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的情感历程


孙见喜

  经过有关文艺部门的竭力争取,经过出版社编辑邢良俊等人的努力疏通,贾平凹没有回到他的商洛山去。他留在了西安市,分配在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部工作。职务:助理编辑。时年23岁。

  好了,总算毕业了,有工作了,每月有三十九块半的工资了!他高兴得忘乎所以。

  他第一次要领工资了,写信给父亲,问这钱要作什么用场。父亲复信极快,告诉他,你爱买什么就买什么,家里不用你操心。买什么呢?先改变形象吧!于是买了一件涤确良衬衫,他穿到身上,十天没脱下来。他洗了澡,换了衣,拿那涤确良衫去洗,方知没有肥皂。于是,挤一蛋牙膏,用清水打湿,揉到领头,搓那袖口……

  出版社里,老老少少的手腕子上都有块金属疙瘩,他羡慕得要死。一次,有人托他捎手表,他不知这表怎么上条,夜里表针不转了,他摸索着去拧,竟拧动了,他高兴地跳起来,比瓦特第一次驱动了蒸汽机还激动。
  悠哉乐哉的日子没过多久,他便陷入了极端的愁苦之中。社会上的复复杂杂,单位上的是是非非,工作上的磕磕绊绊,爱情上的纠纠缠缠,他才知道了一个山里孩子的单纯,一个才走出校门的学生的幼稚。他一面读中外名著,一面读社会的大书。他开始否定自己那些声嘶力竭的诗作和故事,否定自己描摹生活的那套语言方式。他读高尔基,始知文学三要素的第一便是语言,以前教科书上也说文学艺术主要是语言艺术,当时怎么就没有读懂?现在,他恍然大悟,心慌得厉害,每写一篇作品,总想法探索新的语言形式……

  好在一个新时代正出现在眼前,国家政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的禁锢和教条被打碎了,文学上放开了许多新思想、新理论。全国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新老作家各呈其能!文学写人的命题重新有了定义,现实主义的概念也复归了本体。于是,忠于生活的问题提出来了,干预生活的问题提出来了,爱情的位置被腾出来了,伤痕文学也应运而生了……真是一个好时代,学习的时代,思考的时代,竞争的时代!贾平凹亢奋得彻夜不眠,他几乎遍读各地的文学刊物,看人家都在弄什么,自己怎样去追赶那些浪头……

  稿子源源不断地寄向四面八方,四面八方又源源不断地退回来。他开始心灰意冷了,恨自己文命太薄,恨自己死板低能,也恨过编辑。他为自己的前途担心。这么源源不断写下去,空误了青春年华怎么得了?他常常夜里伴着孤灯呆坐,愁思锁心,心愈彷徨得厉害。熬到次日凌晨一时,无奈了,说睡,倒头便入了梦乡。有时候,他要检点意志,嘴里说再熬一会儿,果然就逛了眼,到天明没有嗑睡。眼睛虽然发涩,但神经兴奋得厉害,他把那一百二十七张退稿签全贴到墙上,抬头低眼看到自己的耻辱。这些退稿签,一半是铅印的条子,有的编辑太忙,退稿签上连他的名字也未填上。他苦闷极了,很想把心绪调整一下。适在这时,各单位都要出人去市上修人防工事,这样,他便自告奋勇地挖地道了。挖地道真好,先开一眼猫耳洞,再四向开扩,又纵深掘进……他忽然问自己:创作也是这样吗?我的猫耳洞在哪里?

  在棣花!他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的家乡。那里有他至为熟悉的人和事,在那里开掘,可以闯出独为他有的一条道儿!啊,李闯王当年屯兵商洛山,蓄得锐气才攻下了北京,他贾平凹为什么就不能屯笔商州,由此而打出潼关去呢?

