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冠病毒》，毕淑敏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
     
    以8年写一部作品的效率衡量，毕淑敏显然是“低产作家”，25年内她出版了屈指可数的6部长篇小说；然而以每本书的再版情况看，她又算得上畅销书常销书的“稳产作家”，即便是一本不打眼的散文集，也会一版再版,总有读者趋之若鹜。《花冠病毒》“捂”了8年好不容易写完了，她还在娓娓地说，写作就像蒸馒头，发好面还要醒一会儿，蒸好还不能马上掀开笼屉。
    这显然是她最用心的一部作品，每一个字都凝聚着她的思考。毕淑敏说，《花冠病毒》融入了她最多的想象力和对人性的拷问。
    从1987年发表处女作《昆仑殇》起，到《预言死亡》、《婚姻鞋》和此后的《红处方》《拯救乳房》等长篇小说，毕淑敏就以其作品沉重的主题、磅礴的气势和对人生、社会的冷静理智关怀赢得了广大读者。“真的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规规矩矩的作家与文学之路……她太正常、太良善，甚至于是太听话了。”王蒙曾这么评价毕淑敏。即使是写小说，毕淑敏也没有忘记她作为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她有一种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的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毕淑敏的确有这样一种魅力，她的语言和文字一样，春风化雨般无声地滋润、净化甚至提升着每一颗走近她的心灵。 [!--empirenews.page--]分页标题[/!--empirenews.page--]
    读书报：写《花冠病毒》的起源来自什么？
    毕淑敏：2003年4月，北京SARS流行，在5月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中国作家协会打来的电话，要求我第二天就参加一个特别的采访组开赴非典的第一线，而且通知我们到SARS一线去不得回家。在那之前我知道有一些人报名参加，但是我没有报名，是因为当时我的老母亲被诊断为肝癌，正在密集的治疗当中，我这一走她怎么办？如果真的有什么意外，我自己在所不惜，但老母亲要经受怎样的创伤！我就很迟疑，问他们为什么要让我去？作协告诉我说，我具有医学知识，而且以前当过兵，应该在这种紧急关头接下这份使命。我依然说你让我想一想。但我妈妈听到了，她说，国家有难，你应该挺身而出，既然已经被派遣，就不应该推辞，你放心好了——在《花冠病毒》的开始部分其实和事实有一点相似，就是一个女子要放下自己患重病的母亲奔赴前线。
    读书报：2003年您就参加作协组织的采访，为什么直到今天才完成这部作品？是什么触动了您的写作？
    毕淑敏：从SARS一线返回以后，和我同去的报告文学家都早早地交出了作品，例如何建明、王宏甲。从2003年春天我开始写，整整八年过去了，这对一个作家来讲是一个漫长的时间，我没有一天忘记过这些病毒，而且和这些病毒亲身接触当中发现病毒远远比我们人类更为古老。如果把地球比作一间房屋的话，当人类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这个房间所有的地方早已遍布病毒，它们是非常原始的一类生物。
    今天的人类从来没有面临过险恶的生存环境和挑战。我以一个做过几十年医生的身份和作家的思考，觉得我们必须要居安思危，我们和病毒必有一战，谁胜谁负尚在未知之数。人类怎样面对和病毒之间这样一场巨大的博奕？又将怎样独自面对死亡的威胁和未知的恐惧？我买了很多关于病毒的书，包括《病毒大辞典》，读得非常吃力。医生要求非常实事求是，我希望写得有一定根据，又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最后我把它定位于科幻，一下子找到了支点。我想写一种可能会发生的现实。如果曾经发生的事情，想象无法展开。科学家说，这也是科幻小说重要的流派，科幻小说不完全都是没有边际。对我来说，用这样的方式最好。 [!--empirenews.page--]分页标题[/!--empirenews.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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