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上海创业史
第一节 品学皆劣的中学生



  1922年我十五岁时,高小毕业,投考杭州的中学。吸取前一年投考第一师范失败的教训,这次考了三个学校。除一师之外还加考一中和新办的盐务中学。结果,一师仍然落榜,一中和盐中皆被录取。父亲认为盐中是盐运使衙门办的学校,毕业后找工作较有把握。我也想,进一中,毕业后虽有利于升大学,但父亲经商,不一定能送我进大学,于是决定顺从父亲的意愿,读盐务中学。

  盐中校长蒋邦彦,金华人,是个奉系官僚,正在浙江盐运使任上。盐是国家专卖商品,盐运使是监督盐商的大官,也是保证提供八国联军赔款的税收机关,权力相当大,油水也相当多。这位蒋运使,是个典型的老官僚,他办这所中学,是想培养一批懂外文的青年,为监督盐税的帝国主义代理人服务。记得入学考试时,这位大官坐着四人抬的官轿,到考场来视察,我的小心灵里不由闪过一个念头:假使有一天我也能坐着官轿到处游荡,倒也威风!

  入学以后,我第一学期相当用功,功课一点不拉;第二学期,每逢星期天,喜欢到书店去逛逛,看到心爱的画册,买本回来,偷空临摹一番,相当惬意。那时画册大都是上海出版的山水花鸟石印本,也有古装时装仕女画,我临了一阵,似有所得,于是乐此不疲。与此同时,也对流行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发生兴趣。这类小说除了单行本,还可在流行的“礼拜六”派杂志中找到。读了之后,脑子里发生了离奇古怪的查案破案等等想象,也拿起笔来学写侦探小说,竟至于入迷。虽然有了此等课外乐趣,读书还算用功,此等乐趣反映了我求知方面的一大倾向,这和杭州这个新环境的诱导有一定关系。第三学期开始,眼界逐渐开阔,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参加了杭州学生大游行,长途步行到拱宸桥的日本租界,向日本领事馆提抗议,反对日本乘欧战结束之机,强占原德国租借地山东青岛。同时我也接触到新文化运动的书刊,如文学研究会主持的《小说月报》从中读到外国文学作品,开始接触外国人的人生观和恋爱观。我的思维境界更加开阔了。

  到了1924年第三学年,我已是一个17岁的青年,看到西湖边上男女学生并肩笑语,心有所动。碰巧,我的一个在女子师范读书的堂姐,在湖滨见到我,看我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便问我,要不要交个女朋友?我脸虽红,却点了头,表示愿意接受。这位堂姐实在热心,到了下一个星期天,就把我叫到女一师的会客室,介绍她的同学王文英和我见面,介绍完,她即溜走。我和王文英两人干坐在会客室里默然相对,不知说什么好。只记得我们年龄相同,约定以后在通信中互相对话。匆匆告别,我才如释重负,摆脱了尴尬的处境。回到盐中宿舍,几个比较接近的同学跑来问长问短,什么女朋友长得可好看等等。我说,我们并肩坐着,谁也不敢正视对方,脸方脸圆没看清,身高身矮站起来倒有个比较,似乎对方比我矮一点。如此回答,同学们当然不满足,可是我这时心还在跳,不知如何是好,同学们见我精神恍惚,也就散了。

  感谢那一时期读的新文学作品,使我对所谓自由恋爱有了一个模糊的框框,对如何写情书也有了一点可以借鉴的资料。从这个学年开始,我和王文英平均每星期通一次信。每当粉红色或浅蓝色的信封从门房那儿取回时,我的心直跳,揣摩信里写的什么,待到打开信封,看完简单平凡的语言时,情绪倒又平静下来。信的重要内容是,下个星期日我们将在什么地方见面,到什么地方去游玩。我心里盘算,到湖滨几公园见面?到岳坟还是湖心亭去玩?得马上回信,可不能耽误时间。等到写了回信,又急切期待美好时刻的到来。若遇到星期六天气不好,阴雨连绵,我就无心听课,歪着脖子看窗外,哪怕雨稍稍停一下,心理负担也就轻一点,不用说这天晚上一定失眠。