  “打出潼关去!进军京津沪!”他一边这么念叨着,一边把出版社分的土豆给一位有病的老编辑送去。老编辑赏识他,过问他的创作。他的想法和目标,得到了这位老编辑的首肯和指点。

  平凹顺便还说,社里准备叫他去礼泉县的烽火大队蹲点,搞社史,他真不想去,思想刚刚理出头绪,许多构思已经成熟,他现在急需的是赶紧写、赶紧写!他担心到了乡下不可能有条件写他的小说,而搞社史又是很乏人的,调查呀,座谈呀……

  这老编辑沉思良久,猛地发了话:“去得呀,这是把鱼往大海里赶么!”

  烽火大队,劳动模范王保京的大队。他培育出过高产玉米,受过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在陕西,这个队一直被尊为先进的典型。贾平凹去了,是文艺部的负责人陈策贤领他去的。老陈和老作家李岩冰是这次编社史的总负责,他们对平凹挺赏识。同去的还有陕西师大中文系的白志刚和礼泉县文化馆的邹志安,还有一帮师大的实习学生,他们这个写作小组是要续写社史《烽火春秋》的。他们白天参加劳动,晚间开会调查搞材料。和他们厮混得最熟的是大队农科所的那帮年轻人。他们跟这些农村青年一起精屁股下河游泳,一起烧野火煨豆子吃,一起用青烟叶卷喇叭筒来吸……多年以后,他们几人都弄成了事业,白志刚当了一家文学刊物的主编,邹志安的短篇小说得了全国奖,而老陈则是桃李满天下了!他们偶尔聚首,回忆起这段生活,都觉得是他们一生中挺有意思的一折。

  其时,师大学生写了那么多的稿子,新闻、特写、散文、诗歌、小说、报告文学等,他们都希望得到指点,这样便忙坏了老陈。平凹是参加执笔写社史的,同样忙得不可开交。老陈这边稿子看不过来,便叫平凹来帮手。这样,平凹又看稿子,又写社史,两头都完成得挺不错。多年以后,老陈忆及这段生活,说:“在烽火我看到了平凹身上的三个特点,一是他感受生活的能力强,二是他写东西构思比较巧妙,三是写社史显露了他的语言才能。”以后,平凹的实际情况证明了这位老文学工作者的观察是正确的。
  最讨得平凹喜欢的是农科所那一对姊妹。她俩聪明灵俐、爱笑、爱卫生。她们对生活有诗一般的憧憬,对事业有执著的追求,对爱情也有朦朦胧胧的向往。平凹深深地喜爱上了她们,她们也乐于和他交朋友。她们给他讲农村的新老故事,帮他缝补绽开了的衣裤,她们还跟他打闹逗乐。他和她们相处,随便得多,自由得多,像在家乡时和童年的小伙伴相处,没有顾忌和猜疑,隔天不见就没精神。变脸事时常发生,但三分钟后又聚在一起耳鬓厮磨了……

  此后,他依据这段生活,写了短篇小说《满月儿》,发表在《上海文学》上。小说里的两个主人公就是以农科所里那一对姊妹为模特儿塑造的。这是他攻进大上海的第一篇作品,而且深得时人好评。他作品进上海也不是一矢命的,退稿不少,且他还以安徽作了过渡。安徽的刊物当时在全国办出了名气,不少作者心向往之。平凹在这个省的刊物连发几篇小说,深得这里文师文友们的厚爱。《安徽文学》曾发表过他的一篇小说《泉》,人们说那是田园牧歌在中国文坛的复苏,说是一个青年作者在这里显露了才气。多少年以后,每忆及出潼关进华东,他总要将安徽念说一番。

  根据在烽火大队体验到的生活,他还写了小说《岩花》、《果林里》等,这批小说意境清澈明亮,连作品的底蕴也水晶一般透彻。他是以纯真的眸子看世界呢!《果林里》还被改编成连环画,深得画界读者的喜爱,这在当时还是值得一谈的美事呢!

