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的婚恋



《世界文化》

王基高

  永远的遗憾1878年,18岁的泰戈尔准备到英国留学,出国之前,需要学习英语和英国的风俗习惯,为此,他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加尔各答,来到了孟买。经兄长介绍,泰戈尔住进一位医生的家里,而医生的女儿安娜,一个与泰戈尔年纪相仿的姑娘成了他的英语老师。
  安娜是一个美丽而又善良的姑娘,她从小在英国长大,曾跟随父亲周游列国,不仅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还熟知英国的风俗习惯和各国风人俗。她与泰戈尔一见如故,把他当做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在辅导泰戈尔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安娜发现他聪慧敏捷,学习提高很快。可是,在学习快结束时,泰戈尔的学习成绩急剧下降,而且心事重重,眼里经常流露出忧郁的目光。
  原来,泰戈尔得到了从加尔各答传来的消息,说他大姐肖达米妮身患重病。泰戈尔是父母的14个孩子,因为孩子多,父母无暇管他,他是吸吮大姐的奶汁长大的。他由于惦念大姐,进而又思念起家乡和家乡的亲人。现在,眼看即将远离祖国,一想到这些,他内心又怎能不感到忧伤呢?安娜理解泰戈尔的心情。为了减少他的思乡之情。使他安下心来学完英语,她动了不少脑筋。每逢她看见泰戈尔独自躲在房间想心事,就千方百计地拉他出去散步,或者给他讲一些各国的风俗和趣闻轶事。有一次,泰戈尔对安娜说起他两岁时大姐肖达米妮给他洗澡,曾预言他是泰戈尔家族中最有出息的人。安娜听了,趁机开导他说:“你要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应当到外面去见见世面,这对你的诗歌写作是大有帮助的。你应当努力去实现你大姐的愿望。”泰戈尔听了,很受启发,渐渐地,他安下心来了。
  在安娜姑娘精心的帮助和辅导下,泰戈尔的英语水平提高得很快。学习中,两人彼此尊重。互相帮助,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同时爱情的种子也在他俩的心头萌发了。“一种如此温柔和真挚的亲密感获得了发展,它在泰戈尔的记忆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80高龄缅怀这段生活时,泰戈尔写道:“我的收获是平淡无奇的,如果她轻视我,是不能责怪她的,然而她没有这样做。由于我没有任何书本知识的宝库可以赠给她,所以第一次见面时,我就告诉她,我会写诗。我唯有这点资本可以招徕别人。当我告诉她自己有诗歌创作天才时,好没有表示丝毫的怀疑和讥讽,而是轻易地置信了。她要求我给她起个独特的名字,我为她选择了一个,她十分喜欢。我想把这名字编织在自己诗歌的音乐里,所以我为她写了一首诗,把她的名字写进诗里。当我用激昂的语调吟诵那首诗给她听时,她说:‘诗人,我想,假如我躺在临终的床榻上,你的歌声也能使我起死回生。
  ’女人知道用什么样的夸张手法来歌功颂德,博得别人的欢心,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为了使我高兴,才这样做的。我依稀记得,我最早是从她那儿听到对我长相的赞扬。她用十分温存的方式,表达了那种赞美。比如有一次,她严肃地叮咛我,叫我决不要留胡须,说不要让别的东西遮蔽住脸庞。众所周知,我没有听从这个劝告,不过,她没有能活到亲眼目睹我脸庞违背了她指令的日子。”
  他为她取了个美丽的孟加拉名字——“纳莉妮”,它也成了长篇叙事诗《诗人的故事》里虚构的女情人的名字。他经常朗读这首长诗给她听,还为她译成了英语。后来这首长诗以单行本出版,泰戈尔最小的哥哥从加尔各答寄给她一本(毫无疑问,这是按照他居住在英国的小兄弟的意思办的)。她收到了这小册子,写信给他,表示了谢意,说:“这首诗拉宾为我朗读了多少遍,翻译了多少次,以致我能够背熟它。”她对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所创作的不少诗歌都给予了鼓励,而她最喜欢的是纳莉妮这个人物。
