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为鲁迅写一部传,一部凸现他精神危机和内心痛苦的传。是我久蓄于心的愿望。我曾经那样崇拜他,一直到现在,大概都没有像读他这样,认真而持续地读过其他人的书。
  书架上那一套淡绿色封面的《鲁迅全集》,大多数分册的书脊,都被我摩挲得裂了口,我生长在那样一个荒谬的年代,今天的年轻读者也许想象不到,我十六八岁的时候,唯一可以自由阅读的非“领袖”著作的全集,就是《鲁迅全集》偏那里面的思想是如此深刻复杂,文字又那样生动有力,它们自然会深入我的灵魂,在我的意识深处沉淀下来。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只要有什么事情强烈地触动我,我就多半会想起它们。譬如,从稍懂人事起,我在生活中几乎随处都感觉到人民的盲目和愚昧。
  种种大的事情且不去说,就是走在街上,也会看见歹人白昼作恶,周围的人群中却无一人上前喝止;去乘公共汽车罢,车子还没停稳,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已经一哄而上,将下车的老妇人挤得踉踉跄跄。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想起鲁迅那些刻划“麻木的国人的魂灵”的小说,想起他那“愚民的专制”的论断,无论是七十年代中期,我在工厂做工,从广播里听到那些可笑的政治宣传,禁不住心生厌烦;还是八十年代以后,我开始在大学任教,惊讶于知识界中竟有这么多卑琐、狭隘、懦怯和无耻,戏都会记起鲁迅,记起他对形形色色的愚民术的憎恶,记起他那句“中国其实并没有俄国之所谓知识阶级”的沉痛的告白。
  不用说,我选择文学批评作自己的职业,那样忘情地与人议论社会、民族和人生,甚至被若干年轻的学生讥为“理想主义”,也正是因为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一类的誓词,在我心头回荡得太久了。有时候,我甚至在文章上不自觉地摹仿鲁迅,竭力显出一脸严峻的神色,那就不单是在看待人世的眼光上以他为师,而且在面向人生的姿态,对待自己的期望上,都下意识地与他认同了。
  时间飞快地过去,人生体验不断增加,我现在对鲁迅的看怯,自然和先前大不相同。从他对阿Q们的居高临下的批判当中,我愈益体会出一种深陷愚民重围的不自觉的紧张,一种发现自己的呐喊其实如一箭射人大海,并不能激起些微浪花伪悲哀:从他对历代专制统治者的轻蔑背后,我也分明感觉到一种无能为力的痛苦,一种意识到思想和文字远远敌不过屠刀和监狱的沮丧;从他对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对吕纬甫、魏连曼一类颓唐者的剖析当中,我更看到了他对自己的深刻的失望,对心中那挥赶不去的“鬼气”的憎恶;从他那强踊:不舍的社会斗士的姿态背后,我还看到了深藏的文人习气,看到了他和中国文人精神传统的难以切断的血缘联系。
  他写过一篇题为《论睁了眼看》的文章,断言“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一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因此他呼吁人们“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
  可是,我对他的了解越是深入,就越禁不住要认定,他自己也并不能真正实践这个呼吁,面对自己处处碰壁,走投无路的命运,他就不止一次地发生过错觉。这也难怪,一个人要直面人生,也须那人生是可以直面的,倘若这直面竟等同于承认失败,承认人生没有意义,承认自己是个悲剧人物,必然要沉入绝望的深渊,等待无可延宕的毁灭棗你还能够直面吗?不幸的是,鲁迅恰恰遇上了这样的人生,他自然要发生错觉了。孜甚至想,能够懂得这人生的难以直面,大概也就能真正懂得鲁迅了吧。
  我不再像先前那样崇拜他了,但我自觉在深层的心理和情感距离上,似乎是离他越来越近;我也不再将他视作一个偶像,他分明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样在深重的危机中苦苦挣扎。
  鲁迅屡次说,他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尽早被人遗忘;在一封给青年朋友的信中,他更说,倘若有谁以他为是,他就会觉得悲哀。他辞世已经五十年了,他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却还存人与他共鸣,以他为是,他若死而有知,又会作何感想呢?地球已经跨入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上各个地区的人类生活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新的危机取代旧的危机,新的蓝图取代旧的蓝图。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刻,依然有人一一绝不仅仅是个别人棗对鲁迅这样一位半个世纪之前的“绝望的抗战”音发生强烈的兴趣,甚至愿意引他为同道和先驱,这又是怎样可悲悯的事情!
  正因为明白了这一点,我才格外认真地来写这一部鲁迅传,写下我所理解的他的一生,也写下我这理解所包含的种种的共鸣。或许这样的写作本身,已经不止是指向他人,也同时是指向自己?或许我最后写下的,已经不止是对鲁迅和他那个时代的理解,也包含对我自己和这个时代的理解了。

                          1992年8月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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