  在烽火大队,平凹还惹过一次麻烦,是由算卦引起的,差点儿闹出人命。在《社史》写作的后期,邹志安、白志刚(即白描)、贾平凹三人移居县城一家招待所。写作之余,三人以算卦取乐,有人传给他们一种阿尔巴尼亚算命法,运算起来,很有数学的乐趣。一日,邹、白二人出外采访,平凹留下写作,晚饭时,胖炊事员提起锅铲直冲白志刚和邹志安叫嚣:“你们国家干部还搞迷信,我明日到省上告你们去!”二人忙问原因,才知是平凹独自给胖炊事员的婆娘算了一卦,卦相不好,那婆娘原本有精神病,听了卦回家就犯病,抓了十付中药喝了两次人还昏迷不醒。胖炊事员扬言:“若我老婆出事,我跟他姓贾的不得完!”

  邹、白二人赶紧找平凹商量对策。平凹说:“这炊事员简直像个喂猪的,态度又坏,又不给我们做好饭,我早有气。下午他婆娘来算卦,我就用‘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卦术给算了,按卦相说她命苦,丈夫对她不爱,要防止丈夫有外心,谁知道就真的戳到她的心疼处。”晚上,三人寻思了一夜,决定第二天采取补救措施。先是邹志安在招待所内查外调,弄清这婆娘生平身世,又摸准他夫妻关系的真实情况。知道胖厨师对她不大体贴,生小孩时都没回去,男人是工人,她是农民,一直害怕他变心离她而去,加之本来就有精神病,所以这次犯病实际是犯了心病。心病还得心药医,信卦的人还得拿卦治。白志刚还得知一个细节:这婆娘腰上长了一个瘊子。

  第二天,邹、白二人摆开卦摊,由服务员配合,引那婆娘人局。二人当着婆娘的面给服务员算,服务员说邹志安算的比神还灵,还说邹是有名的大仙,姓贾的只是他的学生。这婆娘当即就要邹志安给她算,白志刚说大仙不轻易开口,邹志安就摆大架子死活不接茬,然后就由服务员来替婆娘求情。邹志安才郑重交代:“算我的卦就信我的卦,不信就别算。”那婆娘连说:“我信我信。”邹志安递给她一副扑克牌,接手时从中掉下一张红桃6,邹志安即说:“你姊妹6人,你最聪明。”这婆娘大惊,忙呼:“你真正是大仙!”然后说她的家世,她的性格,特别点明她出生时土地爷给她身上溅上泥点子,所以她生性多疑,这泥点子就长在腰上,是个瘊子。这婆娘就服气得五体投地,说:“你咋像住在我家里一样!”邹又说她丈夫人好,爱老婆但嘴上不会说,还说你丈夫命属木,你命属水,水浇木才能过好日子,再起疑心就麻烦了……晚饭时,炊事员端来半盆炒鸡蛋,说了许多感谢话。事后,邹志安认真教导他的“学生”贾平凹:“佛宝万千,心宝第一!”又将《仙家大算》和《莲花现》二书教平凹精读,嘱他不可轻易设坛摆卦,说天机不可透,透了非天机。

  贾平凹的许多作品在京津沪都顺利地发表了,可他人从未出过陕西省。他常常揣想,北京是个什么样子呢?是不是全都地上铺着玻璃砖、房上苫着琉璃瓦?长城是不是城?金銮殿是不是用真金子搭成?皇帝那龙座上是不是也铺着老虎皮?毛主席那身子是怎么个保藏着?平凹不能对天津作直接的想象,但他总要想到孙犁,他想他该是个什么样儿的古怪老头儿呢?大上海却常常令他生畏,家乡有一句话,叫做“上海的鸭子呱呱叫”,是不是上海的鸭子叫声格外好听?抑或上海人特喜食鸭?那句家乡话的意思是“好”,可好为什么非得用“鸭子呱呱叫”来形容呢?他曾下过决心,有朝一日非得去那里看个究竟不可。可是,岁月年复一年流走,他在上海已经出版了几本书,可他还是没有到过上海。上海文学界几乎每年都邀他去,参观、访问、写作,任随他意,可他总是为这事那事所扰没有去成。有时候,他生气地说:“今辈子不去上海了,将那谜永远留着,将那鸭子的问题留给后代去解!”
  就在这一年,老家那个送过他草帽的女朋友招工进了矿山。她当了工人,并未将他忘记,时常有信来。他和她的关系一会儿很热,一会儿却凉得冰手。他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总是若即若离的。也许,他没有全心去进攻;也许,她没有尽力来追求。常常,深更半夜了,写作煞住手,他便要到阳台上去,遥对夜空孤月叹息。他孤独得恐惧,自然属性就来折磨他。他觉得,事业、个人生活,都需要一个温柔贤淑的异性来掌握他前进的开关。

