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杨绛译本独好

  自1990年代中期至新世纪之初,我们国内的《堂吉诃德》中译本骤然增加了七、八个,去年秋北京一家出版社又推出了一个《堂吉诃德》新译本,引起人们的注意。今年5月初,在诺贝尔文学院和瑞典图书俱乐部联合举办的一次民意测验中,来自世界54个国家的一百名作家推选《堂吉诃德》为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虚构作品,这为《堂吉诃德》热再次锦上添花。时隔两周后的5月22日,上述新译本在北京召开了新书发布会,一时间,关于《堂吉诃德》的译本问题又被议论得纷纷扬扬。我作为最早出版杨绛译本《堂吉诃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愿谈谈人文社出版该书的前前后后,披露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以及这个译本的主要特色。
                 
  这事得追溯到50年代末,也就是1957年。当时国家计划翻译出版“三套丛书”(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成立了“三套丛书编委会”,《堂吉诃德》被列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选题之一,“编委会”的负责人、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因读过杨绛先生译的法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对其译笔大为赞赏,于是就决定请杨绛先生重译《堂吉诃德》,并告诉杨绛由她自己决定从哪种文字转译都可以。杨绛先生一直是研究西洋小说的,这次翻译和研究《堂吉诃德》,是研究所安排给她的科研项目。先生找了《堂吉诃德》三个英译本和两个法译本进行比较和研究,发现这几个译本各有所长和不足,很难确定用哪一个更好。为了更为忠实地译介这部世界文学名著,她毅然决定从西班牙文直接翻译。已经精通英文和法文的杨绛先生,此时又开始下苦功夫自学西班牙语。她学习西班牙语,目的只是为了翻译,她认为她没有必要学习口语。她是一个文学作品的翻译者,不是口译者,这两者的要求不同。杨绛从60年代就开始着手翻译,“文革”中尽管译事几度中断,但她自学西班牙语却始终坚持不辍。将近20年后的1977年5月,她将《堂吉诃德》全书译稿交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这是国内第一个从西班牙文直接翻译的中译本。
                 
  该译本初版于1978年3月,1979年10月又重印,仅这两次印刷印数即为20万套。之后的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系杨译本一枝独秀的时代,其旺销之势态自不待言。即便到了90年代中后期,有那么多《堂吉诃德》版本同时并存的情况下,杨绛译本的发行量还是遥遥领先的。20多年来,杨绛译本《堂吉诃德》先后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本、“青年文库”本、“外国古典文学名著选粹”本、“世界文库”本、“名著名译”本及“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本等多种形式出版,总印数达60余万套。
                 
  杨绛译本出版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因而关注的人也最多。作为出版社编辑,我曾将译文和原文做过对照。杨绛的译笔虽然灵活,译文却是一句叮一句的,非常忠实。她译文中的注释缜密而丰富,这显示了她广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如对书中大量谚语的注释,往往举一反三,并标明典出何处。不仅补充了人物未说完的谚语,还能举出类似的谚语,并且标明典出何处。更令人敬佩的是,她多处引用了西班牙最早的骑士小说《阿马迪斯。德。高拉》和《骑士蒂朗》中的典故和事迹,而这两部书,前者至今没有中译本,后者直到90年代中期才有中文版。杨绛先生为了翻译和研究《堂吉诃德》,当时就已经研读了这两部书的原著。
                 
  杨先生翻译《堂吉诃德》所依据的“马林编注本”,对当时的语言和风土习俗深有研究,有的字词在当时当地作何解释,和普通词典上的解释有所不同。这里可举一例说明:《堂吉诃德》第一章开篇第三句话是:“他日常吃的沙锅杂烩里,牛肉比羊肉多些……”最近出版的新译本中译的是:“其锅里煮的是牛肉,而不是羊肉。”究竟是“牛肉多羊肉少”还是“只有牛肉没有羊肉”?杨先生所依据的“马林编注本”对这句话却注得很清楚,注释中还引用了一句西班牙成语“绅士吃的沙锅杂烩,牛肉和羊肉”。堂吉诃德是绅士,不过已经没落,饮食上只好偷工减料,因为羊肉贵,少放一点儿罢了。
                 
