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子夫人》:一帧跨国畸形情爱的老油画

(李景端)

  描写跨国爱情的作品早已司空见惯了,只是近日读了法国作家洛蒂的《菊子夫人》,却对这个并不新鲜的主题倍增新鲜感。这不仅因为它讲述了19世纪初叶发生在日本的一宗跨国“租妻”故事,而且通过作家笔下形形色色的人物,艺术地再现了当年法国人的高傲及日本人的自卑。小说作者法兰西学院院士皮埃尔·洛蒂(PierreLot
i,1850—1923),年轻时曾长期在海军服役,随舰到过世界许多地方,并把所见所感记在日记里。1879年起,他开始以这些经历出版小说,居然轰动一时。此后几乎每年发表一部,共出版40多部作品,其中《冰岛渔夫》曾在法国非常畅销,而《菊子夫人》却受到外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菊子夫人》的故事并不复杂。19世纪初,法国军官“我”,随舰来到日本长崎,按当地习俗,相中了少女菊子当作“临时妻子”。小说就是描写“我”这两个多月“租妻”生活的种种见闻及内心感受。阅读这个遥远的、而且看似俗套的故事,不禁令人浮想联翩,仿佛一帧畸形跨国情爱的老油画跃然眼前。人们从这帧“老油画”中看到了什么呢?

  首先,日本早年的“租妻”习俗,颇富传奇色彩。19世纪初叶,日本妇女地位很低,要想在社会上谋生相当困难,投身风月圈往往成为最简便的途径。但有些少女,并不甘心沦为朝秦暮楚的青楼女,于是,就出现了卖艺不卖身的艺伎,还出现了主要陪伴外国人的“短期夫人”。从小说中可以看出,这种“短期夫人”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她有别于随意接客的妓女,在“嫁人”这个期间,她必须真诚事夫,履行做妻子的全部职责。小说中曾描写,“我”因菊子与他舰上一位军官关系密切而萌发醋意,表明他对菊子还是在乎的,双方似乎存在一种特殊的情爱关系。其二,“我”与菊子组成的家庭,是公开合法的。小说中就有一段,专门描写“我”与菊子同向日本当局办理婚姻登记的情节。其三,当时日本有一帮专事“租妻”中介的“媒人”,承担联络相亲、讨价还价和促使成交等事务。“我”在上岸之前,就已经同“媒人”联络好,上了岸很快就“成家”,这表明当时长崎这种“租妻”方式,不仅有一套组织,而且显得还挺兴旺。

  婚姻本来是以爱情为基础的,但“我”与菊子靠“租妻”维系的这种“情爱”,既不像嫖客只图一夜欢娱,又缺乏真正夫妻那种互相吸引的恋情。小说对主人公这种畸形的“情爱”和扭曲的心理,有很细腻的描写。菊子对“我”,一方面表现出柔情蜜意,你瞧:“我”烦闷时,菊子为他弹琵琶,跪着给他装烟斗,怕蝉声吵他好梦,半夜起来给他关壁板,真够体贴入微了;而另一方面她却对“我”的离去,毫不留恋。小说对“租妻”终结后菊子的心情,有一段精彩的描写:“她像一个老钱商似的从容、灵巧,反复将它们(钱币)弹、转,在地板上丢,手里还拿着一个小木槌,用力地敲打它们,嘴里还不住地唱着那支我所不知道的鸟儿的歌。”原来菊子竟数着“租妻”所得的钱在玩。人们无从知道菊子前后这两种心态哪一种更真实,但可以看出菊子为了“情与钱”在做作;是这种“租妻”生活,逼着菊子除身子外,还要以愚弄感情来周旋。妓女只是用身体当商品,而菊子则把身体加感情都当作了商品。从女性情感和心理所受的伤害来讲,“租妻”似乎比单纯卖淫更残酷。这也许正是《菊子夫人》这部小说认识作用之所在。

  其次,小说把法国人的恃强高傲和当年日本人惧外、媚外的奉承相,描写得可谓入木三分。19世纪初叶,日本国力比起英法相差很多,来到日本的法国人,根本瞧不起日本人,处处显示出趾高气扬的优越感。小说中的“我”是这样评价日本的:“小气、过细、虚伪,整个日本无论是物质上或精神上,都可用这三个词概括无余。”而那时的日本人,无论是媒人、菊子的亲属和邻居,乃至车夫、店员和警察,一见到法国人,可谓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尽显种种奴颜婢膝的众生相。因“租妻”已当上日本“临时女婿”的法国军官,心目中仍视日本人为:“无头脑的小人儿”,“没有骨头的傀儡”,“玩偶似的样子”。最能表现当年法国人与日本人这种心理贵贱反差的,莫过于长崎警察署查问“我”与菊子婚姻状况这一段描写。当房东因怕受罚要“我”与菊子搬走时,“我”“存心要大闹一场”,“对着慌张的警察,发出以下措词:‘你们这些比街上脚夫还可恶的东西,如果要你们不到城郊来骚扰我,应该给你们多少贿赂呢?’”随后警察查到了他们俩办过登记的材料,“我”竟大骂警察:“这不是吗?混蛋,看看!”于是一名高级官员连忙向“我”连声道歉,“那些小警察们都一齐向我们四肢伏地,几乎要钻到土里去。”

  读到这些描写,我自然联想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期那种凶横野蛮、耀武扬威的形象,前后两者当然都是历史的真实。日本二战战败后,曾经对美国人再显卑躬屈膝,这些年随着经济发展,加上右翼势力的抬头,在许多地方又神气起来了。历史的这种反复,并不是值得推崇的现象。重读《菊子夫人》这部作品,无疑给了人们这样的启示:一个多世纪前出现的法国人优越感和日本人自卑感,在倡导民族平等的今天,都应该同“租妻”制一样予以摒弃。

  该书的译者徐霞村先生,是我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叶圣陶、傅东华等同辈的作家兼翻译家,生前出版过《鲁滨孙漂流记》等多种著译。该译本先译自英文本,又照法文本校订,书中涉及诸多日本习俗,还得到周作人的指点,译文流畅而富有文采。1942年此书在重庆曾成为畅销书,这既有故事有趣、文字清新的原因,还可能因为描写了日本人的卑躬屈膝。面对抗日时期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残暴行径,人们读到这些描写所产生的联想,无异在宣泄一种对侵略者从愤慨到蔑视的情感,从而增强抗日必胜的信心。这也许是这部作品的又一认识作用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