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鸟》从非常发现日常

  非典是震撼全球的大事件,它一方面凸现了全球化时代日常生活的脆弱性,显示了全球化的某种弱点和盲点;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一个社会内部的高度的复杂性所造成的问题。它的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它乃是从负面突破了原有的内部与外部的界限,使得全球化的真实如此具体而微地可以感知。张尔客的小说《非鸟》是最近关于非典的小说中引人注目的一部。它将非典放在日常生活层面进行了深入的透视。
                 
  非典将日常生活戏剧化为一种尖锐的,意想不到的挑战,而当下人生的脆弱性也就此暴露无遗。张尔客正是从这个角度提供了一种对于非典时期生活的独特观察。张尔客将一些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中国崛起的“中等收入者”的形形色色加以勾画,透视了日常生活的种种隐秘的故事。这种表现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独特性的显现。
                 
  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一方面是中等收入者的历史性崛起和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中心地位,成为最近中国在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中的支配角色;另一方面,伴随着全球消费主义的流行,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张尔客的长处就是,他从非典出发表现了这种中等收入者的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和脆弱性。这里的一个中心的话题是“欲望”。三对男女的尴尬和危机几乎都是被欲望左右拨弄的结果,欲望似乎成为了这些中等收入者的生活的基本理由,而其他的追求都和欲望有不可脱离的关联性。在这里,身体的表现被作为一种无法压抑的存在被反复强调。无论是肖桦的偷情、黄浦的艳遇还是侯一石的感情其实都离不开欲望的表征。
                 
  在整个中国新文学史上,身体的欲望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中。但伴随着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的加快,身体的欲望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新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现。90年代后期以来,消费主义又将“身体”转化为一种时尚和流行的话语而浮现在文化和社会中,身体和欲望得到了消费化的表达方式而具有了非常具体的展现,这种展现不仅仅存在于大众文化之中,也存在于文学之中。原有的表达宏大叙事的“纯文学”无法摆脱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颓势,而一种消费性的,类似“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开始迅速成为日常文学生活的主流。
                 
  但在张尔客这里,这种欲望满足的“身体”突然在非常时刻凸现了它全部的脆弱性和面对的巨大的风险,凸现了社会和秩序对于身体的制约和控制。肖桦的偷情本来是和社会生活脱节的隐秘的“私生活”,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他的偷情获得的满足和他在家庭和企业中的角色完全脱离,他在其中游刃有余,悠游自在。但非典突然摧毁了这一切,他的这种隐秘生活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这也最终结束了他的社会生活。而黄浦的艳遇在突然降临的隔离中变成一场噩梦,他的生活的支撑被意外所摧毁。这些戏剧化的表现都通过社会性的非典对于身体的直接的干预和冲击,将原来脱节的身体与社会、个人与社会作了前所未有的新的连接。
                 
  我们发现,在张尔客这里,身体的独立性原来如此虚幻和片面,如此的没有任何合法性。它一旦浮现于社会生活中,就造成了生活的崩溃和瓦解。这些表现都说明,身体其实有其限度,不可能超越社会的规范存在。而个人的私生活又如此地和社会不可分割。这里张尔客显示了一种超越性,既超越传统的对于身体的压抑,也超越对于身体的放纵。他让身体在非常时刻重归社会,没有身体不可能有社会,但没有社会制约的身体也是一种危险和失控。张尔客的启示其实非常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