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她的文字，无论幽默还是调侃，底色总感苍凉。只是近些年，通会之际，人文俱老，连苍凉也化在水三点火两重的一个“淡”字中了。
叶广芩人生的三个W
2014年初，根据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青木川》改编的开年大戏《一代枭雄》在多家卫视台热播。很多人不解，以文雅沉静文风见长的女作家何以能与匪气纵横、霸气十足的匪戏挂钩，但是这个钩还就挂上了，很是奇妙。
去拜访她，按照她的指引，我地铁转地铁转地铁再倒公交来到她住的楼门口。
她下楼来接我，穿得很普通，蓝牛仔裤，红棉袄，大风里，两手裹着衣襟。
微卷的齐耳短发服帖地拢在脑后，从前面看觉得她是盘的长发，两个独特的大耳钉像两朵明丽的花开在耳朵上，就是这一点用心，她整个人有了别样的韵味。
熟悉她的读者都知道她浓厚的北京情结，一个北京的女儿，“文革”到了陕西，一走40年，退休才终于回来。
“看君已作无家客，犹是逢人说故乡”。《凤还巢》只是她写的小说，可小说里的那份情感却实实在在是她自己的。听她用地道的北京话慢条斯理地说着她心心念念的故乡，她离家、回家的经历，总觉得心里硌得慌。
进屋，屋里陈设简单，对门条案上有溥儒的书法《蝶恋花》，窗明几净，被北京冬阳亮亮满满地抱着，舒适又安静。
她泡了茶，若有若无的茉莉茶香里浮浮沉沉她的记忆。
时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地点：北平
人物：丫丫
解放前，父亲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书，那是今日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我的三大爷也在这所学校工作……老哥儿俩不惟画画得好，而且戏唱得好，京胡也拉得好。晚饭后，老哥儿俩常坐在金鱼缸前、海棠树下，拉琴自娱。那琴声脆亮悠扬，美妙动听，达到一种至臻至妙的境界。我的几位兄长亦各充角色，生旦净末丑霎时凑全，笙笛锣镲也是现成的，呜哩哇啦一台戏就此开场。首场便是《打渔杀家》，《打渔杀家》完了就演《空城计》，然后，《甘露寺》接着《盗御马》，《吊金龟》接着《望江亭》，戏一折连着一折，一直唱到月上中天。母亲说：狐仙都出来了，散了吧。听母亲说狐仙出来了，大家这才收家伙，各回各的屋。——《颐和园的寂寞》
海棠树下，琴声悠扬，戏一直唱到月上中天……文中这个大家庭如此热闹的时候，她还没有出生。可是对于她，那一段时光她并未缺席，那些家族的往事通过父亲母亲老哥老姐亲戚朋友的讲述丝丝缕缕融进她的骨血中。
她也许一直未曾意识到它们的潜伏，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她从心底从笔端牵出记忆的长线，将那个时代拉进自己生命，又呈现在读者眼前。因此有了《本是同根生》《祖坟》，再有了后来的《采桑子》《状元媒》等系列小说。
小说里，丫丫是金家14个孩子中的老小，老宅三进的四合院中，14个兄弟姐妹出进盘桓、哭笑玩闹、争吵打斗，演绎的故事无数，亦生出情感无数。丫丫见证了一个八旗世家的兴衰，也身在其中体味着、反思着。
几十年如滚针毡针针见血的人生经历，让小说的文字中无处不见她真切的感受，所以走进她文字再走出时，主角“丫丫”的经历便和现实中的她高度重合起来。
然而小说毕竟是小说，故事里的事，说不是也是，是也不是。读者将那小说里的“我”当成她本人，按图索骥地去对照她的家事时，总让她觉得尴尬，因为那里多是好奇和牵强附会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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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地点：陕西
人物：工人 护士 记者 叶广芩
一九六八年的一个早晨，我要离家了。
黎明的光淡淡地笼罩着城东这座古老的院落……老榆树在院中是一动不动的静，它是我儿时的伙伴，我在它的身上荡过秋千，捋过榆钱儿，那粗壮的枝干里收藏了我数不清的童趣和这个家族太多的故事。这棵树，这个家，这座城市已不属于我……户口是前天注销的，派出所的民警将注销的蓝印平静而冷漠朝我的名字盖下去的时候，意味着怀揣着这张巴掌大的户口卡片我要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故乡，只身奔向大西北，奔向那片陌生的土地，在那里扎根。这是命运的安排，除此以外，我别无选择。——《离家的时候》
说到去陕西，她用的是 “甩出去”。
离家，对她是一种撕裂，与故土与亲人与熟悉生活的撕裂。到现在，她不喜欢坐火车，也不喜欢在火车站的感觉。1968年，离开北京那个早晨，妹妹举着一个烧饼，追着火车哭喊的景象，是她心里永远的痛。
到了陕西，她先在黄河滩上养猪和务农，后来被调进工厂。1983年，她被调到报社由护士变为记者编辑。
简历中短短几句话，她用了几十年去经历去体味，体味人生的坎坷，命运的蹂躏。