  他决定要回去见见她了。时值秋末,棣花镇东面的平原已种上了小麦,牛头岭那边的坡地上已见了大麦和碗豆的嫩绿;勤劳的庄稼人怎么可以闲得住,夹柿子,旋柿饼,切红薯,卧酸菜;有人扛了扁担带上儿子去河沟割柴,有人蹶起屁股在西山塬上捞红薯……

  丹江水悠悠东流,溅起的水花凉得彻心。他和她并排坐在河滩已经很久了,她不说话,他也不说话。她拣石子在手上玩,他拿脚在沙上踢出一个坑,又踢出一个坑。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子,当了工人仍有村姑的风韵。她将花格的衬衫领翻到蓝工装的外面,脚上那双丁字形皮鞋少说也得花去她半个月的工资。他和她干坐了两个钟头,说回,就各自往家走了去。

  下午,老地方,他们又见面,是各自的老人催逼所致。他问她矿上的情况,她说半句留半句的;她也问他省城的工作,他也有一句没一句。本来,他想告诉她,他写的小说北京登了,上海登了,天津登了,许多地方都登了,可她总问他编辑算是几级工。几级工?那时没有搞职称套改,他也答不出。反正没有劳保费,也不发工作服和翻毛皮鞋。

  他告诉她编辑工作是看稿子、写东西,她却问是广播稿还是墙报稿,是写对子还是刷标语。

  他和她实在没有能说在一起的话题了。他便对她讲这棣花镇的变迁,讲这丹江河的改道,讲这河沙中的硅粒和石英……她只是低头不语,石子不玩了,却一个劲儿地用手指绞那略黄的发辫。她对他讲的那些没有兴趣。

  他猛地站起来,大声说:“我要结婚了!”

  她扬起头,平静地:“那我祝福你。”说着一低头,双手捂了泪凄凄的眼。

  他们往回走了。天色昏暗下来,水从山边流过的那道白线变成一抹隐约的反光,唯有浪花以清泠泠的脚步叩问每一处或土或岩的堤岸。晚风从西山源刮下来,岸边的大片芦苇嗦啦啦伏下去,嗦啦啦拱起来,褐色的浪一直朝东涌去。他和她走在小径上。小径,二尺宽,两旁是枯萎的白茅和车前草;折坏的芦杆横下来如栏杆一般,低的跨过去,高的就得用手拨开。这小径他们自小走过无数遍了,要在这片苇园里很曲折地弯一阵子呢!

  出于安全和礼貌,他让她走在前边;还是出于安全和礼貌,他又让她走在自己后边。秋风让世界变得枯黄,又从人的裤筒钻进去让人心冷。他和她在芦丛中走了好长时间,钻出来了,怎么还是河滩?

  他们迷路了。芦苇地里的小路枝杈盘扭,尽管以前走过多少回,这一回是实实在在地绕了圈子。

  他泄气了,说“走不出去了,我们背靠背过夜吧!”

