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大事续




6.灵与肉

  主观的爱慕不外乎看中对方的两个方面:说得科学些,就是内在的素质和外形,旧的说法是灵与肉。
  大凡写爱情小说的,总得先在女主人公的容貌上用点笔墨。倘若朱丽叶是个丑八怪,悲剧演到高潮时,似乎就不大悲得起来。所谓“一见钟情”,吸引力往往先来自外形。
  19世纪末叶,法国戏剧家曷斯当写过一出很妙的五幕剧。在名作《西哈诺》里,他通过两个人物把灵与肉分开了。这出以与莫利哀同时期的另一位同行为原型的戏,描写两个男性合作来向一位霍克桑小姐求爱。西哈诺具有奇才绝学,能说出娓娓动听的情话,却生了一个其大无比的鼻子;克利斯则是个脸子漂亮的草包。当后者在小姐窗下倾吐情愫的时候,西哈诺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充当他的高级“提词人”——高级,因为他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由衷地诉说他自己对霍克桑真挚的爱慕。
  否认或贬低外形在择偶中所占的位置是徒然的。喜欢美是人的天性。在海滨拾贝壳或在雨花台捡卵石时,就感到美这种天赋,并不是平均分配的。有生得明眸皓齿的,有平平庸庸的,也有丑陋不堪的。但丁一下子就爱上了贝亚德,吸引他的首先还是姑娘生得异常标致。
  然而外形确实经不起时间的磨损,所谓“人面桃花”。30年代在一次宴会上,我偶然见到十年前曾为一位新月派诗人的笔倍加颂扬的绝世佳人。那天我失望极了。不但她的绰约风姿早已消失,而且由于吸烟——也许包括吸大烟,她的两排牙全黑了,手指头被烟熏得好像刚从地里刨出的胡萝卜。去年访美,我重新见到两位大学时代的“校花”或“皇后”。如今发福的发福,憔悴的憔悴,几乎找不到当年容貌的痕迹。美貌是不会持久的。把“终身”大事孤注一掷地压在这个极缺乏稳定性的因素上,那是必吃苦头无疑。我觉得还是立足于内在的素质,以外形为“参考”,更为妥当。
  内在的因素是不大好往履历表上填的,因为它涉及的方面太广,既包括道德品质,也包括智力才能。还有些属于潜在性的,例如危急时刻的镇定果断,患难中的坚贞不移。
  在艺术史上,有的艺术家是由于在恋爱中失败而大有成就,舒伯特失恋而谱了《未完成交响曲》,柴可夫斯基遇人不淑而作了《悲怆》,但更多的还是由于身边有那么一个知心人,仰慕他(她)的才赋,同情他的事业,而甘愿牺牲自己的某些抱负,甘当配角,为自己的生活伴侣尽量提供条件来攀登高峰。
  爱情的温度计是以无私为水银柱的。最可怕的是爱上了一位自我中心者!
  7.异与同男女结合也有它的辩证法。有人认为“同则合”,即是说,背景、性格、职业什么什么都近似,就准能成为佳偶。这个原则有时适用,有时用不上。
  居里夫妇也许属于“同”的范例。他们是由于兴趣、工作和业务的相同而结合的,感情成为双方事业的推动力。然而最初追求居里夫人的,并不止居里一人。他的情敌也同样是科学家。可见他们的“同”并不完全建立在科学上。连结他们的,还有无形而更为重要的东西。“同”有其好处。男女两位画家结合了,一道外出写生,在艺术上相互鼓励,切磋琢磨,确实大有好处。有时我设想一位画家同一位护士共同生活的情景。画家工作室杂乱无章,护士则按照查病房的习惯,成天要他把颜料、画布都像针管、药瓶那么摆得井井有条。画家正构思时,她忽然往他嘴里塞了支温度计,要么动不动就量血压,称体重,这种家庭生活平静不了。
  然而我又确实认识一位作曲家,他的夫人是位医生。她从不打搅他的构思,并且还由于他而对音乐、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珍惜他的才华,欣赏他的佳作。
  有一两回我们正谈话时,她不声不响地递给他小小一盅既有助于健康(他患有气管炎)而又无损于文思的药汁。他一饮而尽,她就悄悄地把空盅撤下,继续参加我们关于艺术的谈话。我坐在旁边不免有些羡慕。倘若他的夫人同样是位作曲家,他也就无此清福了。