  虽然,这种短暂的爱情插曲没有超出纯朴的朋友关系,然而它在泰戈尔的心灵上镂刻了永恒的印记。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愉快地写诗,描述了他当时那种复杂而又微妙的心理状态。安娜也很快被这位英俊少年的天才诗人所吸引,产生了爱慕之情。她总是主动接近泰戈尔,惹他生气和激动。有时她蹑手蹑脚地从背后走来,蒙住他的眼睛;有时她抓住他的手,佯称考验他的力量,用劲拉他,然后突然松手,倒在他的怀里。有一天,她教英国生活举止的奥秘时告诉泰戈尔,能偷到正在熟睡的女人的手套的人,有权吻她。“她躺在安乐椅上,我突然看到,她酣睡着。一睁开眼,她就向自己手套飞快瞟了一眼,却发现手套原封不动地搁着,任何人也没有动过偷它们的念头。”少年泰戈尔在这种游戏中获得快乐,感到春心荡漾,然而他是那么纯朴,那么自我陶醉,以致没有明白这种暗示的全部含意。
  有一天黄昏,他俩在郊外散步,泰戈尔随口作了一首咏景诗,安娜称赞地说:“写得漂亮极了,跟你的人一样。唉,要是你能经常在我身边写诗,那该有多好啊!”这几句话明确地表达了姑娘爱慕的心情。泰戈尔听了,内心一阵激动,他情不自禁地握住姑娘的双手,很想对她倾吐自己的爱意。然而,他一想到自己将远离祖国,一去就得好几年,便怕因此耽误姑娘的青春。同时,他还听二歌说起过,这几天安娜的父亲正为她准备订婚而忙碌着。他迟疑了,终于失去了向姑娘求爱的勇气,给自己留下了一个苦涩的果子。
  就在这天夜里,泰戈尔失眠了,他听到隔壁安娜的房间里姑娘翻身的声音。他披衣坐起,看着窗外银河的光辉,内心起伏不已,浮想联翩,挥笔写下了这首诗:我梦见她坐在我头的旁边,手指温柔地撩动我的头发,奏着她的接触的和谐,我望着她的脸,晶莹的眼泪颤动着,直到不能说话的痛苦烧得我的睡眼如同一个水泡。
  ……我不知道她在这个时候有没有和我做着同样韵律的梦。
  几个月飞逝过去了,泰戈尔踏上了赴英的旅程。临行前,安娜为他送行。在轮船码头上,诗人向姑娘深深地鞠了一躬,深情地说道:“纳莉妮,再见了,望你珍重!”这时,他突然看见姑娘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泰戈尔真想回转身奔向安娜,向她尽情倾吐心中无限的眷恋。然而,他终于还是犹豫了,没有这样做。
  泰戈尔与安娜的这次分手竟成了永别。不久,安娜被迫出嫁了,对方是一个比她大20多岁的男人。他对安娜根本没有爱情,只把她当作一个生孩子的工具。在这种没有爱情的生活中,安娜终日忧郁、伤感,还常常躲着哭泣,不到一年就在孤独寂寞中死去。
  1880年,诗人回到了祖国,他听到安娜的死讯,内心极度悲伤。泰戈尔后悔极了,他痛恨自己当初没有一点男子汉的勇气,大胆地向安娜吐露纯真挚爱的心迹。但一切都晚了。现在,他想说,他一直怀念着她,他永远没有忘怀她那令人心醉的形象,一直对她的爱表示感激。他来到安娜的墓前,将他深深的忏悔告慰他所爱者的灵魂:“当世界的万物消失不见了,你却完全重生在我的忧愁里。我觉得我的生命完成了,男人与女人对于我永远成了一体。”
  迷人的安娜给诗人带来过青春的快乐。无论在个人的交谈或私人书札里,还是在墓年生活时期,泰戈尔一直以深情和十分尊敬的心情提到她:“有些年头,在加尔各答,一些奇异的鸟儿飞来,在我们那棵榕树上筑巢,我还没有很好地学会它们展翅的舞姿,它们就飞回去了,但它们是带着遥远森林里的异常奇特和迷人的音乐飞来的。同样,在我们的生活旅程中,不知从什么陌生的方向飘然而至的女神,向我们倾诉自己心灵的语言,开拓我们心灵力量的界域。她不经召唤而来,最后当我们开始召唤她时,好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是,她走时,已在我枯燥的经纬线上,绣上了瑰丽的花边,使我们日夜充满幸福。”