丛维熙说过：“生活和命运把谁蹂躏了一番之后，才会把文学给你。”
“你不能跟命运较劲，不能跟周围的人较劲，你最好的办法就是跟自己较劲。韩非子说，‘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32岁，当护士的她用值夜班时间写出的第一篇小说发表。
“我第一篇小说的编辑是路遥，那时他是《延河》编辑部小说组组长。他给我很郑重地写了封信，称赞了这篇小说。还在信里问我是个怎么样的人。后来，没见过面的路遥推荐我加入了省作协的读书班，脱产三个月，集中学习，专门研究文学创作。细想我能走上文学道路，从一个普通的护士到一个专业作家，跟路遥大有关联，他是我进入文学之门的领路人……”
也许是因为太关注文学创作，在厂里看起来不务正业的她被推荐到报社，成了一名记者，“我在报社工作跑的是林业口，跑遍了秦岭的犄角旮旯，到处去基层了解，我结交了很多基层朋友，深山老林里总有清新和真实的东西传递来。”
也是这样一段到处跑的历练，让她真正了解陕西，让她明白，宝贝并非像盗墓电影上演的那样光芒四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并不引人注目，甚至可能是黯淡无光的，就像最初她看见的西安。
“在陕西，你走在路上，看见路边有一些倾斜的石碑，后边是荒冢。你走过去一看，碑额是大唐国长公主墓。长公主，唐玄宗的姐妹呀。碑额是唐玄宗写的，唐隶；碑文是驸马写的，写到武则天时代的一次宫廷宴会，武则天令子弟们演节目，李隆基男扮女装，吹奏一段乐曲，他当时7岁。公主的墓碑，写的多是生活细节。它倾斜在麦田里，如果你不停下来，不去品味，你体会不到。在那里，很多时候，你不经意就走进了历史的皱褶里。”
陕西的生活给了她一种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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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地点：日本
人物：主妇 学生 叶广芩
一到日本，我的身份便变成了“家族滞在”，“家族滞在”是个日本词儿，中国没这一说法，听着别扭。说白了，意思就是“没有工作的家属”，在日本随着挣钱者居住，是个“附带品”。作为“附带”，我每年得在日本居住几个月，承担一下“主妇”的责任。——《主妇杂记》
上世纪90年代初，丈夫作为交流学者到日本，在日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她随丈夫一起去了日本。
忽然由一名满世界跑的记者变成一个“家族滞在”，对她，实在是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她不能想象自己天天的生活就是干家务，就是怎么用微波炉转鸡，怎么跟爬上阳台的藤蔓作战，怎么骑着车去商店寻找中国的松花蛋……
她不能让这些变成生活的全部。靠自己的努力，她进入了日本千叶大学法经学部学习。当然，能够顺利地进入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的日语基础好，而这个日语基础却是她在陕西独自放猪的收获。当年她坐在黄河滩上背日语五十音图的时候，绝想不到若干年后，会在日本的千叶大学派上用场……
在大学，她研究的课题是“二战时期残留在中国的日本归国者们回到日本后在日本法律、经济上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办法”。她进行了大量的采访调查，采访回日本认亲、定居的日本残留孤儿，还深入到日本的最基层，调查、搜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读书期间，她和很多留学生一样，走出家门去打工。在饭馆端过盘子刷过碗、在钢窗厂当过搬运工、在火腿厂贴过标签、在猫狗美容店给人家洗过狗……这也让她真正接触到了日本的真实生活。
在日本的时间，她停下了创作，没有动笔写过小说。
而后来，回到国内的她，将这些资料筛选、消化、吸收，又在东北地区走访了国内的残留孤儿和他们的家庭，写出了以日本残留孤儿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战争孤儿》和《雾》《霜》《霞》等作品。
“1968年我来到陕西，使我有了与北京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和人生体验；后来我到日本去学习，研究二战，这对我是完全陌生的领域，就是这样使我与中国文化拉开了距离，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我们的民族与文化，无异给我开辟了一片更为广阔的视野。这段生活对我也是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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