  她却勇敢起来,要自己在前边探路。他跟着她,不几步,她却说她害怕,心里直发紧。

  他想起来了,这芦苇地里是有几座乱葬坟的,老年人常说这一带有“迷糊鬼”蒙人心窍,迷上了谁,谁便在这里脚不停步地转上一夜呢!不知怎么,他真的就觉得自己眼睛发木,连天上有没有星星都瞅不清了。

  她只是喊害怕,继而抱怨不该到河边来。他知道这桩婚事算是糟透了,走熟路都发迷,还能伴侣终生吗?他拣一根芦杆,将一头递给她,叫她牵牢、站稳、闭上眼、想那jian下的莲花池。

  突然,他高诵:“阿弥陀佛,我来了!”说着拖她大步走去。这时,他们听见,村子里有狗“汪汪”地叫了……

  和这女矿工告吹之后,他又回到他六平方米的天地里。他一进入到创作的境界中,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唯觉心中的血在一条宽阔的河道里奔突。可是他一旦在稿纸上压上了那块青色的板板石,他便回到了人间,便有宠辱袭上心头。那时候他有个习惯,一苦闷便要两手插进头发,将手掌捂了额头,将视线在桌上作墨汁一般洇开去……

  中国有个封建宗法制的金字塔式的观念结构。贾平凹自小受到家庭和社会的教育,这教育使他把自己牢牢地钉在了这座体系严密的金字塔结构里。要把贾平凹从那金字塔式的观念结构里剥离出来,比从他身上割肉更使他痛苦。但凡文学界开会聚首,他免不了要受到许多女崇拜者的包围。她们朝他拥挤,常常把热烘烘的胸偎着他的身,常常把湿漉漉的气吁在他的脸,她们要听他说一句最平常的话。可是往往在这时,他却紧张得缩作一团,鼻尖上止不住涔涔地冒出汗来。一次在南京,他偶然发现外省那位和他挺要好的文友,手挽当地一个漂亮的女崇拜者在某地游走,他立时便在心间产生了排斥;他对那文友的印象,无意间蒙上了一层斑驳的色光。多年以后忆及此事,他总觉得自己的心理结构未免过于老化,但要他相仿行之,却是比上天摘星星还要难……

  他把它想象成一位长发公主。那青丝儿垂在背肩前胸,直化入那曳地长裙的百褶儿。微风咝溜溜过去,唯见长裙袅娜,却不见那软软的步子游前去。这是一株柳。植在陕西师大中国语言文学系大楼的左侧。师大的校园里,姿色绝佳的垂柳不少,可他偏偏就沉湎上了这株。白志刚没有找着,几多文学的议题在心里憋着。可他一看到这柳,便什么都忘了,有人宁愿“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他是宁愿在这柳下长眠了。不,他的长眠地在牛头岭,这不可更动。那就插一株这垂柳的枝儿到牛头岭吧,那祖坟世代叫古柏罩着,总是古枯苍黄的,这垂柳才携有灵气呢!但到伸手要折,却兀自软了手腕。它怎么可以折得?它其所以独抒性灵,不全赖于这绿色的“长发”吗?

  贾平凹跨上一辆三路公共汽车,心里还在念说那株柳。时序正交八月,西安的气温也不比长江上的“三个火炉子”低,他的脚上,塑料凉鞋的每一根鞋袢儿都像热胶粘在脚上,化纤布的长裤变形后绷带一般拧在大腿和屁股上。车上人不多,却是一个扇子的展览。末一排坐位全空着,他占了小小的一角,而左近的女同胞却偏偏把半个身子遮在他的头上,且将手中那柄潮州纸扇痉挛般地颤,直把一股股浓重的狐臭硬扇给他。平凹心里好生不快,头几乎被熏晕了,却也不敢吱声,是山里人的耐性在他身上发挥着作用。尽管那柳的幽思被冲得没了踪影,可他还是装人装神地挺着脖子。他嘴里默念着:“你熏吧!你熏吧!看你能把我弄成熏肉?”心里却在深深地琢磨,南郊是大学城,三十万文人学士聚在这里,没有高烟筒,空气洁净,社会秩序好,公共汽车的司售人员都喜欢在这一线服务,可为什么偏偏生出了这么个制造熏肉的女人?