  文化部有一位西班牙语专家曾对我说,他详细对照了杨译本中的有关章节,觉得很有趣,译者以一个长句为单位,把该句的精神领会透彻之后,把长句拆成短句,再把短句按中国语法重做安排,这样原句的意思全都表达出来了,而且读起来非常顺畅。西安外国语学院一位教授,因应约为一个出版社译《堂吉诃德》,他在仔细核对了杨译本《堂吉诃德》之后说,以前听人讲杨绛译文不够忠实原文,经对照之后,觉得不仅忠实,而且更为传神,能给人一种意在言外的感觉,十分耐人寻味。
                 
  最有意思的要算我的一个同代人,1978年杨译本刚出版时,他这个20多岁的热血青年曾去杨绛先生府上,就书中一些翻译上的问题同先生商榷。20多年后的现在,当我们再次相逢重提旧事时,他说他把眼下流行的几个主要的《堂吉诃德》版本都浏览了一遍,觉得那些译本中也不乏闪光点,有的译本中的有关章节译得还相当出色。但是,要从宏观把握和整体观照上看,他认为还是杨绛的译本功力最深,作家学者译书,的确技高一筹啊。我们觉得,文学翻译是一项具有“创造性”(或曰“再创作”)的事业,是对艺术境界的再现,对原作神韵的传递,只有做到了这两点,才能称得上真正做到了“信、达、雅”。
                 
  最近北京这家出版社所推出的那部《堂吉诃德》新译本被称为“全译本”,就是因为该译本补译了作者的11首赞美诗,并说那些诗很难译,以前的译者因而未译。这话未免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就我所知,国内在此之前所出的《堂吉诃德》中译本的确都没有译这11首诗,就连欧洲许多国家的译本也不译这11首诗,这大概各有各的道理吧。至于我们的版本,我曾问过杨先生,先生说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她认为,作者写这些诗是为了应付当时出书必有名人喝彩的恶俗,那时塞万提斯历尽坎坷,穷困潦倒,颇为自己出书无人吹捧而犯愁,他在《序言》里借朋友给他出主意说,“你何不自己写上几首歪诗,署上贵人名流的大名借以自吹自擂呢。”于是他便写下了那些赞美自己作品的开卷诗,其实都是些讽刺性的模仿诗,并无自我颂扬的真意,若将其视为歌颂自己作品的赞美诗,恐怕有违作者的本意;其次,这组诗诙谐幽默不足,反嫌沉闷冗长,让人难以卒读,何况它是《序言》中所指“与正文无关的点缀品”,略去也无妨;第三,杨先生并非因其难译而放弃,对她来说,这种断尾诗并不难译,何况她采用的“马林编注本”在注释中把断尾都续上了。正文中一些更难译的诗,她都照模照样地译了,怎么会被这组诗难倒呢。杨先生曾说过,塞万提斯的诗,英译本译得很活,虽也押韵,但常把十四行诗译成十二行,把十二行诗译成十行或八行,而法文译本则因变格变位问题不好押韵,索性被译成了散文。她很庆幸中文词汇的丰富,使她得以在译诗中既照顾到了内容、形式和韵脚诸因素,读起来又朗朗上口,舒心悦耳。
                 
  最后,应该说明一点,杨绛先生是作家和翻译家,作为翻译家,她懂得多门外语,翻译时能参考多种译本,这对吃透原文很有帮助。她的西班牙语是自学的,她自己说口语不行,但其文字理解能力很强。在《堂吉诃德》中,她对诗的翻译曾下了些功夫,塞万提斯的所有诗作她都逐句翻译,押韵格式也紧扣原文。她别出心裁创造的韵脚和行文中一些幽默诙谐的话语,不少还被后来的译者所采用、模仿和借以发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