  泰戈尔的婚姻1883年,全家人都窃窃私语地商议,要为年轻诗人挑选合适的配偶。泰戈尔的父亲在宗教事务方面是个开通的进步人士,在维护社会习俗方面却显得异乎寻常的保守,他要求未来的媳妇必须是婆罗门种姓的姑娘。泰戈尔家族尽管在财产、学问和道德方面确立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但他们是个“低等婆罗门”,那些以高种姓自诩的婆罗门是不愿意和他们联姻的,因此,他们的选择只能局限在那些居住在吉夏兰小城镇上的比拉利付种姓的婆罗门家庭中。在那儿,父亲选中了在泰戈尔家谋职的一个韦利玛塔次·拉叶乔塔利先生的10岁女儿,作为泰戈尔的未来妻室。
  与人口众多的泰戈尔家庭相比,拉叶乔塔利家庭的地位更低下,姑娘长得也不大漂亮,而且,仅仅读了一年的孟加拉课程,几乎是个文盲。这位最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诗人的毫无浪漫色彩的婚姻,就这样草率地定下来了。就当时的社会习俗传统来说,这样做是不足为奇的;泰戈尔默许这门亲事,也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尽管他在文学创作中是那样的生气勃勃和充满着浪漫的激情,但他在父亲面前是个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孝子。
  然而,父亲的这种随心所欲和不适宜的选择,并没有在泰戈尔身上产生任何不好的影响。这位平平常常的媳妇,倒是位贤妻良母,而这对他是十分必要的。他不缺乏任何创作热情,对生活和大地的热爱使他获得了创作的永恒源泉。他是个狂热的幻想家,无须妻子或旁人的激励。他妻子确是一位默默无声地献身于他、帮助他、促进他天才发展的贤慧妻室。
  1883年9月11日,婚礼在乔拉桑戈老家举行。新娘的原名叫帕兹达列妮,是一个听起来十分旧式的名字。婚后,她改名为默勒纳莉妮。这个美丽的名字,可能是她丈夫给起的,这就是泰戈尔在这整个事件中表现出积极性的唯一证明。纳莉妮的名字一直萦回在他心间,似乎它也包含在“默勒纳莉妮”里。
  1886年泰戈尔25岁时,他的第一个女儿诞生了,取名为玛吐莉勒达。相隔两年,他的儿子罗梯出世了。夫妻俩相亲相爱。一次,泰戈尔外出旅行,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星期日夜间,我感到魂不附体,我发现自己抵达了乔拉桑戈,你睡在大床的一侧,贝莉和贝皮(即女儿贝拉和儿子罗梯德拉纳特)睡在你的身旁。
  我怀着无尽的爱意抚摩你,在你耳畔轻声曼语说:‘小媳妇,记住,今天夜间,我离开躯壳,前来看望你。当我从国外归来,我将考问你:你是否感觉到我的出现。
  ’然后,我吻了贝莉和贝皮,就回转去了。”夫妻间感情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上帝似乎为了考验新信徒的虔诚和力量,又把巨大的痛苦降临在泰戈尔的头上:妻子默勒纳莉妮·黛维患了重病,1902年11月23日辞世。在回忆那个悲痛的事件时,他的长子罗梯德拉纳特写道:“在医生丧失希望之前,母亲心里已经明白,她的死期将临。当我最后一次到她的床边时,她已经不能说话,但看到我,泪珠突然从她的眼眶里滚了出来。次日清晨,我们来到妈妈房间的阳台,一片不祥的寂静笼罩着整个家庭,好像在深夜,死亡的阴影已经蹑手蹑脚地潜入家里。傍晚,为了保存温馨的缅怀,父亲给我妈妈穿上一双拖鞋。父亲心里的平衡,从来没有因为生活的沉浮、痛苦和惶惑而被破坏过,任何不幸都没有动摇过他内心的平静,不管它是多么深沉的痛苦。后来儿子证实,他的父亲“……以非凡的毅力忍受了肉体的折磨。有一次一只蝎子蜇了他,他伸开了脚,平静地坐着,竭力思索:疼痛不仅在他自己的肉体上,也存在于如此单独的实体中,而这个实体存在与他的真实自我却毫不相干。这种实践的成功赋予他一生同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作斗争的力量。”