  我在后面《婚姻辩证法》一书里,把写情书叫作“纸上谈兵”。我和王文英在纸上谈了一年的兵,到最后竟然发展到希望成为永久伴侣的地步。王文英借看我堂姐为名,这年暑假到我桐庐老家来看我,我却不敢向父母直言,她就是我未来的对象。

  第三个学年终了,盐中向学生家长通报学生成绩,我的学业是丙等,操行也是丙等。父亲虽未向我追究,我心里却直打鼓。交女朋友谈恋爱是个违反校规的操行问题,至于学业丙等,则有全班滑坡的普遍性,因为从本学年起,采用外国原版教科书,教师外文水平不高,上课照本宣读,学生如坠五里雾中,考试时又要外文答卷,学业成绩如何好得了;加上这学年终了,我和几个同学拥到英文教员房间,要求免考,被训斥一顿,认为是“越轨行为”,也算到了我的品行账上。连拿两个丙等,怎么还有面子上第四学年?于是暗中串连四个成绩差的同学,作越级考大学的准备。当时我们认为厦门大学是个理想的目标,因为那里刚闹过学潮,一部分师生离校到上海创办大夏大学,厦大大伤元气,继续招生时特别愿意把浙江籍学生。我们通过一个浙籍助教和一个浙籍高班学生的关系,了解到考试日期和考试科目,便在1924年暑假期间;匆匆就道。王文英了解到我的窘况,愿意和我共患难,一同去考厦大。这样,我们五个浙江学生,约好先坐火车去到上海,两天后搭上了去厦门的英商太古公司的海轮。在轮船码头,码头工人把我们几个乡下青年拦住,强要我们每人出一元钱,把我们的铺盖行李提上船去,说如果不出,便不让我们上船,这是码头规矩。我们只得乖乖地被敲了竹杠,才得上船。

  我们买的是统舱票,因为是夏天,就在船的后甲板上占了个铺位。打开铺盖,露天睡觉,落得凉快。谁知第二天晚上遇到大雨,铺盖全部淋湿,只好坐以待旦。第三天到达厦门,赶到厦大,找到关系人,才知道考期已过,但学校同意补考。考试结果,只一个姓金的同学被录取,其余四人落榜。回浙江吧,江苏、浙江两省军阀正在上海交战,此路不通。怎么办?幸亏浙籍教师帮忙,同意为我们四人办一个补习班,才算安顿下来。

  进厦大,想读中国文学,而补习班自然是补中学高班的课。开班第一课是数学,先学代数,我脑子里一盆浆糊,不知怎么代法;后来学几何,还有点门路,因为它与平面造型有关,和我的美术细胞对劲,我还学得津津有味。在补习班和王文英天天在一起,但因情绪不佳,两人之间热度渐退,她和几个老学生有了接触,对我日趋冷淡。到了年底,得知我父亲经商失败,他寄来旅费,催我回浙江。补习班诸人包括王文英,也都动摇起来,约定一同离开厦门回故乡。我们买了一条货船的客票,一起动身。这次的船有舱位,不像上次那样风餐露宿,浇得一身湿,但这是只“野鸡”船,到上海码头后没有固定泊位,停在黄浦江上,等拉客的小舢板把我们拉上岸。那小舢板的主人乘机勒索,我们又被敲了竹杠才得上岸。

  厦门地处闽南,气候较暖,入冬以后出现一种怪现象:夏布长衫和棉袍子一齐过冬。事隔六十余年,1988年秋后,我重访厦门,夏布长衫虽已绝迹,当地人穿的仍是短袖短裤,而我已年逾八十,上身穿的是薄毛衫夹外衣,下身是呢子长裤。我想加入严冬,一定得穿呢大衣了。

  在厦门半年,学得几句厦门方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读作“吉依洒西吾勒切博狗直”。

  ------------------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