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的作家与无“情”的情人



环球

杨起

  杜拉斯是法国文坛上的一支巨烛。1996年3月3日,星期天,蜡尽泪干了。81岁零11个月的酸甜苦辣和喜怒哀乐,一切都终结了。雅恩·安德里,杜拉斯最后的情人,一位比她小了39岁的情人,陪伴着老太太走完了人生最后15年零8个月的旅程。
  法国人说,一生的恋情,开篇的初恋与死前的末恋,最是刻骨铭心。此说难以一概而论吧,然而,用在杜拉斯身上,却是十分贴切的。
  杜拉斯是个作家,但更是个情种。打字机是她的书写工具,爱情则是她书写的原料和生活的妙谛。她写小说,写剧本,写电影脚本,还导演电影,路子很宽。在她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小说《情人》,1984年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被译成20多种文字,出版了200多万册,一时成为世界级的畅销书。杜拉斯的戏剧代表作是1967年写就的《英国情人》,该剧本1970年获易卜生奖,1983年又获法兰西学院大奖。电影方面,中国观众熟知的《广岛之恋》即出自她的手笔。1976年,她导演的《印度之歌》轰动了电影界。从上述作品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杜拉斯确是一位言“情”大师。
  杜拉斯言情是因为杜拉斯重情。对她来说,生活不能没有爱情。当亲情失去、无情袭来的时候,她便闭门谢客、隐居独处了。与她为伴的是落寞、空虚、死者的照片与遗物,当然还有写作。她似乎不再心存幻想,然而,恰恰在此时,一个年轻的情人向她走来。
  此时,杜拉斯已经66岁了。他,雅恩,27岁,一个住在冈城的刚刚从哲学系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66岁的杜拉斯是个什么样子?很简单,三个字就够形容的了:矮、丑、怪。
  先说矮。杜拉斯身高只有1.5米。为了不显出自己矮,她总是一式的穿着打扮:直筒裙,外罩大背心,冬天的话,就穿一件大卷领的毛衣,从来不提手袋。她把这称为“MD风格”(M:玛格丽特;D:杜拉斯)。她腿细,头大,脖子短,戴着一副厚框眼镜。法新社说她像只猫头鹰。
  再说丑。其实,杜拉斯的面孔线条和谐、五官端正,并不难看。可坏就坏在比蛛网还密集的皱纹上,像是干裂的土地,像是被子弹击中的汽车风挡玻璃。她自己说,从20岁起,她的脸就“毁”了。别人对她的说法不太相信。毁其脸面的元凶,不是岁月,而是酒精。
  最后说怪。作家本来就与常人有别,而在作家之中,杜拉斯又是一个尤其独来独往之人,任性,怪异。1939年与她结婚的昂泰尔姆在忍无可忍时便破口大骂她是“疯子”。昂泰尔姆曾是她的“绝对的支持者”,可人家娶的是妻子,不是写作呀!既然如此,那就分手吧!杜拉斯并不强留,反而有自己的解释:男人都是老小孩,只关心自己,把妻子的写作当成情敌,不能容忍。过去,怕刺激他,书一出版,我就把手稿付之一炬,以示礼貌,以示歉意。好,你现在走了,我倒省事了。
  昂泰尔姆走了。杜拉斯早已做好了孤孤单单度余生的准备,可雅恩偏偏出现了。雅恩来得对路:他看重的是写作,是灵,不是肉。
  冈城。放映了一场《印度之歌》之后,杜拉斯与观众座谈,雅恩即在其中。座谈完毕,雅恩追到停车场,问了老太太两个问题。“你有情人吗?”“一个也没有。”“你开车时速多少?”“140。”杜拉斯纯属应付。
  答者无心,问者有意。接下来,信就寄到了杜府,源源不断。有时一天一封,有时一天数封。信很短,但精彩。杜拉斯遵照自立的规矩,从不回复。他也给她寄诗,但她要的是信,因为,她从未接到过如此美丽的信。信的美丽,就是情的深挚。1980年1月,面对着这些美丽的信,杜拉斯坐不住了,她决定破例回答。她对雅恩说:我活不下去了。我喝酒太多,为此进了医院,接受治疗。我不知道我怎么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七个月之后,雅恩打来了电话。“我要来。”“干吗?”“认识认识。”“什么时候来?”“明天。大轿车10点半到,11点就能到您家。”
