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棋一招彪炳千秋——志愿军赴朝决策经过




               青石

  1950年9月15日,朝鲜战局突变。在美军上将麦克阿瑟指挥下,美军共7万多人,在500架飞机、260艘军舰的配合下,于仁川登陆,包抄朝鲜人民军后路。9月16日,洛东江前线美韩军共10个师大举反攻。

  从美军在仁川登陆的第二天,当美国陆战队开始推进到汉江南岸,而美国飞机完全控制了朝鲜的制空权时,斯大林沉不住气了。他一面下令国防部长紧急制定一项出动苏联空军去保卫平壤的计划,一面致电金日成,强调美国人在仁川的登陆目的在于切断北朝鲜第一和第二集团军与北朝鲜后方的联系,朝鲜有必要迅速从南方撤出4个师,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建立防线。考虑到人民军主力正在对釜山发动新一轮攻势,苏联驻平壤的大使和军事顾问没有认真贯彻斯大林的上述指示。

  9月25日,汉城陷落,釜山的进攻战也告失败,美军已开始大举北边。越过三八线的人民军主力几乎损失了所有坦克、大炮,部队缺少弹药和燃料,几乎没有补充,面临被围歼的严重危险。带着斯大林的撤走命令刚刚到达朝鲜不久的苏联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化名马特维耶夫的苏共特别代表团团长明确认为,必须立即向中国人请求帮助,至少应当请中国朋友派遣1500名以上的司机到朝鲜来帮助运送武器弹药和军队。

  斯大林这回相信战争不能再打下去了。27日,他召集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指示外交人民委员部责成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立即寻找机会与美国国务院代表接触,寻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同时要苏联军事顾问全力组织北朝鲜人民军的撤退工作,但斯大林特别申明,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不要让一个在朝鲜的苏联顾问被俘。当然,斯大林认为请中国人到朝鲜去是必要的。只是,他在给马特维耶夫的电报中强调,在向金日成建议请中国朋友派遣司机时,切记“不要提莫斯科”。

  28日,金日成召集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实现莫斯科提议的具体办法。但会议最终认定,由于大部分人民军主力未能撤回来,在汉城陷落后己无法阻止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了;一旦美军越过三八线,剩余的人民军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北朝鲜将不可避免地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因此,政治局领导人一致同意向苏联和中国要求直接的军事援助。显然,提出这种请求是令人沮丧的。因为金日成想用自己的力量统一国家。

  10月1日凌晨2时50分,斯大林收到了苏联大使转来的金日成的正式求援信。信中恳切地请求斯大林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时,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组织国际志愿部队,给我们的斗争以军事援助。”

  拿到金日成的求援信仅仅不过10分钟,斯大林就口授了他给苏联驻北京大使的电报,要求他尽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朝鲜同志的情况变得令人绝望。”“根据眼下的形势,你们如果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人以帮助,那么至少应该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师可以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当然,仍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为了表现出他纯粹是为了他人着想,丝毫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他写道:“关于此事,我没有也不打算透露给我们的朝鲜朋友,但我相信,当他们得到这一消息时,无疑会感到高兴。”

  当这封电报送到毛泽东手中时,金日成的特使朴宪永也带着求援信到了中南海。毛泽东临时召集书记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将更猖獗,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但是,到了这个地步,谁都清楚,就要冒风险。这个风险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成了会议争论的主要内容。

  首先,战局不仅显示出美国军队在装备及火力上拥有巨大优势,而且表明它在指挥和战术上也不可小视。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缴获敌人五花八门的各种装备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否就能够达到歼灭和驱逐美国人的目的呢?根据周恩来列举的数字,可知美国一个军仅70毫米以上口径的大炮就有1000多门,同时还有坦克近500辆,而解放军平均一个军才有这样的大炮36门,东北边防军一个军最多也只有290门,况且还没有坦克。再加上美军拥有制空权,解放军的第一批空军最快也要到1951年2月才能有300多架飞机可以投入作战。在装备及火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条件下贸然投入对美作战,是否有利呢?