  “啊哧!”公共汽车被熏得打了个喷嚏,车身斜了一下,停住了。这女人还知趣,忙忙地拨开枝枝杈杈的手臂,第一个下车跑了。平凹长吁一口气,将头从车窗探出去。他要记住这个站:草场坡。他目光落在奶油色站牌上,却倏地一个闪电在眼前裂开!没有上千串鞭炮的爆响,没有排山倒海的飓风,却委委实实是一个闪电。平凹将饱满的上眼皮揉了再揉,定眼望去,目光却皮筋儿一般被扯长了——

  那是一个青年女性,她若无其事地在站牌下立着。玉色的双臂“v”型地交叉在小腹,手里长长地吊着个普通的黑色人造革手袋。她偏过头去,静静地瞅那些性急的乘客朝车门前挤。贾平凹的心蓦地一颤,又一颤;他常常自怨山地人的没出息,可像今天这样使他心底一动再动的,却是从来没有过。是她妖艳吗?是她多情吗?压根儿提不上。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美女如云;常在钟楼附近,见到喧嚣的市井突然一个冷冻,那便是过去了一个倾城的绝色女子。平凹对此类人等,常常报以冷漠。可是今日,怎么就神魔附体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子,一双玉色的胳膊怎么就将他度量美的绝高旗帜吹落下来?

  她竟然上车来了!最后一个。她没有去坐什么位子,只款款地倚在车门旁的那根立柱上。她买车票时,和售票员说了一句什么;声音不高,却现出了她的明目皓齿。平凹在揣摩自己,也在揣摩她。他似乎在哪儿见过她。面不熟,那神韵却挺熟。

  在哪儿见过呢?她两根小辫儿,不长,斜斜地搭在肩上;流海帘子一般遮住宽宽平平的前额;腮庞不大,却将脸形撑成一枚匀匀的鹅卵;个头不高,不胖不瘦……这样的女子不是随处可见吗?大差市、长乐坊、韩森寨、未央路,及至郊县小城,集着农村姑娘的质朴和城市小姐的文雅于一身,那些进城工作的女工,那些郊县来的女大学生,那些刚刚从孩子群里出来的青年女教员,不都有这种风采吗?平凹将这些一桩一桩地掂过,于她却都不合适。她就是她。一无二致,是谓独特。独特在什么地方?是她那冉冉香莲般的脸盘儿?是她那亭亭玉树般的身段?是她那再普通不过的黑色手袋?是她手间那素绢的热帕?平凹终没弄明白。忽儿他又觉得,世上美人具备的美处她都有,那是一种复合魅力,能震撼心灵;又是一种内在的气质,给人以无可名状的静态威慑……

  公共汽车拧扭了一下腰身,在十字路口的红灯前停下。她有目光转过来,似乎在他的脸上顿了一下。平凹忙偏了脸,黑眼仁儿却随她的举止游移。当她目光从他身上漫过去的时候,他觉得身上凉飕飕的;当她举手撩一下额前的发帘的时候,他心里热乎乎的;他总觉得她那动作他见过,见过不下百十次!

  平凹牙一咬,咬定一个判断!

  当一个老太太从她身旁过去,要去前边坐位子的时候,她扶了老太太一把,轻轻说声:“您老慢点。”这一句平常的话,平凹逮着了,他胸膛一抽:乡音!他几乎喊了出来。那老太太落了座,向她道谢,她又顺手撩了一下头发,说:“没啥。”啊,平凹记起来了,这不是初中同学韩俊贤的妹妹吗?

  一时间,他心跳得厉害:坐不住了,身不由己地站起来。站起来,却偏偏被她从头到脚地看着。平凹汗流浃背了,作贼一般慌慌着,站起来要做什么呢?