  当时,杜拉斯住在海边小城特鲁维尔的一套公寓中。10点45分,她已站在她房间的阳台上向下注视了。她想看看这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因为停车场那一面实在没有给她留下一丁点儿印象。噢,他来了,高高的个头,是个很帅的小伙子,手里握着一把巨大的中国雨伞。
  在杜老太太的心中,有一种说不清、剪不断的中国缘。她生在越南的嘉定,离西贡不远。4岁丧父,家境一落千丈。在湄公河的渡船上,她结识了她的第一位情人,一个中国富商的儿子。这情人就是得奖作品《情人》的主角,但终未结成鸳鸯。当雅恩手执中国雨伞,走上楼梯的时候,他决不会料到,是他的存在才勾起了杜拉斯创作《情人》的欲望。
  他来到杜拉斯门口,轻轻敲了三下,然后低声细气地自报家门:“是我,雅恩。”她躲在门后,不动,不开门,不做声。在这一刹那,老太太想了些什么可能连她自己也说不清。紧接着,又是轻轻三下,接着是温柔的呼唤:“是我,雅恩。”
  她打开了门,站在她对面的真是绝好的一位小说主人公。“请进!””“两人海阔天空地谈起来,不觉时间之流逝。最后,杜拉斯明白了:你是有话急切地要对我倾诉啊!对于雅恩来说,生存的意义在于写作,不是一般的写作,而是杜拉斯的写作。对于杜拉斯来说,她终于找到了一个不把写作当做情敌的伴侣。她说,你就留下吧,我儿子的房间里有现成的床。雅恩于是留下,与杜拉斯相依为命了。
  读者大概会以为,两人从此如鱼得水、举案齐眉了吧?完全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一个是酗酒的老手,一个是落魄的同性恋者。就这样开始了不平静的生活。
  咱不是都是以写作为命的人吗?好,那就一块儿写吧,而且就写你雅恩。后来,“雅恩”果然被写成了,不过,杜拉斯又给加了一个姓,书名就叫《雅恩·安德里亚·斯泰纳》。杜拉斯口述,雅恩打字,当然也不乏切磋之时。
“你对女人从未有过欲望?”“从未有过。”
“一次也没有?”“没有。”
“压根儿没有?”“压根儿没有。”
“噢,你是得了‘死症’啦!”雅恩被刺到了痛处,脱口骂道:“你这个诺曼底海边的婊子!”老太太并不生气,婊子就婊子!后来,她以此为题,写了个短篇。
  吵闹之后,雅恩出走,已不止一次了。每次,杜拉斯便自言自语:“雅恩上哪去了?”其实,他并没走远,有时就在附近旅馆的大厅里过夜。因为他穿得体面完全不像流浪汉,人家并不撵他。第二天醒来,雨过天晴,倦鸟知返。1981年6月15日,大闹之后,雅恩再次出走。老太太以为他永不回头了,于是彻底收拾了房间,同时也像个失恋的中学生那样写道:“当我不再怀有爱情的时候,我确实不再爱什么了,除了还爱你之外。”可是,过了一阵,雅恩又回来了:这对冤家是掰也掰不开了。
  他们的学识与经历决定了他们炽热的感情与理性的分析并行不悖,他们常常以深沉的眼光相互注视着,有时候又互相指责对方残酷无情。对于雅恩这个“情人”来说,真可谓“道是无情却有情”啊。1988年至1989年间,杜拉斯大病了一场,出现了长期昏迷,几乎撒手人寰。雅恩一人守护,晚上乘出租车回家的路上暗自哭泣。病榻上的杜拉斯非常清醒,清醒得令人害怕。她对雅恩说:你把话说出来,你想叫我死。其实我也该死。我活着,谁也受不了,连我自己都觉得受够了。
  你是想看到我死后再死,我的最终消失才能给予你自杀的力量。
  后来,她又缓过来了。用她自己的话说,“死了9个月”。复活了,是个奇迹,更大的奇迹是复活之后她又投入了写作,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杜拉斯的棺木停在圣·日尔曼教堂中。雅恩伫立一旁。他可以骄傲地对杜拉斯说:“玛格丽特啊玛格丽特,是我来到你身边之后,才把你的这个名字还给了你呀!这么多年了,所有的人都以姓氏杜拉斯称呼你。诚然,这是尊敬,但,尊敬也意”“味着距离呀!”雅恩伫立着,双手握着老太太的蓝色的棉围巾。为什么带来了这条大围巾呢?也许,也许他像往常一样怕老太太着凉,尤其在这个冷漠的世界上。在雅恩的眼里,杜拉斯只是像往常一样静静地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