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夫人在丈夫逝世后的日子里



中外妇女

埃奥特·罗斯利福 段牧云

  静静地伫立着,号声在肃穆的空中回旋。我看了母亲一眼,她脸上那严峻、愤怒的线条不见了,表情是安详镇定的,目光明晰,直盯着墓后花岗岩墓碑上的铭文。
  这是1945年4月15日,我的父亲福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美国第三十二届总统,被安葬在纽约海德公园的玫瑰园中。
  我为母亲而担忧,最近几天所发生的事情对她的压力实在太大了。首先,是我父亲在佐治亚洲温泉的逝世。一段时间以来虽然他的病情很明显,但母亲仍然感到意外。其次,当她到达温泉时,发现了另一件使她不安的事情。她了解到露西·默塞尔·拉瑟福德在我父亲逝世时曾守候在他的床边,而她却以为这个旧日的情敌早在27年前就已经从她丈夫和她自己的生活中被除去了。
  不少人写过关于我父母婚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与纠葛。我记得在我7岁时,第一次注意到事情有些不对头。每天晚间,大人吃饭以前,妈妈总是上楼来听我们祈祷。我记得有几次她把头靠在我的枕头上,眼泪直淌。我伸手轻轻擦去她的泪水,问道:“出了什么事?”她总是摇摇头,擦掉眼泪说:“没什么,亲爱的,我不过是害怕下楼去招待客人。”
  几年以后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使她不愉快的事情。我11岁时我的姐姐安娜把父亲和另一位女士——露西·默塞尔之间的隐私告诉了我。似乎是在夏季,当妈妈带着孩子们到加拿大坎贝尔度夏时,父亲发生了不忠实于她的行为。妈妈是从父亲由于疏忽而没有保存好的信件中发现了这件事的。
  她的生活破碎了。当她还是一位并不漂亮、而且在羞涩难当的少女时,就爱上了这个精神抖擞的堂兄弟。除此以外,在我母亲的生活里再也没有过别的男子。婚后,我父亲就成了她的一切。但是现在,她要求离婚。我父亲也同样心烦意乱,但并无意为这位同他秘密来往的年轻女郎使家庭破裂。此外露西·默塞尔是位天主教徒,没有教会的同意就不能离婚。他的母亲当时正帮着维持家庭生计,她也决不同意离婚。离婚是不堪设想的。
  然而母亲长时间地坚持离婚,最后终于达到了一项妥协办法:他们还维持夫妇关系。这对于他的事业、对于他们的孩子都是最为有利的,但是约法两章:父亲决不再见那个女人;母亲另辟卧室,今后在他们的爱情中没有性关系。
  这种安排似乎有成效。作为孩子我们感受到家庭的爱和友情。在父亲患脊髓灰质炎时,母亲支持他度过了难关。当他入主白宫时,母亲数百次外出活动,总是作为父亲的耳目在国内旅行。自从父亲在1918年作了结束那桩事情的诺言,母亲始终相信他。
  然而现在,在他逝世后,她所了解到的一切使她为之心碎。不仅那种关系一直存在,而且很显然,甚至家里和她关系最密切的人都串通一气,对她瞒着这件事。
  父亲的嫡堂姊妹波利知道这件事。总统秘书格雷斯·塔利也知道这件事。母亲怒不可遏,责骂了她们(虽然她很快原谅塔利,不能要求她把对自己的上司的忠实延及他的夫人。不过三年以后她才原谅了波利)。
  她被自己的女儿深深伤害了。对安娜严加盘问了半小时后,妈妈得知,在她外出、安娜在白宫充当女主人时,拉瑟福德夫人是非正式家庭晚餐的常客。母亲还了解到总统专列在途经南卡罗来纳州或新泽西州时,不时会停一阵,让总统去拜访家在那里的拉瑟福德夫人。
  不仅是丈夫的这第二个背叛,还有自己的孩子们和亲友们的背叛,给了她很大打击,使她感到蒙受了耻辱。在安排葬礼的最后48小时中,她不知道该怎样思考,不知道谁还可以信任。在我面前她也显示出怨恨和迷惑不解的神情。
  但是现在我看着她同安娜和我站在墓前,她那冰冷淡漠的表情缓和了,她的愤怒似乎平息了一些,我想一定要问问她,在哪一瞬间安宁又回到了她的心中。
  几天以后的一个晚间,我们单独坐在炉火前。我轻轻地问妈妈:“这些日子您似乎平静多了。妈,您现在考虑好今后要怎样生活了吗?”她的回答极为坦荡:“那当然,埃奥特,我已经完全想好了现在我必须做什么。”
  她接着说到父亲想要完成但尚未完成的许多任务:他没能享受到即将在欧洲赢得胜利的喜悦;他没有活着看到日本帝国行将垮台的那一天;他的一个伟大目标——建立联合国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她希望他所设想的组织终将成为现实。尽管她不是政府机构中的一员,她觉得她的声音能够把福兰克林·罗斯福的宗旨向人民传播。她计划利用她的文章和演说进行这一工作,并且认为利用无线电会成为她进行工作的另一有效途径。她计划在国内外做广泛的旅行,她的计划是雄心勃勃的,声调是乐观的。
  我母亲往下谈到的并不是我父亲对她的长期不忠给她的打击,而是在他身后的最初日子里,她必须处理的其它紧急问题。
  她告诉我,在灵柩从温泉运到白宫东厅以后,与苏联大使之间发生的一次很糟糕的外交事件。按照母亲的指示,已经盖棺,准备公祭。苏联大使却要求为他的随从和他自己个别开棺。母亲不同意,大使坚持要开,声明斯大林元帅要求检验。母亲拒绝开棺的理由是,父亲的脑溢血已经大大改变了他的脸面,实际上是不可能辨认的。这位大使提出了最后的要求,声明斯大林要求确定罗斯福总统不是被毒死的,这不是杀害总统和斯大林本人的阴谋的一部分。这使母亲心烦意乱到了极点,但她仍然拒绝开棺。
  接着她告诉我,她在护送遗体从华盛顿到海德公园的火车上时的心情。她在专列的最后一节车厢里,父亲的内阁成员和国会领袖在前面一节车厢里,杜鲁门总统在第三节车厢里。父亲的密友一个接一个地到后面来和母亲谈话。杜鲁门总统今后打算依赖哪些人共议大事这个问题已开始露头。母亲越来越为此焦虑不安。她感到哈里·杜鲁门正在选择二流人物承担这一任务,而不是父亲和她感到最能胜任的人。情况越来越明显,杜鲁门将按自己的旨意行事。
  令人吃惊的是,她仅仅对露西·默塞尔的事一带而过。她确实说起,她思前想后不那么生安娜的气了,她不再为那件事而怨恨,那件事已经完全被遗忘了,而且并不重要。
“但是妈妈,什么东西使您得以自我排解的呢?”她回答说,她知道父亲设计了他自己的墓碑。当她站在墓旁看着碑上的铭文时,展现在她眼前的只有他们两个写在一起的名字。父亲一直在爱着、关心着她,把她看作妻子,不仅今生今世,而且永世无穷。他希望她死后将埋葬在他的身旁。他懂得他们作为伴侣共同工作了40余年。他和她的理想完全一致,他们两人荣辱与共。当然他们也偶有不和,但是碑上的铭文说出了一切。她几乎能听到他的呼唤:“巴布斯,我爱你。继续我们的工作吧。当你疲倦时,我们又会在一起了。”
  母亲在1962年11月7日逝世,埋葬在她丈夫的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