知识分子的学者对知识分子的生存进行历时性考察,他们认为,大学的普及(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使知识分子由从前的自由漂泊进入了安稳固定生存状态,开始了学院人生,“沿着一条笔直而又狭窄的学术之路前行”。随着知识分子职业化,受学院体制和环境的规约和浸染,知识人这一“想像的共同体”逐渐发生了变异。除了承袭自由、独立、批判的人文精神和知识分子传统外,这一群体亦出现不同的变体,《三人行》即表现了学院中不存在形态、不同人格类型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依然坚守自由、独立与追问精神的学人,同时亦有权力型专家、知识型官僚,还有具有投机性人格的“乖巧学究”(鲍曼语),以及混迹于学人中的非学人。如果说《三人行》通过三人关系的隐喻形象揭示了知识人的外在生存困境,那么小说通过对梅子川学院事业发展和学术生涯上不断受挫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深刻揭示和批判了现行学院式以技术理性为显著特征的僵硬单一的评价体系,这一僵硬体系与变异知识人共同制造了知识分子在学院围墙中的内在生存困境,使学人的生存具有浓郁的荒诞色彩。社会转型和职业分工、学院划分过细化发展,导致知识分子从“普遍知识分子”向“特殊知识分子”(福柯语)即后现代所谓的专家型知识分子转化变异,同时还有中国传统文化负面效应对中国知识分子人格构成的影响,二者共同作用生成学院里的权力化现象。
                 
  《三人行》通过对学人中存在的权力型专家和乖巧型学者等的批判,揭示了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不同侧面及表现形态,亦在某种程度上批判了现行学院体制和文化活动中的弊端,在对学院内部运行规则的透视中批判了当下社会技术理性盛行造成的知识人的生存困境。通过对学院知识分子变异和对精英特质的疏离的揭示,批判了现代知识分子在学院文化体制自身的某些缺失和弊端下衍生而成的并不现代的丑陋人格。该文本旨在为高墙内学院知识分子的生存祛魅,消解其头上的光环,从而彰显知识分子的自我批判的立场和学人小说所应有的批判精神。
                 
  《三人行》无疑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学人小说,作者以举重若轻的叙事方式对知识人精神困境给予了深度揭示,对当下知识界所存在的某些潜在文化危机亦给予了敏锐的警示,直击知识分子已蒙尘的心灵,是颇具意义深度的小说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