  其次,在经过了多年战争之后,人民刚刚得到和平和稳定,国家刚刚开始进入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建设时期。出兵朝鲜,对美作战,不能不考虑美国向中国宣战的严重可能性,如果在朝鲜作战不能很快取得胜利,即使仅仅形成两军相持的局面,美国必定会变本加厉地实施对中国大陆的空中打击和海上进犯,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严重破坏中国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并引起国内的政治恐慌。

  显而易见,同两个月前相比,朝鲜战局的恶化使得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对出兵条件的估计变得谨慎多了,顾虑也多了。除了毛泽东以外,与会者几乎都对迅速出兵感到没有太多的把握。当然,毛泽东仍旧相信,权衡利弊,出兵比不出兵好。关键是苏联能否帮助解决解放军与美军装备和火力上的差距。从解放战争的胜利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后方近、兵力多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只要苏联的装备能及时运到,空军的掩护问题能够基本解决,就不难打败美国军队;如果在朝鲜打胜了,美国还敢对中国大举进攻吗?

  毛泽东的逻辑虽然没有根本解除与会领导人的思想顾虑,但也没有人提出更有力的反对出兵的理由了。因此,毛泽东决定第二天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和决定出兵问题。接着,他连夜起草了两封电报,一封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高岗,和当时负责东北边防军的第13集团军司令员邓华,要他们命令东北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入朝作战;一封给斯大林,明确说明:“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而入朝作战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这取决于苏联援助装备的情况。毛泽东在列举了美军与解放军在火炮及其它重武器上的差距之后,开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要求苏联迅速提供武器装备,争取使每个军能够有500至600门火炮。但是,他表示并不准备拖延出兵。他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集的12个师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到达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的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争取在实战中,用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

  然而,在10月2日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吃惊地发现,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现在出兵朝鲜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而最重要的是,军队领导人几乎一致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有把握。战则必胜,胜不了还出什么兵?毛泽东终于也犹豫起来了。

  这时,最主要的军事领导人只有彭德怀还没有到北京,毛泽东明确表示要叫彭德怀来,听听他的意见。但连夜起草的电报无论如何不能发了。考虑到必须给斯大林一个答复,毛泽东在3日约见了苏联大使罗申,口述了一封电报,内称:“我们原先曾计划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时,派八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全面考虑之后,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种行动可能会招致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后退。第二,这样做极可能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了。”因此,“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派去几个师,敌人却迫使我们后退,同时还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就会被彻底破坏,这会引起国内很多人的不满(人民受到的战争创伤尚未恢复,我们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耐心一些,不派出军队,积极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同敌人作战的时机上将比较有利。”当然,毛泽东内心深处对这样做颇感不安。因此,他在电报结尾处特别表示:“关于这个问题尚未做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

  毛泽东3日的复电大大出乎斯大林的意料。

  10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整整讨论了一整天。所有的与会者都确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苏联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即使是放弃北朝鲜。为了最后劝说毛泽东改变主意,承担苏联本应承担的责任,斯大林当天又给毛泽东发去了一封电报。他针对毛泽东的担心逐一解释,让毛泽东放心。他断言:美国目前不准备打大仗,日本也没有能力援助美国,因此,如果中国参战,美国只好放弃占领朝鲜的计划。如果只是消极等待,不能令人信服地显示中国的力量,中国不仅得不到这些让步,而且也别想指望美国会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至于苏联是否会被拖入战争的问题,他用颇具煽动力的语言鼓动说:既然中苏之间签订了互助同盟条约,如果美国对中国宣战,苏联当然会被拖入战争。但是,“这需要害怕吗?在我看来,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我们联合起来要比美国和英国更强大,而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德国(目前它不可能给美国提供任何帮助)就不是什么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就让它现在就来吧!”

