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风暴起于青萍之末



  山雨欲来风满楼

  
●艰难的探索


  1958年的初春,姗姗来迟。冰封的神州大地终于苏醒了第一抹新绿,黄河的冰排轰鸣着,冲撞着,浩浩荡荡,奔流到海不复回,闹春的雁阵在长城内外翩跹着,鸣叫着,把个绿油油的春天衔来衔去,于是,华夏大地绿了河汊,红了山峁,一派生机勃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位年轻的巨人,迈着稚嫩而坚定的步伐,走过艰难的八个年头。这是多么不容易的八年呀!八年抗战是铁与火的相搏、生与死的较量;八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天翻地覆、轰轰烈烈的改天换地。当中国大地上的隆隆炮声刚刚逝去,当弥漫的硝烟渐渐散尽,面对弹痕累累、满目疮痍的大地,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满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豪情,率领着翻身解放的人民化剑为犁,犁翻了那期望播种的土地,播种下金色的希望。八个春夏秋冬,几番风霜雨雪,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励精图治、卧薪尝胆、辛勤耕耘,换来了金色的收获季节,开镰收割着丰收,粮囤里装满了喜悦,一双双粗大的手端着的饭碗里,盛着真诚的幸福。
  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人所创造的奇迹面前,惊得目瞪口呆:中国不仅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而且逐步走向了繁荣昌盛。
  毛泽东的声音如黄钟大吕响彻寰宇:“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然而,新中国前进的道路上并非铺满鲜花和阳光,用小米加步枪打败蒋介石800万军队的共产党人面对经济建设这个难题,再也无法像指挥战争一样从容不迫、镇静自若了。为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富民强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进行着艰苦的探索。
  这探索之路充满着艰辛、坎坷、凶险,但更显示了共产党人对人民大众的赤诚胸怀和奉献精神。通过血与火洗礼的党与人民的关系,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骨肉亲情啊!
  中南海。菊香书屋盛不下人民的儿子毛泽东忧国忧民的思索。他殚精竭虑,夜不能寐。
  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和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肃反扩大化错误的揭露,尤其是1957年国内的反右派斗争,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影响至深,触动太大了。在以消灭阶级为己任并宣布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发生如此严重的政治事件和斗争,促使他思索并探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在1957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经过整风反右运动之后,毛泽东根据1956年和1957年国内外社会主义社会里暴露出来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在考虑怎样不通过一场斗争或运动,而是从根本上、长远有效地消除阶级矛盾,三大差别引起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问题,减少社会冲突和对抗,建立起一套稳定协调、管理完善的机构和制度。
  一个时期以来,毛泽东和领导者们采取精简机构、下放干部和权力、干部参加生产等一系列反对官僚主义的措施,收到了可喜的效果。
  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毛泽东憋了一口气:一个拥有6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奋发图强,争取经济强大,某些产品产量尽快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目前这种被动的、在国际上无权的状况。

  
●良好的愿望


  围绕这一宏伟的目标,毛泽东和其他领导者们在1956年就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58年发动“大跃进”,建立“人民公社”,就是这个探索的继续。这个愿望是正当的,无可厚非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号召,一经发出,全国上下,奋起响应,迅速成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这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党中央当时提出的为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而加快经济发展的战略,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愿望。
  自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57年9月24日发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后,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召开了党代会,贯彻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批判右倾保守”,部署了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全国上下,大江南北,千军万马齐上阵,村村寨寨修水利,12月份竟投入劳力达八千万人,规模空前的水利建设,在中国大地上“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了。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冬天不再冷清,到处是红旗猎猎,战鼓咚咚。沉寂的荒山被热情的镐头叩醒了,冰封的河流被冲天的干劲融化了,漫长的冬夜被灯笼火把照亮了,“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这“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情景,让毛泽东和领导者们欣喜不已。带着这份喜悦和自豪,毛泽东率团参加了苏联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受到了格外隆重的礼遇。
  庆祝大会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慷慨激昂地提出通过和平竞赛,苏联在今后15年内不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与此同时,在内部确定,从1959年算起,在12年内达到共产主义。性急的赫鲁晓夫在两个月后的苏共二十一大上,公开宣布苏联进入了“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
  共产主义,作为无数共产党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理想,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希望这种理想能早日实现,这心情太容易理解了。作为革命的领袖们同样有这种希望和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听了赫鲁晓夫的讲话,回到代表团驻地,毛泽东关上门思索了许久。他把目光瞄准了衰落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他认真地计算着,1957年英国钢产量为2174万吨,按照英国几十年钢的增长速度推算,估计15年内,1972年英国的钢产量可能达到3600万吨。而中国呢,1958年的钢产量按第一本账的624.8万吨计算,即使综合平衡稳步前进,那么1962年可达1200万吨,1967年可达2500万———3000万吨,1972年钢产量可达4000万———4500万吨,即可超过匡算的英国当年钢产量400万———900万吨。也就是说15年就钢的产量来说,赶上并超过英国是有把握的。
  既然苏联老大哥已经作出了15年超过美国的表态,那么中国共产党就不能无动于衷,也要表一个态。毛泽东想。
  为了谨慎起见,毛泽东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征得了他们同意。于是,在11月18日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面对各国代表侃侃而谈,挥动着大手豪迈地宣布:“中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吨到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吨到4000万吨钢。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那浓浓的湘音强烈地震撼了克里姆林宫,会场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赫鲁晓夫亲切地拥抱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获得了崇高的声誉。
  毛泽东的专机载着巨大的收获满载而归。希望共产主义早日到来的性急病,也腾云驾雾地降落在北京了。
  此时的中国大地上,热气腾腾的兴修水利运动已经出现了一些“热气腾腾”的矛盾;修建长达几公里、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水利工程,需要统一规划,统一施工,一些较大工程的建设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和资金投入,建成后的使用又要求做到大体与受益单位的投入相适应。然而,实际情况却是投入者并不一定受益。兴修水利不仅涉及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而且还涉及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甚至县与县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所以,各地兴修的许多大规模农田水利工程,大都面临着资金不足、劳力缺乏、不便规划、管理困难等问题,矛盾显然是由于基本建设规模搞得过大、战线拉得太长造成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能也不允许根据商品经济的原则,按照各农业社投入的大小与受益挂钩进行结算,只能从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和调整行政区划方面打主意、找出路。这就导致了乡社合一的大社的产生。
  这时,一份报告送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案头,报告详细地叙述了由于建国以来政治经济的发展,工农、城乡、脑体之间的差别加大及农业合作化后出现多余的劳动力等原因,秋冬季节,农村外流城市的人员约近三千万,尤以山东、河南等省为甚,已经成为一个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面对这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毛泽东等领导人开始议论、酝酿参考空想社会主义者为揭露、批判和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矛盾而设想实行的“和谐制度”———“公社制度”,建立一种新型的公社,改变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形势逼人


