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贝克的最后比赛



夏燕文

  让人生最昏沉的时刻,变作永存的精神遗产。
  贝克早年丝毫没显出体育方面的出众才能。他身材瘦小,比大多数阿尔布克克的少年都矮几英寸;若去参加中学运动会上的田径赛跑,会被认为是个笑话。但是,有一件事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
  有一段时间,曼佑诺中学的田径教练比尔·伍尔夫福斯要努力说服一个有赛跑前途的高个小伙子参加田径队。这小伙子叫约翰·哈兰,是贝克的好朋友,他拒绝参加田径队。一天,贝克对教练说:“你要让我参加田径队,哈兰才参加呢。”教练同意了,这办法也真灵。从此,约翰·贝克成为一名赛跑运动员。
  出人意料的贝克在1960年的第一次运动会上,有一项穿过阿尔布克克东侧山丘的1.7英里越野赛。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劳埃德·高夫身上,他是阿尔布克克越野赛的常胜冠军。发令枪一响,运动员象大家预料的那样排出了先后顺序——高夫第一名,哈兰紧跟在他后头。到最后的四分钟时,运动员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在跑场最远拐弯的矮山另一侧里。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一个单独的人影出现了。伍尔夫福斯教练用肘轻轻推着一个助手说:“看看,高夫跑出来了。”然而当他举起望远镜看时,他尖叫道:“天哪!不是高夫!那是贝克!”
  贝克把一群吃惊的运动员远远甩在后头,第一个到达终点,成绩是8分零3.5秒——创了该运动会的新纪录。
  人们在想,这次比赛也许是一次侥幸。然而,随着时间的逝去,伍尔夫福斯教练引导贝克参加其他一些运动会比赛,结果总是一样的。一旦上了比赛场地,这个爱开玩笑、怕羞的少年一下子变成一个勇猛无情的竞争者——一个从未被打败过的“中心”赛跑运动员。初中最后一年结束时,贝克已经打破了六项田径项目中的州记录。高中时,他被誉为全新墨西哥州一英里赛跑冠军。那时,他还不满十八岁。
  1962年秋,贝克上了新墨西哥的州立大学后,加紧了训练。每天,除了参加代表队有计划的比赛训练外,他天天拂晓起来跑步,手拎着喷水壶来挡吠犬,穿过街道、公园和高尔夫球场,一天跑二十五英里长。不久,他到阿比莱尼、土尔萨、盐湖城等地参加比赛,新墨西哥的罗伯斯队一出现,“总是使人意外的贝克”就击败其他的竞赛者,使人们的预言落空。
  他正处在非凡的体育事业的顶峰,他的目标是争取1972年代表美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
  尽你最大的努力大学毕业时,贝克反复考虑了各种职业。有许多大学聘请他去当教练,可他一直打算和孩子们在一起。但是他又想赛跑。他问自己:我是奥林匹克的人材吗?最后他接受了一个能满足他的两种追求的工作——在阿尔布克克的阿斯攀学校当体育教练,同时为参加197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了严格的训练。
  在阿斯攀学校当教练时,贝克提出了自己的信条:操场上没有体育明星。贝克唯一的要求是——尽你最大的努力。这种公平合理的要求,加上他对学生的真诚关心,在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好感。孩子们有什么伤心、委屈的事都先找贝克教练。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他处理孩子们诉说的每一件事都好象这件事在那一时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
  1969年5月初,贝克刚过了二十五岁生日,他发觉自己训练时很容易疲劳。两星期后,他感到胸部疼痛;五月底的一天早晨,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腹股沟肿痛。
  泌尿科医生爱德华·约翰逊担心贝克的症状是一种不祥之兆,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手术。手术证实了约翰逊医生的担心——癌细胞已经由外肾向外扩散了。虽然约翰逊医生当时没有说,但他估计,即使动了第二次手术,贝克大约只能活六个月。
  在家休息,等待第二次手术时,贝克面临着他生活中的一个严峻的现实:再也没有赛跑,没有奥林匹克运动会了。他的教练生涯也几乎完结了,最难忍受的是,他的全家将和他一起忍受六个月的极端痛苦。
  想到了孩子们在第二次手术前的一个星期天,贝克把车开到桑迪亚山顶,这是一座两英里高的雄伟的山峰,横座在阿尔布克克东部。他把车停在靠近悬崖边上,坐在车里,回想他的病给亲人们带来的焦急和痛苦。他能在一瞬间结束亲人们和他自己的痛苦。
  他默默地做了祷告,重新发动了汽车,但他马上紧急刹车。就在这时,他眼前突然闪出阿斯攀学校孩子们的面容——这些孩子们尽管有差异,但按照老师的教导,尽每人最大的努力去做。而他的自杀将给这些孩子们带来什么后果?他为自己灵魂深处的怯懦感到羞耻,熄灭了发动机,颓然靠在车座上,哭了。后来,他感到内心平静了,认识到他不必感到死亡的恐惧了。“不管还剩多少时间,我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这些孩子们。”他驱车回家,脸上恢复了往日的笑容。
  到九月,贝克做了一次大面积的腹部手术,又经过了整个夏天的钴治疗后,重新埋头于他的工作中。他在已经排满了的课程表上又加了一项工作——残废孩子的体育活动。那些过去只能闲站在场地外的孩子们,不管他们有什么缺陷,现在都能当“教练的计时员”或“犯规监督人”或“器材看护员”。这些孩子们都穿着正式的阿斯攀运动衣,只要努力都有资格赢得“贝克教练绶带”(贝克用自己的钱买来布料,晚上在家亲手做的这些绶带)。
  痛苦与欢乐到感恩节时(注),阿斯攀学校几乎天天收到感激不尽的家长们寄来的赞扬贝克的信。不到一年,学校和贝克的家里就收到了五百多封这样的信。“我的儿子以前早晨最爱睡懒觉,”一位母亲写道,“我唤他起床、吃饭、出去上学,费劲得几乎不能忍受。可是现在他等不到上学就出去了,他成了运动场上的长跑者!”