  适逢公共汽车靠站,南梢门。他说什么也呆不住了,被人家看着站起来,不下车又是什么意思呢?他贼一样窜一车。偎着了南梢门的站牌,心还在呼呼地跳。蓦然,眼中没了她,心里却空洞得厉害,仿佛失落了他写小说的那支笔……

  “入了阴六月,三天一小雨,五天一大雨,那一沟的庄稼,长得山也挤,河也瘦了……”贾平凹在作一篇小说:《深深的秦岭里》。可他写到这里,说什么也写不下去了,思路乱成一窝麻丝儿,往昔那神笔的灵气化作了满腹的灰烬,连一星儿闪烁的炭头儿都找不着。肚子里的枯肠干碴碴地撑得难受。他不得不放下那支粗重的老式金星钢笔,将目光在稿纸的方格儿里钻进钻出。蓦然,一个倩影,粉色的,从稿纸上直朝他眼前推近;忽儿,那影像又洇化了,仿佛宣纸上的水墨,浓而淡,淡而远,最后化作了毛毛丝丝的灰绒儿,有水的纤维在那里柔柔地拂着……

  那影像是她的。挥之即去,捉笔却来。一时间平凹心律的步子乱了方寸,他不得不将稿纸反扣到桌上,认认真真地同她对话。

  “您是不是韩俊贤他妹子?”

  “您哪一年到西安的?”

  “上学!工作?跟人了?”

  她无应。最痛苦者莫过于放空枪的猎人。

  金星笔又在他指间捏转,稿纸再翻过来。“河也瘦了,河也瘦了……”平凹默念着那文思的断弦处,笔尖儿下意识地在那地方转圈儿。墨水泻了几丈长,落成的竟不是文字,而是一幅画。

  她的。鼻子,眼,腮额,不像。再来,先那短辫儿,再是流海儿,再是睫毛儿,不对。第三幅,先眉,后眼,再鼻、鼻、鼻若截筒,她在家时他就注意了那鼻。那鼻,挺楞楞地沉下来,修然煞住;鼻尖浑圆而不塌,鼻翼饱满而不肿,鼻孔微隐而不藏不露。多少俏妙女子,美得绝顶却失之于鼻洞:有双月般勾向鼻翼的,有仰上而倾泄了底气的,有深凹而埋裹着狰狞的……可她不,她这鼻,圆中存方,方中存正,正中存庄,庄中见雅,雅中见秀!这是一尊东方女人的鼻子哟!

  《深深的秦岭里》散乱地长满了五官,长得“山也挤了,河也瘦了”;贾平凹依旧画兴浩荡,他索性再翻过一页稿纸,再画那腰肢和玉臂……

  这一夜,他没有睡着,魂儿在三路车的一线游荡。

  他判断:她工作了,就在南郊。他匆匆去了食堂,逮住馒头先咬了一口。手在身上摸,竟没有带饭票;馍叼在嘴里,双手在上下口袋索遍,搜出的,却是一张十斤的全国通用粮票。炊事员吴师傅笑了:“小说把你给写迷了!”。他签名记账,急急奔走,脚踩了风火轮一般。他没有骑他那辆破车,他要去挤三路公共汽车。他跑到西华门,见三路车便上,没想把方向搞反了,他一口气儿下来,竟是西安火车站。他先自恼恼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壳,转而又乐了:起点站,上去占住有利位置,可眼观车子的前后上下,搜索的范围岂不更广?这样,他便一站一站地紧张了,民乐园,新城广场,西华门,钟楼,南门,南梢门……

  草场坡!他不知怎么竟下了车,直望着那奶油色站牌愣神。太阳明晃晃地在东天煎着,灼热的气浪洪水一般淹得人窒息,可他极有耐性地等着。过来一位老者,背负了沉重的行李,他帮他卸下来歇脚;过来一位拐腿跛子,他为他驱赶了一群模仿他用腿划圈儿的孩子;过来一位行乞者,他极大方地给他掏了五角钱……一时间,他觉得他今日算活成人了,心气开阔得瀚海一般!

  他想象中,她一会儿就要在这里出现的。

  可是,三个钟头过去了,没有“兔子”撞在那站牌的竖杆上。相反,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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