  出乎意料,敢想敢干的中国农民已经走在了前面,许多地区已经开始了撤区并乡工作。听说广西出现并社现象时,毛泽东赞赏地说:“可以搞联邦政府,社内有社。”
  地方工业也遍地开花了,社社办工厂,村村办企业,泥腿子当上了工人。不少地方为尽可能地腾出劳动力用到工农业生产上去,于是就出现了简易的公共食堂和托儿所。还有更敢想敢干的哩,吉林延边、河南登封、湖南浏阳等地,为了让青年农民学习农业技术,纷纷在农村办起了“农业大学”。
  形势喜人!形势逼人!这形势让人欢喜让人忧啊。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开始酝酿新的农村基层组织结构问题。
  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让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去重新看待39年前诞生的人民公社,应当客观地讲:在办社的行动方面,讲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确有道理;从根本上讲,毛泽东和领导者们在这当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办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的,不是我们提倡的。因为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鼓励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干起来了。我们不仅南宁会议没有料到,成都会议没有料到,八大二次会议也没有料到。我们的人民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搞起来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他们就是有那么个趋势,想要干起来。但是,条理化,说清道理,那就需要我们。”
  各地并起来的大社,初期叫法多种多样。在河南省,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叫农场,有的叫社会主义大院或社会主义大家庭。其他各省成立的社名称各异,有叫“太阳升共产主义农场”的,有叫“红旗”、“卫星”、“七一”、“火箭”、“东风”、“东方红”、“红星”合作农场的。
  6月初,陆定一组织中宣部全力突击编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一书,初稿编成。收入初稿的第一条语录,就是恩格斯1845年2月8日《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公社。这部书的编出,对毛主席最后决定把新合并的大社叫人民公社,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后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向与会同志一再推荐这本书。
  7月初,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郑州主持召开华北六省市农业协作会议,第一次把河南省遂平县查岈山卫星农业社称为“共产主义公社”。他说:“像遂平县查岈山卫星社已经不是农业合作社,而是共产主义公社。”会后,谭震林把查岈山卫星农业社的干部找到郑州汇报,并向公社代表讲了一番道理,回去之后,查岈山卫星农业社就改成了查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至此,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成立。
  7月17日,《红旗》杂志常任编辑李友九同志受陈伯达指派到达查岈山时,这里已改名卫星人民公社,据李友九8月8日给陈伯达的信称:他们这里并大社,原来也只是为了并大一点,好搞建设。到郑州一汇报,谭震林同志和他们讲了一番“工、农、商、学、兵办公社”的道理,回来就叫成公社了。公社这个名词调整群众还不习惯,有写成“共社”的,有写成“工社”的。
  7月间,中原大地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8月上旬,毛泽东巡视河南、河北、山东三个省,所到之处,都与当地负责同志谈起办公社的问题,并了解到河南已成立了公社。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来到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看到公社大门上的牌子后肯定地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这是毛泽东视察的第一个人民公社(许多文章误认为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人民公社,其实不是)。
  8月9日,毛泽东抵山东视察。当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提到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毛泽东视察三省的消息和他的这番话在报纸和电台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人民公社在许多地方建立起来。
  毛泽东在得知他的谈话被报道出去之后,曾不无担心地说:“哎呀,糟糕,捅出去了!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有讨论呢。”毛泽东迅速采取补救措施,四天之后,在8月17日召开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将人民公社问题列入议题之中。
  8月29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样,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在全国农村正式普遍地开展起来,并迅速达到了高潮。那么,作为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又是如何诞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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