  尽管他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忍受痛苦,但痛苦并不因此而减轻。在他妻子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对她的爱做出充分的估价并进行偿还,这种遗憾,格外加重了他的痛苦。他们是按传统习俗结合的,不是一个爱情的婚姻。当妻子第一次进入他的生活时,泰戈尔与其说欢迎她,还不如说是容忍了她——这种情况是完全不能排除的。
  她既不漂亮,又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而且是那么年幼,以至不能成为他的伴侣。在他们结婚时,她只有11岁,而22岁的泰戈尔已是位陶醉于自己天才的俊秀而热情的青年了。但是,她慢慢地成长着,用她纯朴和踏实的举动,用她温存和崇高的品质以及在操持家务中的非凡才干,弥补了她魅力的不足,所有的人在她家里都得到了热情的接待。
  整整20年,她以无限虔诚的感情照顾着泰戈尔的生活,生了5个孩子。虽然她年轻、又生活在一个高贵和素有文化修养的环境里,然而她的衣饰是十分简朴的,她也许从未戴过任何贵重的首饰。她高兴地把丈夫的纯洁理想看成自己的理想。
  她只是在泰戈尔阻止她给孩子穿戴色彩鲜艳的衣服时,才表示过异议。当然,毫无疑义,她在协调丈夫的空想和言行方面十分为难:一方面,他强调朴实和节俭;另一方面,他又希望隆重而热情地接待自己的客人和来访者。幸好,在那种场合下,她精通烹调艺术的才干给予了巨大的帮助。他们去旅行时,诗人强调只带些必不可少的东西,特别见到那些瓶瓶罐罐的炊具,就直皱眉头。她一声不吭,把这些东西悄悄地藏在篮子里,笑着说:“你是多么奇怪的人!到了那儿,朋友来了,我到哪儿去搞一块块美味的馅饼?”目不识丁的情况没有持续多久,她不仅掌握了孟加拉语,同时学会了英语和梵语。在丈夫的严格要求下,她用孟加拉语改写了梵语的简易读本《罗摩衍那》。不仅如此,她还登台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国王和王后》。她对角色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所以毫不奇怪,最后,她在丈夫心里赢得了自己的地位。泰戈尔在她患病时,为自己的忠诚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整整两个月,他昼夜看护她,拒绝雇佣职业看护。当时还没有电扇,有人在描绘亲眼目睹的情景时说,泰戈尔一直坐在自己年轻妻子的床边,缓缓地摇着扇子,她死后,他通宵达旦地在阳台上踱来踱去,严禁家人去打扰他。
  像往常一样,他这次悲痛的感情也反映在诗歌里。这些诗歌一共有27首,以小诗集《追忆》的形式出版。无论是感情的深沉和温柔,或是感触的质朴,它都是值得称颂的。一些评论家表示了遗憾,认为在这些哀诗里缺乏足够的激情,但他们也许真的很幼稚。泰戈尔的真挚感情则强烈地表现在那种痛切感上——一种无法补偿而又每天感受到的损失,吞噬着他整个身心。这里没有过多的自我怜悯,而是以一种感人肺腑的形式表现出来:今天光明在宁静的床榻上,变幻成巨大悲哀的黑暗,我通宵醒着,坐在痛苦的床边,长夜逝去,晨曦莅临。
  他从妻子那儿获得了礼物,而她却在获得他的礼物之前就归天了。现在他唯一能够做到的,是把自己所取得的礼物,奉献给上帝:她活在人间,不断给予我一切。
  我如今将偿还她的礼物,在哪儿摆放这个奉献?她夜间还在人世,上帝清晨却把她带走。
  我今天只能把感恩的礼物,奉献在你的面前。
  他在家里到处寻找失去的东西,他发现,如今他再也不能在这块土地上见到她了。
  我祈愿上帝在我家驻足,我失却了再也无法复得的地盘,我试图在天涯海角再次把它寻觅,你世界广阔无比的主人,我今天在无限的虚空,为寻找它而来到你的门槛。
  他在妻子的遗物中,发现了他给她的一叠信札。她把这看作一笔巨大的财富,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他见了它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乞求,对她的回忆有条不紊地织入他的生活,正如她使他的家庭生活有条不紊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