“尽管我的儿子肯定地告诉我阿斯攀学校有一个超人,我还是不相信他的断言,”另一位母亲说,“我悄悄地开车来看贝克教练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情景。我相信我儿子是正确的。”
  到十二月,在一次日常理疗中,贝克告诉约翰逊医生,他喉咙和脑袋痛。检查结果表明恶性肿瘤已经扩散到脖子和脑部了。约翰逊医生现在明白了,四个月来,贝克一直默默忍受着巨大的疼痛,用一种难以相信的集中力使自己忘掉疼痛,正象他以这种集中力在赛跑中忘掉疲劳那样。约翰逊建议给他注射止痛针。贝克摇着头说:“只要我能坚持,我就要和孩子一起工作,注射止痛针使我的反应迟钝。”
  1970年年初,贝克被邀请帮助训练阿尔布克克的一个女子田径小俱乐部,这些运动员都是小学生或中学生。这个俱乐部名叫:布克城短跑队。贝克欣然接受了邀请。队里的女孩们和阿斯攀学校的孩子们一样热情地欢迎这个新教练。
  一天,贝克抱着一个鞋盒来到训练场。他告诉大家这盒里装着两个奖牌:一个奖给最快的运动员,另一个奖给那位虽然没有获胜,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绝不放弃的运动员。当贝克打开盒子时,姑娘们都惊呆了:盒里有两个金光耀眼的金质奖”“牌。随后的日子,有资格受到这种荣誉的姑娘们得到了这两个奖牌。很久以后,贝克家里的人从牌上刻的比赛日期中发现这是他自己得的奖牌,虽然他已经格外小心地擦掉牌上刻的自己的名字。
  到1970年夏天,布克城短跑队在新墨西哥和邻近几个州的运动会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新纪录,成为一支难以对付的竞争力量。贝克为之感到自豪,大胆地预言道:“这个队将有资格去参加全美运动会的决赛。”
  但是现在,新的痛苦又在折磨贝克。他经常做铬理疗和注射化学药品,这使他严重地呕吐,胃里装不下食物。但是尽管他的精力、体力逐渐下降,他坚持坐在俯瞰着训练场的小山坡上,继续督促姑娘们的训练,不时地发出鼓舞她们的叫喊。
  1970年10月的一个下午,姑娘们在山下训练场上拥抱成一团,然后一个姑娘跑上山坡对贝克喊道:“喂,教练!你的预言实现了!我们被邀请参加全美运动会的决赛了,下个月在圣·路易斯!”
  这消息使贝克感到极大的鼓舞,他对朋友们吐露道,他只有一个愿望——能活到参加这次决赛。
  高高站立的姿态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10月28日上午,在阿斯攀学校,他突然手抓着腹部,昏倒在训练场上。医生检查发现肿瘤破裂,引起休克。但是贝克拒绝住进医院,要回学校,坚持到最后一天。他告诉他的父母说:“我要让孩子们记住我高高站立的姿态,而不是无力躺在地上的情景。”
  现在他完全靠大量输血和注射止痛针来维持着,他知道,对他来说,去圣·路易斯是不可能的了。因此,他开始每天晚上给短跑运动员们打电话,直到他鼓励了每一个姑娘都在决赛上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11月23日傍晚,贝克又一次昏迷了。护理人员把他抬上担架时,他神志几乎不清醒了,他低声对父母说:“把灯都点上,我想在灯火辉煌中离开这里。”11月26日刚破晓,他躺在病床上,转向他母亲,手握着她的手说:“我给你们带来这么多麻烦,心里很难受。”他最后叹了口气,就永远闭上了眼睛。那一天正好是1970年的感恩节,约翰·贝克拜访约翰逊医生后的第十八个月。约翰逊医生预言他最多能活六个月,而贝克从死神手中多赢得了十二个月。
  两天后,布克城短跑队的姑娘们脸上淌着热泪在圣·路易斯赢得了美国全国体育协会运动会决赛的冠军——“为了贝克教练”。
  *约翰·贝克的追悼会开后,阿斯攀学校的许多孩子开始把他们的学校称为“约翰·贝克学校。”这个名字象野火一样迅速传开,孩子们发起运动,要求他们学校正式改名。“学校是我们的,我们要求自己的学校叫‘约翰·贝克’,”孩子们喊道。阿斯攀的官员们把这个事委托给阿尔布克克学校董事会。会上提议举行一次公民投票,来决定此事。1971年春,阿斯攀地区的520户住家参加了投票。520票赞同改名为“约翰·贝克学校”。
  1971处5月,阿斯攀学校正式改为“约翰·贝克小学”。数百名贝克的朋友和“他的”孩子们参加了这次改名仪式。
  今天,这个学校做为一座纪念碑,激励勇敢的青年人们,在最昏暗的时刻,把极大的不幸变成永存的精神上的遗产。
  注:美国的感恩节是在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