  其实,毛泽东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出兵的努力,问题仅仅在于,军队领导人能不能有信心。4日,彭德怀赶到北京,参加了政治局会议。在会后与毛泽东的谈话中,针对毛泽东在会上所讲的,“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的话,彭德怀承认:“苏联完全洗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但是,在毛泽东提出“如果苏联援助得多一些,快一些,我们的装备改善得好一些,这场仗是不是能打”的问题后,彭德怀反复考虑后肯定地表示:这不是没有可能的,问题在于这种援助能够到什么程度,空军能掩护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可以同美国军队较量一下。得到彭德怀这样的回答,毛泽东显然十分满意。他明确提议,有关苏联援助的问题,由周恩来去苏联与斯大林商量解决,出兵的准备继续做,由彭德怀来担任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委。在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彭德怀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会议的气氛有了转变。据此,毛泽东提议,一方面成立志愿军,做入朝作战的周密准备,一方面派周恩来、林彪前往苏联,说明出兵与不出兵的利弊得失,最后征求斯大林的意见。

  7日,毛泽东再度约见了苏联大使罗申,要他转告斯大林,他同意斯大林来电的基本观点,并准备过一些时候派9个师入朝作战,只是有关入朝作战和苏联援助的种种问题,还需要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往苏联与斯大林迸行详细的讨论。

  8日,毛泽东以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并电告了金日成。当天,周恩来与林彪也从北京飞抵莫斯科。周恩来当时带去的是两种意见:苏联能够迅速提供中方所需的装备。特别是提供空中掩护,就出兵;否则就不出兵。但很显然,周恩来和林彪的谈话比较多地谈到了出兵困难的一面,联系到毛泽东准备“过一些时候”出兵的电报,斯大林显然对中国方面的意图发生了误会。在反复强调出兵的好处而仍无法说服周恩来之后,变得激动起来,大声说:“那么,你们的决定就是不想派军队去朝鲜了,而朝鲜的社会主义很快就会崩溃了。”

  10日和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进行了将近两天的会谈。他在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明,斯大林一面肯定愿意提供16个志愿空军团进行空中掩护,一面又对立即出动空军掩护表示困难,声明苏联远东空军准备不足,至少要两个月到两个半月的时间才有可能给予掩护,因此,斯大林更多地强调可否向中方提供飞机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他一再告诉斯大林,这样做是行不通的,不仅中方接运困难,而且也没有飞行人员可以利用,何况还有一个由中方付款的问题,这在财政上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必然极大地影响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工作。于是,讨论来讨论去,双方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放弃北朝鲜,让金日成及其政权和军队暂时退到中国的东北地区去。据此,他们分别正式通知了北京和平壤方面。

  不管周恩来带去苏联的是几种意见,在毛泽东这边始终还是在做着出兵的准备。在收到周恩来关于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和决定暂不出兵的通知之后,毛泽东立即下令暂停执行有关部队出动的原定计划,并电召高岗和彭德怀来京会商。13日,彭德怀、高岗赶到北京,他们虽然对苏联暂时不能给予空军支援也感到意外和不满,但对于让金日成到东北来建立流亡政府,把美国人放到鸭绿江边上来的前景,深感不安。这也正是毛泽东的担心所在。在反复讨论了这种情况之后,政治局领导人一致认为,出兵朝鲜已经是唯一的选择了。因此,毛泽东马上于13、14日接连三电周恩来,说明“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至于作战,在装备较差的情况下,打伪军还是有把握的。待苏联的装备到了,我们在空中和地上均占优势时,再取攻势。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3日,苏联大使罗申将毛泽东的决定报告给了斯大林。毛泽东告诉罗申说:中国方面的唯一要求只是,“必须有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它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也不应迟于两个月”。

  14日,斯大林得到了周恩来的正式通报。这回,斯大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一些年后,陈毅甚至肯定地说,斯大林当时被感动得掉下眼泪。他十分兴奋地正式通知金日成说:“经过摇摆和作出若干临时性的决定之后,中国同志终于下定出兵援助朝鲜的最后决心。有利于朝鲜的最终决定终于下定了。”〖摘自1997年3月17、20日《报刊文摘》,原载《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