  因此,“同”之外,还有个配合问题。男女两位化学家生活在一起,如果各坐在餐桌一端,一个背元素,一个背公式,我看那种生活够枯燥乏味的了。反之,倘若化学家的夫人是位花腔女高音,化学家工作之余,欣赏一下青海民歌或威尔第的咏叹调,而歌唱家出于对四化的热情,也积极鼓励丈夫搞试验发明,他们很可能过得十分美满和谐。
  因此,职业的同异不是关键。真正的关键还在于有无共同的语言、爱好和生活旨趣。
  同也好,不同也好,相互谅解是家庭生活运转的润滑油。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最使不得!在俄罗斯小说里,每逢读到丈夫酒后痛打老婆时,就觉得尽管西欧的“骑士风”早已腐朽,流于形式,它毕竟还是一种潜在的制约。中国古代讲究夫妻“相敬如宾”,当然是封建士大夫的一套虚礼,但总比拽了头发没头没脑地乱揍要胜一筹。
  写到这里,我记起一件好笑的事。30年代初期,一位同学的母亲是有名的女权运动家。同院有一对夫妇,男的酒后常打老婆。有一天他把女的打得鬼哭狼嚎,大嚷“救命”。那位女权运动家劝架不成,就愤然走两里路去报派出所。当她好容易硬把个警察拖来时,打架的夫妇早已熄了灯插上房门入寝了。她怎么敲也不开门。警察在外面大声质问那男人为什么打老婆,女的娇声娇气地替他回答说:“他没打我!”弄得警察埋怨起女权运动家来。
  从那以后,我懂得了“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句至理名言。
  8.基础盖房子要先打地基。遇到地震,有的房子立刻倒塌,有的屹然不动,这就看地基坚固的程度了。
  感情的基础要比土建的地基来得复杂。王宝钏死守寒窑18年,那基础至少一半靠的是封建制度的闺范节烈。前些日子电视上演的《铁坦尼克号轮船沉沦记》中,船沉之前当船长宣布妇孺可以上救生艇时,一个女乘客拥抱着丈夫坚持跟他同归于尽,我看了觉得其情可感,但未必很理智。1957年一位女同志被一名很不懂政策的高级领导叫去,说:“要把你丈夫划为右派了。你离婚,就吸收你入党,不离,也给你戴上。”那位可敬的女同志回答说:“入党,我还不够资格;该戴,就请便吧。”这个答复我认为既表现了她的原则性,也表现了两人感情的基础。倘若有人出题要我画画人间最美丽的图画,这肯定应是其中的一幅。
  1938年我曾在武昌珞珈山脚住过几个月。有时被大学里的朋友邀去吃饭。
  席间常遇到一位教授扶着他那双目失明的夫人来赴宴。他轻轻替她搬正了椅子,扶她坐下,然后一箸箸地替她夹菜。当时也想,倘若我是个画家,把那情景画下来多美!近两年住在天坛,每晨必看到一位穿绿裤的中年人——可能是位复员军人,推了一部自己用木板钉成的轮椅,上面坐了一位下肢瘫痪的妇女。天坛的花,根据品种分作几个园子。他总是按季节把她推到月季、芍药或牡丹园里;自己麻烦些,却让这位失去行动自由的老伴儿仍能享受到鸟语花香的清福。近来在报端,时常读到男女一方因工伤事故而面部灼伤或失去手足、而另一方坚守婚约的美谈,我觉得感情的深浅与无私的程度是成正比例的。这种可贵的感情只有在危急中才显示得出来。“文革”期间,颇有几对夫妻是双双自尽的。这跟大西洋沉船时一道丧生者有相同的一面,但又不完全相同。那阵子我就偷偷买过几瓶敌敌畏,动过这种念头;幸而我有的是一位坚强的爱人。在那场浩劫中,她由于同戴红箍的顶撞,受的苦难要比我深重多了,并且也尝到了皮肉之苦。然而一个从不在乎营养的她,在牛棚里却通过看守人向家里索起多种维他命丸。一经发觉我那种怯懦的企图,她就断然制止。第一,她反问我:“咱们没有犯罪,凭什么死?”第二,她相信物极必反,恶者必不得好下场。她要我同她一道看看历史将会为歹徒做出的结论。
  土建的地基靠钢骨水泥,感情的基础靠工作和患难。有人说地下党伪装夫妻的同志不许真地发生感情,我不信。再也没有比在敌人刀尖下并肩作战的战友更容易建立感情的了!今天,倘若一位青年发明家在工作中受到挫折,在斗争中,如果一位女同志冒了一定的风险支持他,鼓励他,他们最终成为夫妻,我认为不但是极其自然的,而且基础必然是深厚的。这里不存在什么“甜蜜的折磨”,而是信任、尊重,对党、对国家、对四化共同的忠诚。这样的爱情,会赋予生命以力量和意义。
  在这样的地基建筑起的巨厦,它将经得起台风、旋风、龙卷风以至里氏八级的大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